中国的持续较快发展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从需求和发展空间角度看，大约还可以持续30年左右，甚至可能持续40年。在这段时间内，GDP年均增幅在6%-8%，并且是一个比较实在的增长，确实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从需求和发展空间所提供的可能性的角度说的，而不是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不包括对于这种可能性实现概率的判断。
当我们从普遍规律的角度认识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实际并不是“奇迹”，而是一种合乎规律的个案。而在人的行为规律的框架内，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既有可能再延续30多年，也有可能在最近10年内戛然而止，关键在于如何作为。
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三个普遍规律
这三个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是：
规律一，持续较快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持续较快发展。这是因为，发展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而不是发达国家的任务。从经济上看，发展中国家就是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国家，发达国家则是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的国家。按照邓小平的概念，所谓普遍富裕就是公民生活已经普遍地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水平的那种状态。这就意味着，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大的发展必要和发展空间，因而也就具有长期较快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发展中国家长期拥有年均5%-6%以上的快速增长，这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不是什么奇迹。甚至相当长时期拥有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也是屡见不鲜的。欧美诸国在1980年左右以前也是尚未实现普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战后也曾有过20多年年均增长6%的黄金发展期。
反之，在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基本饱和，发展的必要性已经不大，发展的空间也已很小，因而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就随之变为了微弱补充型的经济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之下，GDP年均增幅为1%-2%左右即为正常。如果连续多年超过3%-4%，则表明已经出现了发展泡沫，这就会出现大问题。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多年，就是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GDP年均9%的增长率，也是被这种泡沫带动的。在这个范围内，它不是一种“奇迹”，而是一种病态，尽管这种病态发展也是有收获的。
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速度上的这种差异首先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而不是制度体制上的差异，更不是能用“奇迹”解释的神秘莫测的现象。这种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实质上是质的差异，因而也是首要的、框架性的差异。所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较快发展，首先就是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长期较快发展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因而也就不是什么“奇迹”。
规律二，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首先取决于经济起飞的起点之高低。这就是说，经济起飞时的基础越单薄，起点越低，起飞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因而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长。反之，经济起飞时的基础越厚，起点越高，起飞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就越短，因而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短。概言之，假设起飞后的平均增速基本相等，则起飞后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就取决于经济起飞的起点之高低。
譬如，二战结束后，欧美诸国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就实现了普遍富裕，于是它们的增长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与之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连续30多年较快增长，仍未实现普遍富裕，因而也就仍有继续长期较快增长的可能。造成这种重大差异的原因在于，在以往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在启动经济起飞时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和制度体制储备已经相当雄厚，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很大资助，所以它们距离普遍富裕的实现实际已经相当接近。而中国在本次起飞启动时的各项基础极其薄弱，发展水平甚至低于部分非洲国家，各项人均指标大多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我们那时实在是太穷了，我们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我们距离普遍富裕的实现实在是太遥远了，因而我们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就不仅要比战后欧美诸国长得多，而且也会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长。所以说，连续30多年持续较快增长，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奇迹”，而只是对于我们过去长期发展不顺、以至过于贫穷落后的一种补偿。
规律三，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长短还取决于发展效益之高低。这就是说，发展还有一个效益问题。所谓发展效益就是发展投入与发展实效之比。发展效益与发展时间密切相关。发展效益越高，发展路程就越短，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越短。反之，发展效益越低，发展路程就越长，所需要的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也就越长。“熊瞎子掰苞米”式的发展效益等于零。假设发展效益为零，则就是GDP高速增长一万年，也还是不能实现现代化。所以，持续较快发展的时间越长并不都是值得骄傲的，其中因发展效益较低而带来的时间延长就是这样。
应当承认，我国的发展效益是比较低的。譬如，我国的短命建筑层出不穷，盖了拆，拆了盖，每折腾一遍，都增加了GDP，但也带来了大量浪费，降低了财富积累速度。我们的城市道路像拉锁，每拉一次都增加了GDP，但其发展效益也是大打折扣的。我们的许多投入都带来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而改善环境的投入也都增加了GDP，甚至某些破坏环境的投入也增加了GDP，等等。总之，在所有这类情况下，GDP增长本应带来的发展实效都是大打折扣的，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发展效益比较低的实际情形。
进一步看，经济发展效益比较低，致使表现为GDP增幅的持续较快增长实际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做无用功，是有相当水分的泡沫式的增长，而不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切实有效的提高。与这种发展方式相反，发展效益比较高的国家，GDP增速中的浪费比较少，弯路比较少，泡沫比较少，财富积累比较快，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比较好，国民得到的实惠比较多，走向普遍富裕的发展道路走得比较实在，这就使之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现代化，而不必去经历漫长的低效益的持续较快增长。
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日本、韩国经济起飞后，只用了大约三十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同样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国却至今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半途中，以至今后仍需长期保持持续较快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诚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我国经济起飞的起点较之日韩低得多(特别是在体制机制和人力资本方面是这样)，但也与我国的发展效益比较差、日韩的发展效益比较好有相当大的关系。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而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
总之，把我国经济连续30年的持续较快发展称之为“奇迹”，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导致这种较快发展的原因还有我们30来年的持续努力，但这种努力也是在上述三个规律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的，因而也是能够加以科学认识的对象。所以，现在我们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普遍规律，而不是崇拜“特殊”和不可思议的“奇迹”。否则，我们就会偏离科学的轨道，重新退回到中世纪神秘主义的状态。
如果要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内继续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从而一举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通过持久努力，至少创造和供给以下两项基本条件：
一是更加依靠改革和开放，切实完成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二是着力克服政治体制改革障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要求2022年完成的重大改革计划
邓小平指出：“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就是从2000年实现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间的50年发展期。所以，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和现实状况，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阶段，正是需要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停下脚步，仰望“奇迹”，坚守“模式”，“治大国若烹小鲜”，稳定至上，弱化和淡化改革的时候。
现在更要靠改革，要靠什么改革呢?邓小平指出，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两大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不改革，“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邓小平语)，从根本上危及社会稳定，这是最根本的政治问题。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成“十二五”规划，也主要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分配制度不改革，扩大不了内需，又不能依靠外需，那就只能走进死胡同。
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十三大前后曾经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八九风波”后，他又明确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所以，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它的核心内涵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
那么，邓小平对于21世纪的改革又有怎样的战略规划呢?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就是说，虽然改革具有长期性，但到2022年左右即应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首要内容当然就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其次就是与之相配套的新型政治体制，尽管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总设计师的这个战略构想非常英明。要说“顶层设计”，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也是最权威的顶层设计。所以，我们在考虑未来能否保持长期较快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能否通过深化这两大改革，为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和制度支持。现在，我们距离完成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改革计划已经只剩10年时间了，而我们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却仍然是极其繁重的。特别是，形势表明，假如我们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改革计划，那就会导致未来10年形势的恶化，以至使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功亏一篑。所以说，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的这一改革计划。由此，我们现在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也就只能是着力完成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改革计划。
政治体制改革需克服五种障碍
未来保障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切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拥有应有的力度和成效。邓小平早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紧筹备和推行，不能太迟。虽然他在1992年前后的特殊形势下，也曾首先着力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但他在修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仍然坚持的主张，现在己经具有了直接的和紧迫的现实意义。面对未来，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所期待的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将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增长的严重失速，也将在10年以内出现。所以，目前特别需要着力克服政治体制改革障碍，积极筹备和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看，目前特别需要着力克服以下五种障碍。
一是认识障碍。当前特别需要走出“先民生、后民主”的认识误区。邓小平曾经反复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不能孤立推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这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产权制度改革转向分配制度改革后，尤为突出。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政府本身也是利益相关者，而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它就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利益份额，并在劳资关系中使利益过多地倾向于资方，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在这种格局不变的前提下，而且是在这种格局己经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的大背景下，即使是真正关注民生的领导干部竭力推进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改革，努力使人民生活得到应有的改善，他们也会深感力不从心，而且实际结果也只能是至多使情况有所缓解和改善，而不可能使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得到根本的改革。
所以，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公共参与和权力制约。只有实现了有力的公共参与和权力制约，才有可能实现公平分配，这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而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说，没有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只有分配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民生与民主一起抓，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分配制度改革，真正使民生得到应有的改善，真正有力地扩大内需，因而也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长期较快发展。
二是意识形态障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主张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所以它不仅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而且还是非常好的指导思想。真正的意识形态障碍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又死灰复燃了，并已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克服的严重障碍。
三是知识和能力障碍。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知识已经广泛普及了，但现代政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还很不够。首先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的思想主张的研究和普及很不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误解成为“左”的那一套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其次是邓小平提出引进西方政治学之后，虽已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绩，但有关知识的普及仍然很不够。最后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人类政治进步重大成果的实际知识普及得很不够，许多人仍然在用19世纪的概念想象着外部世界。这种现代政治学知识普及程度很不够的现象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领导干部的这种知识储备严重不足，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问题。缺乏现代政治学知识(首先包括其价值理念)就难以形成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要求，也缺乏筹备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能力，而且还会因为缺乏新知识和新能力而表现得因循守旧，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知识障碍和能力障碍，这种障碍不化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寸步难行。所以，作为学习型政党，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学习现代政治学。
四是利益障碍。某些既得利益已是公认的政治体制改革大障碍，但这种障碍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有责任感、有决心、有智慧、有能力，它就能够被温和地化解掉，而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否则，那就只能走进死胡同。
五是信心障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官民双方都有必要的信心。如果官方没信心，就不会有勇气启动改革，民间也会走向绝望。如果民间没信心，以至于绝望，就会由失望走向激进，而不再是主张和平改革了。如果官民双方都认为改革已经不可能了，那就会从合作走向对抗，进而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窗口仍然是敞开的，所以克服为难情绪的客观基础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就是提高对于改革可能性的认识，进而研究和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应当看到，以言论和行动使人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希望和信心，实际也是维护稳定的一个战略性的关键环节，我们切不可在这方面掉以轻心。
另外，强有力地推进科技创新和文化进步，最大限度地开拓和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从模仿过度消费型的现代化转向创造适度消费型的现代化等等，也都是长期较快发展赖以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