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二次著文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张维为先生就学术理论问题提出商榷：在2009年2月11日针对张维为先生的《中国：说出你的声音》 ，我写了《进一步反思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文章；在2011年1月30日针对张维为先生的《“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我写了《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张维为先生商榷》的文章。现在张维为先生的新作《中国震撼》又在理论界引起了新的热点。我当然非常想再次向张维为先生提出挑战，但苦于在网上找不到张维为先生的这篇著作的原文。如果化几十元钱，这笔对我这个一贫如洗的穷书生来说也不算小的数目，去买一本我认为毫无价值、谬论百出的书当靶子的话，也实在是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只能将就着拿《新民晚报》2011年4月18日至22日连载的《中国震撼》第三章中部分内容作为靶子来批判。等什么时候《中国震撼》在网上全文公开时，再来继续写批判文章。
一、中国真的已经实现了“超越西方模式”的崛起了吗？
在张维为先生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中国崛起
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1]
在这里，张维为先生不但夜郎自大地肯定了中国“已经”崛起，而且明确指出是“超越了西方模式”的崛起。这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不错，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确实取得了“空前和伟大”的成就，无论是GDP总量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还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的外贸顺差；以及在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全世界经济发展惊人的推动力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伟大成就。就拿张维为先生文章中指出的：“奥巴马首次访华，……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种说法也确实属实。但是要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崛起，而且是实现了“超越了西方模式”的崛起，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不自量力、狂妄自大了。
我曾经在2006年就著文论述了衡量有没有真正崛起的最主要标准是什么：“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标准和标志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GDP的多少，不是高楼林立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也不是原子弹和国防武器的先进，更不是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多少；国家繁荣富强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标准和标志只能是‘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富裕’。”[2]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仍然贫穷，不富裕，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定义为富强的国家，也不能被定义为已经崛起的国家。而且只有少数人富裕，或者说是贫富悬殊式的富强和崛起，是没有任何社会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很显然，中国不但2010年人均GDP才4283美圆（现值）[3]，只有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104390万美圆[4]的4%，第二名挪威84534美圆[5]的5%，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10%左右[6]，名列全世界的中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个人均GDP是建立在贫富严重二极分化的事实上的，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高达0.46。不但远远地超0.4的警戒线，而且这个数据肯定还没有计算大量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和腐败利益，因为这种高达4.8万亿元的灰色收入[7]和大量的腐败收入是根本无法统计的。这说明中国的实际基尼指数要远远地高于0.46这个表面数据。
我们再来拿国家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和发达国家做比较：不要说在科技领域还没有实现诺贝尔奖的0的突破，（刘晓波先生得的是和平奖，不属于科技领域。）“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站全世界总数的99%。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有四个方面：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创新投入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创新产出高。……根据有关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我国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34％，低于世界平均1.6％和发达国家一般2％以上的水平。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依赖进口。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研发活动的约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8]
我们再来分析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在中国的低端工业品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同时，“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是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0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当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警告中国正出现‘文化赤字’，……”[9]“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经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趋附西方所引领的文化潮流，这是大多数国人所选取的文化姿态。……对于盗版书和假名牌包包皆如是，对产品的复制、专利偷窃和非法下载习以为常地宽容。直接代价就是，无法获利的企业也懒得花真金白银去造有文化含金量和专利权的产品了，而更愿意做一本万利的掠食者，把软实力烂在那里。……教育加上‘产业化’三个字以后，……‘有知识没文化’的毕业生是功利教育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中国人普遍相信垄断带来的利润、权钱带来的关系、公职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相信白纸黑字的规则。既然规则没有进入我们的DNA，那就注定了硬实力不会长久，软实力不会到来。”[10]难道有谁，包括张维为先生，能够否认上述这些对中国文化软实力论述的事实？
够了，中国在人均GDP、共同富裕、科技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等三大主要领域还处在如此中等和有待发展的客观事实中，我们能够自我沉浸和陶醉于“已经崛起”，而且是“超越西方模式的崛起”的幻觉之中吗？我们中华民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实在是还处在“任重道远”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空前和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确实存在着许多可能“致命”的严重问题，比如权力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等等。而且这些致命的严重问题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就是如张维为之流所提出的妄想要搞“超越西方模式”的崛起！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恰恰就是——在全世界所有已经实现“崛起”的发达国家中，还没有任何例外，哪怕是一个例外，可以实现“超越西方模式”的崛起！
什么是所谓“西方模式”的崛起，或者说什么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全人类贡献的“普世价值”？举世公认的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民主宪政、全民普选、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和道德法制规范的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文化环境。这些“普世价值”虽然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也是全人类的遗产。就像中国历史上为全人类贡献的、西方国家同样享用的“四大发明”一样，也是全人类的遗产。我们中华民族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和客观规律。如果张维为先生之流真的“聪明”到想让我们中华民族“超越”这些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西方模式”和“普世价值”，就好比是在西方国家共享中国的“四大发明”的同时，要我们中华民族“放弃”和“超越”牛顿定律和相对论一样地愚蠢！！
我们再来分析张维为先生说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谬论。不错，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长达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国家”，但是中国的这种文明是否能够证明已经崛起？答案不但是不确定的，甚至中国的这种文明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实现复兴崛起的阻力。这也是为什么百年来争取中国复兴崛起的先驱，无论是戊戌和辛亥先驱。还是五四和后续的共产党人，都非常一致地举起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
我同意王也扬先生的观点：“首先要判断一种文明是属于哪一历史时代的。大家知道，人类历史是一部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不同的文明程度划出了不同的时代。”[11]中国的“民本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文明，是产生在二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的起源时期，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确实可以说是世界农业文明的“灿烂顶峰”。我在上一篇和张维为先生商榷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在人类处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只要想国家繁荣发展，就离不开中华文化，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迅速在东南亚得到普及的根本原因。但自从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以来，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相适应的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在欧美形成后，和世界农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和竞争中衰弱一样，代表农业文化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确实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在文化上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引进发展、并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就必然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制度方面也一样，传统中国适合农业社会的专制集权的制度体系，同样无法适应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适合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的话，中国将必然地存在彻底葬送改革开放的所有成就的危险和可能！”[12]
那么，什么才是西方工业文明最主要的制度性原则呢？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也只能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实现。那么，不但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公平竞争”必需建立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治的“人权”原则上，而且，市场经济又必需“民主的”政府来进行宏观调控，恰倒好处地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因为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够相对有效地做到在宏观调控中保持中立的、公平的立场。而任何集权政府的本质，就是追求不公平的特权，否则，集权的管理体制就没有存在的任何必要了！所以，在集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做到相对完善的“公平竞争”和相对中立、公平的宏观调控！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集权体制下的市场经济都具有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的特征。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结果。
为什么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够保持有效的中立的、公平的立场呢？就因为民主政府是“民众授权”的全民普选决定的，她可以直接地让一切不中立、不公平、追求特权和腐败的政策和官员滚蛋；其次是民主制度又把政府权力置于言论自由的民众监督之下，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和透明；第三是，民主制度有相对有效地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权制衡，从而相对有效地实现了把传统上绝对的“政府权力”关进笼子的反腐败目的。所以，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就是必须在坚持全民普选、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法治和德治、以及恰倒好处的福利水平等主要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够保持中国的文化特色！
张维为先生说：“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 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13]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张先生说的所谓国家的“历史的合法性”的原理。众所周知，人类从进化过程开始，一直到民主社会诞生之前，国家都是建立在暴力剥夺的基础上的，执政者，也就是张维为先生上面说的“国家”，都是通过暴力杀戮的强权来建立其“合法性”的。只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因为市场经济必需“公平竞争”的客观要求，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开创了“民众授权”的“现代合法性”。我想请问张维为先生的是，他主张的“历史合法性”，如果不是“民众授权”的“现代合法性”，难道还想让中国坚持和维护“暴力杀戮”的“历史合法性”？因为除此之外，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出现过第三种“合法性”！如果张维为先生还具有基本的历史常识，就应该明白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管这种朝代更替的战争到底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但所有朝代的皇权，也就是代表国家的政权，都确实是依靠暴力和战争建立的！而举世闻名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的对话，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念必须以民主政治的原则来跳出这种“历史的周期律”，也就是必须摆脱和超越这种暴力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二、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源都是妄想搞“超越西方的崛起模式”！
张维为先生还认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特的经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就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帮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家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福子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14]
我确实不知道张维为先生上面说的中国的“人本经济学”和“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什么，因为在张先生的文章中没有做详细分析。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式的“民本思想”到底是怎样的：读者都知道孟子说的那句明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 如果张维为先生也认为这应该是儒家的、也是中国的民本思想的话，那么我不知道张维为先生是否知道在这十个字后面孟子紧跟着说的：“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6]在这里孟子说的非常清楚：儒家的，或者说中国式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以忠君和维护皇权为前提的，这也中国式民本思想的本质性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皇权的统治，才去“爱民”，才是“民为贵”的。而众所周知的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权”原则应该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俩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
之所以会有这种本质性区别，前面已经说过，二种民本思想产生的时代不同：中国的民本思想，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农业社会，它代表了一种中国式的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而西方的人权思想则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文明的显著标志！所以，在这里，说穿了，张维为之流之所以坚持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人权思想的目的，妄图坚守中国式的农业文明的民本思想，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中国文明中的集权统治”，是为了维护集权的管理体制，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特权利益。
首先，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张维为先生上面说的中国的“人本经济学”到底有没有“让中国的老百姓满意”？在这个问题上，是任何人，包括我和张维为先生，甚至是执政党都无法“替民做主”，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张维为先生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中国老百姓2010年一年中发生18万起群体性事件[17]的“实践”，应该可以证明中国老百姓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更能够进一步证明这种集权的管理体制到底能不能真正实现张维为先生说的“治国安邦”的目标！这种一年18万起群体性事件同样也足以证明张维为先生主张的中国模式的“人本经济论”到底是为了“百姓福祉”还是为了“特权利益”！
其次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满意？就因为中国现实社会中几乎所有致命的重大问题的根源，都和这个企图拒绝和放弃西方“普时价值”中“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人权原则”，而努力维护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尤其是针对张维为先生主张的，拒绝西方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原则，坚持中国式集权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没有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直接产生的权力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等问题！难道张维为先生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如果张维为先生真想否认，那就直截了当地说明白，我在这里洗耳恭听！
第三是，张维为先生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18]
不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是邓小平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的主要原则之一。但是，邓小平这个政策的完整描述应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就是看它能不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邓小平说的非常清楚：如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产生了贫富二极分化的结果，那么不但说明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是错误的，而且还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失败了！上面论述的中国实际的基尼指数已经远远地超过名义的0.46，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实现“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效果。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张维为先生所主张的妄图“超越西方民主的政治模式”使人民群众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和制衡权力腐败和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集权模式的崛起！
三、张维为提出“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19]，恰恰都是中国的弊端！
张维为先生在文章中说2009年11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如果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确实存在向中国这五个方面学习的现实需要的话，那么这五个方面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恰恰全部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这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矛盾。就好比当年美国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一样，在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恰恰就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弊端。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五大弊端中的四大弊端：
1、“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20]确实是中国的弊端。
我们只要先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客观现状就可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
一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是城市建筑，起码超前客观经济实力30-50年，而这种超前就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挤占了民生和福利方面的发展，而恰恰是在民生和福利方面的滞后，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严重问题。
二是，这种严重超前的冒进，完全可以说是在腐败的激励下才产生的。我们可以从在中国的官场上，交通、城建和土地部门的首长的任职“风险”可能比下井的煤矿工人还大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只要统计一下这些部门首长是如何地“前腐后继”的事实就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张维为先生所赞赏的集“举国之力”的集权模式，恰恰就是培育这种腐败的“温床”！读者可以参阅一下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上《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较少后遗症》[21]的文章中介绍了加拿大某城市对一座桥梁的修建工程的民主决策过程是如何地避免了包括腐败在内的后遗症的。对照之下，就应该能够明白这种集权体制下的腐败、浪费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低效率！
三是，这种严重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天文数字的有待收回的成本，直接结果就是国民经济中物流成本的恶性膨胀。有学者甚至指出，从广州运到北京的运输费用，比运到美国还贵；中国物流总成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发达国家的二倍以上。
如果张维为先生不是愚蠢到连“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也不明白的话，就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国民经济的所有“元素”，都必须均衡发展，任何元素严重的冒进和滞后，都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2、中国政府把“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22]的负担推给了民众。
一是，我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初，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就应该做
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在90年代初，大约是92年，更是作出了国家财政的教育投入不能低于GDP的4%的决策。但是直到被张维为先生自称为已经实现“崛起”和“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的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4%的国际上发展中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底线。据说今年也无法达到，按计划要到2012年才能够达到。这个事实能够来证明张维为先生说的：“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的优势吗？如果说确实存在张维为先生文章中说某个美国人认为：“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的子女的前面。”[23]那么，要么是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要么是中国悠久文明中注重教育的观念使家长愿意为培养孩子而刻苦付出，也就是我说的，各级政府把“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的负担推给了民众。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的最严重的问题和弊端之一。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因教育而“返贫”已经是造成“返贫”的最主要的原因了，也占了最大的比例。
二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揭露了中国教育中的本质性弊端。老科学家钱学森在临终前，向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为什么新中国的教育出不了“大师”？为什么建国后培养的学者没有一个能够超过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师？虽然张维为先生或许不承认，但客观的事实就是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名利地位的诱导，从小培养就鼓励和培养了学生为了名利地位说假话和套话的习惯，从而严重地遏制了中国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连真话都不敢说的人还可能会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吗？
三是，中国教育领域的官本位制度，尤其是在大学中，搞学术科研的教授，不管是柴米油盐的小问题，还是教育战略、教育方式、科研发展方向和科研项目确定等大问题上，都不得不围着行政部门的衙门转。这种政治集权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是造成中国教育所有严重问题的总根源。
难道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会真心实意地向中国学习这种教育弊端吗？
3、“家庭养老”的文化，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弊端。
张维为先生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24]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的这个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能够成立的前提是，老人不能成为后辈的经济负担，也就是政府不能把养老的经济负担推给年轻人的家庭。当然，如果后辈有足够的财力，那另当别论。而中国社会的现实，恰恰就是老而无养、老而无生活保障，这种政府把养老的责任推给子女的客观事实，并不是造就了无数敬老爱老的和睦家庭，而是造成了无数老而无养的悲剧。在中国农村中老人的高自杀率的大多数原因都是老人不忍心增加子女的经济负担而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在中国，尤其在农村，这种老而无养、依赖子女养老的模式，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当然，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已经养老无忧的环境下，中国这种和老人共居的家庭生活方式，确实是利大于弊的。
4、中国民众的“储蓄习惯”不但并不健康，而且问题严重。
我们先请看中央党报《人民日报》2011年5月5日的评论文章：“老百姓不花钱是因为没钱花不敢花”这就非常明确地论证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绝对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优势。在这个弊端背后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福利水平是那么的支离破碎，远远没有达到人均4000美圆国力应该达到的福利水平。除此之外，这种低福利造成的民众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的结果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资产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在中国，能够增值，产生收入的资产，75%以上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严重地挤占了民间的收入、投资和消费。而在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可增值的资产，基本上都在老百姓手中。[25]所以，美国的老百姓之所以敢于把工资收入全部化掉，不但是因为福利制度使他们基本无后顾之忧，还因为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资产增值收入作为高消费的后盾。
而所有这一切，几乎全部都是阻碍国民经济发展的弊端！既然张维为先生明白：“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26]的道理，就应该同样明白，如果真要想长久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彻底地、 有效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类似于一年18万起群体性事件的根源——缺乏人民群众民主监督和制衡的集权体制造成的权力腐败；来使人民群众真正满意。
四、几乎所有“替民做主”的强势政权都必然存在腐败的隐患。
张维为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7]
这话虽然不错，但是“强权政治”是把双刃剑，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任何“替民做主”的强势政权都必然存在腐败的隐患。如果说，从秦始皇到辛亥革命历史中最主要的中国特色就是“皇权独大”，不同于欧洲皇权、教会和贵族三权鼎立、互相制衡，谁也奈何不了谁。虽然这一中国特色造就了文景中兴、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它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亡国灭族、民众苦难的根源！
特别是当世界历史进入到民主政治的工业化市场经济的时代，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应顺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坚持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抗拒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拒绝已经被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那么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最大障碍和阻力！
张维为先生说：“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个董事会，总书记就像是董事长，总理就像CEO, 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个公司的方法。……我们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通过一人一票选CEO,因为这样做的话，公司就要破产。所以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国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国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28]
上面这些话，就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张维为先生的无知和愚昧——公司法中规定由董事会一人一票地选举CEO，不是因为张维为先生所说的“由全体职工一人一票来选，公司就要破产”。而是因为董事会成员拥有公司所有财产的所有权。这是由物权法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然正义”的原则所决定的。很显然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以，她的“CEO”，也就是执政权，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普选决定，而不能，也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来决定。
这也是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我实在弄不明白的是，连这点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宪法常识都不懂，如此无知和愚昧的张维为先生这教授和研究员是怎么当的！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1]、[13]、[14]、[18]、[19]、[20]、[22]、[23]、[24]、[26]、[27]、]28]：
张维为《中国震撼》《新民晚报》2011年4月18日至22日连载
[2]：丁礼庭《国家富强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97374.shtml
[3]、[4]、[5]、[6]：2010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IMF权威公布)
http://www.douban.com/note/145413445/
[7]：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147.html
[8]：整理自《人民教育》2008年7月
http://hi.baidu.com/mzyzzhy/blog/item/88bae33d257e5ee83c6d9754.html
[9]：《新周刊》2006年《中国缺乏软实力：五千年文明为何不敌好莱坞》
http://dujun1919.blog.163.com/blog/static/30789720069952531333/
[10]：《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九大原因》
http://dujun1919.blog.163.com/blog/static/30789720069952531333/
[11]：王也扬《别在文明理论问题上犯低级错误》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700.html
[12]：丁礼庭《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张维为先生商榷》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786.html
[15]、[16]：《孟子》14•14
[17]：孙立平先生在《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中指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075.html
[21]：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较少后遗症》http://www.infzm.com/content/58842
[25]：陈志武先生在《国家的钱化到哪里了》文章中指出：“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ＧＤＰ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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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震 撼》
日期：2011-04-18 至22日作者：张维为 来源：新民晚报
◆张维为 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的新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作者在书中为“中国模式”作出了坚实有力的理论总结，有助于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本版摘录内容选自书中第三章部分。
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19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就是持这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与“文明国家”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400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创新+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互联网、高速铁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许多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虽然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前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东方不亮西方亮，回旋余地大得多。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对我说，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坡毁于一旦。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辽阔的疆土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由于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我们今天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支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过去三十年推动了沿边开发的战略，现在又与东盟建立了10+1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中国已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并通过东亚推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我们今天讲的“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们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桥洞就可以穿过了。这些都是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哲学传承。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己的理论。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
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 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四格漫画、MV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 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 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个是国别“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饮文化丰富至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 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 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 “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 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 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 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 “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大于2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 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说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 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重新认识中国
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的观点开始多了起来。2009年1月18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在布鲁塞尔主持了一场非洲危机治理的研讨会，提出帮助非洲要有新思维。他的机构邀请我去讲解中国发展模式。我讲完后，阿赫蒂萨里说我讲的内容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一些“震动”。当天晚上，芬兰驻欧盟大使为与会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萨里作了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说：“非洲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张教授今天下午讲话的内容。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个董事会，总书记就像是董事长，总理就像CEO, 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他随即让我作个回应。我说：“我们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通过一人一票选CEO,因为这样做的话，公司就要破产。所以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国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国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
坐在我边上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有点不以为然，问我：“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阿赫蒂萨里接着说：“我多次访问过中国，而且也告诉我见到的朋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与苏联是不一样的国家。中国人做起事情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要善于汲取中国人的智慧。”在场的埃及前驻美大使哈加格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开罗见到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他当时对埃及领导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记忆犹新。”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资深学者萨瓦纳说：“我也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要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一场晚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场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朋友聚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谈美国向中国学习的文章。文章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并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这五个方面是：
● 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长麦健陆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 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 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 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 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 健康的储蓄习惯 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 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摘自《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