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权主义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这一学科。本文主要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科发展的历程，包括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及其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文章在最后对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理论/国际政治/社会性别/妇女/女权主义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性别” (Gender)【注释】社会性别是一个与性别 (sex) 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性别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男性特征(masculinity) 和女性特征(femininity) 是对于男子和妇女的群体特征（共性）的极端的表述，两者构成并且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参见：李英桃：《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注尾】成为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的核心概念，向19世纪以降在西方自盛行的“生物决定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成为妇女运动的锐利武器，对于提高妇女地位、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未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社会性别分析的位置。
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述评美国研究80年代末，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和国际政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注释】此学科名称的缩写形式是FIR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般被译做“女权主义国际关系”。但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也用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和Global Politics等命名自己的著作，事实上并未达成一致。笔者较倾向于在中文语境中使用“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注尾】这一学科。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是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特点，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弗朗辛·德阿米克 (Francine D’Amico) 和彼得·贝克曼 (Peter R.Beckman) 深刻地指出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未来正等待着人们去创造。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这不仅出于公正（尽管它本身是有说服力的），而且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忽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的观念和希望了。”【注释】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 Beckman eds., Women in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Bergin & Garvey, 1995), p. xii.【注尾】
美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 以美国凤凰城亚利桑那动物园的那只著名的会画画儿的大象鲁比(Ruby) 及其作品来比喻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及其观点【注释】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注尾】，指出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针对一些传统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幼稚”、“不具理论价值”的情况，另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辛西娅·安罗 (Cynthia Enloe) 强调：“在开始清楚地阐述新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途径之前，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位‘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注释】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ndora Press,1989), p. 201.【注尾】
一、理论的产生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首先，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蓬勃发展，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成为世界各国妇女运动走向全球联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和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相继召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期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妇女人数进一步增加，“那些曾经处于边缘的人正在进入主流”【注释】Elisabeth Prügl, “Feminist Struggle as Social Construction: Changing the Gendered Rules of Home?Based Work,” Vendulka Kubálková,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Sharpe, Inc., 1998), p. 123.【注尾】。同时，“社会性别”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中，形成不同流派以及自己的一整套话语，如父权制、认同政治、赋权等。这些都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国际政治现实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70年代早期发生的石油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政治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投向经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活动上来。“相互依赖”在挑战现实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冲突和权力政治等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这种挑战更加明显。传统现实主义学术框架没有预见、也未能很好地解释苏东巨变的发生及其原因。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暴露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许多国家不是为国家边界，而是因种族、宗教或民族认同等而战；核战争中无赢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战争和平分析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挑战来自受马克思传统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学者。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这些学者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不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们试图将国际政治研究从过分关注西方转向关心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和被迫屈服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领域【注释】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13.【注尾】，要求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强烈。可以说，超越冷战的现实要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机会，用以对抗传统观点的狭窄与封闭，将国际政治引向更宽容、更富包容性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各国际政治流派的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敞开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尽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在国际政治学术中一直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例如，其中既有马基雅维里主义、霍布斯主义，也存在格劳秀斯、康德的理念，更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后两者的建树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相互依赖、合作、制度的深入研究，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流派与女权主义理论有较大的合作可能。当然，由于康德主义、理想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同样几乎不涉及社会性别问题，其一些主张者甚至阻碍妇女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否定妇女的能力和贡献，它们的这些局限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对象。但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火力仍然集中在现实主义理论上。
80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所谓的“第三次争论”【注释】“第三次争论”这一术语来自：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ive?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1989. 第一次争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次是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争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第三次争论中居于主要地位，所以，有些学者将之称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注尾】。这一被称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学术争鸣，从各个方面将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文化、伦理道德、认同政治，以及个人等长期为传统国际政治忽视的内容开始回归国际政治，这些为女权主义者挑战传统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提供了机会。“8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理论进入所谓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开放了对理论属性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疑问，这就挑战了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存在的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注释】Jill Stean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Polity Press, 1998), p.33.【注尾】
第三次争论以来国际政治学术界对传统的（正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冲击是值得用重墨描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人物卡尔 (E. H. Carr) 得到了重新解释：卡尔“变成”一位乌托邦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将政治科学定义为不仅是“关于是什么”，而且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科学。第三次争论提出了发展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道路。例如：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从实证理论到建构理论，从“士兵和外交家”到沉默的声音，从历史到理论，从战略到安全，从微观国际历史到宏观全球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从冷战国际关系到全球道德科学，从“浪漫化”国家到质疑国家，从高级政治到深层政治，从二元论到平衡论，从基础到停泊地，【注释】Steve Smith,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roy: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6), pp. 328-339.【注尾】等等。
第三次争论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使命使得国际政治领域格外活跃，学者也好、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好，都在探求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瞿秋白在追述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注释】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注尾】这也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的情景。在这样的机遇中，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兴奋地写道：“第三次争论是我们的争论、我们的时机、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机会”。【注释】Christine Sylvester, op.cit., p. 163.【注尾】
第四，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和进行的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地的军事打击更加剧了批判正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求新理论的紧迫性。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冷战的结束造成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全球性武装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而国际关系有所改善，各国间和平的可能性也见增加。虽然全球性的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世界各地区继续受到侵略战争、武装冲突、殖民或其他形式的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内战和恐怖主义的祸害。”【注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11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注尾】但海湾战争作为“冷战后第一次主要冲突对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和知识领域提出深刻挑战，……正统理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是一场灾难，是对垂死的理论的破坏性和悲剧性的控诉。该理论是为暴力反应和大国强制措施设计的，根本不适合冷战后所需要的敏感、预防性的全球战略。”【注释】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4), p. 2.【注尾】当然，海湾战争等充满暴力的西方战争外交政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索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严峻地摆在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面前。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
“女权主义者使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对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提了出质疑。”【注释】Jill Steans, op.cit,. p. 59. 需要明确的是，“批判”在这里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和抛弃现实主义。【注尾】
二、学科发展历程
1988年6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同年，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 ournal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冬季号发表相关会议文章，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正式确立。从那时算起，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产生至今仅十余年时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萌芽与初创阶段：涓涓溪流汇成女权主义
国际政治新学科随着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发展并深入到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权主义研究也开始涉及战争与和平等所谓“高级政治”，重审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例如，简·爱尔希坦 (Jane Elshtain) 出版《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1981年）、《妇女与战争》（1987年）；汉娜·皮特金 (Hanna Pitkin)《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政治》；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W.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1987）等。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学者开始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的地位问题，例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库马里·贾亚瓦迪那 (Kumari Jayawardena)《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等。涉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妇女地位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包括埃斯特尔·博瑟鲁普 (Ester Boserup) 197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吉塔·森和卡伦·格朗 (Gita Sen and Caren Grown)《发展、危机和可选择的图景》（1987）等。在“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引发了学者和政治家的研究兴趣。
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后，《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冬季号收录了其中8篇相关文章，包括安·蒂克纳 (J. Ann Tickner) 检讨汉斯·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 的著名的六原则的文章《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以及《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Fred Halliday)等。
从会议和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在学科开创初期，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揭露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妇女被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事实；直接对西方经典政治理论、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居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女权主义批判，并试图提出新的解释；研究在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发展战略中妇女在代表性和受益程度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等。这些文章多数以批判和揭示为主，展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状况。
伦敦经济学院随后开设了相关的硕士课程，英国的其他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类似的课程。
（二）发展阶段：大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文献涌现出来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这些出版物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91年，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 (Open University Press) 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一书，主编为丽贝卡·格兰特 (Rebecca Grant) 和凯瑟琳·纽兰 (Kathleen Newland)。作为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集，该书收录了包括两位编辑所写导言在内的1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代表了对国际关系领域诸课题的专门研究。除了再次突显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歧视的来源和表现、在第三世界发展计划中妇女所处劣势地位外，该书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状况、俄罗斯妇女状况的研究，从国别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变化对妇女的影响。
其次，围绕不同主题和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出版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专著。例如，《国际政治中的妇女》(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 Beckman) 通过对业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女总统、总理、政治家、活动家的分析，展示妇女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Cynthia Enloe) 将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妇女、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被传统国际政治忽视了的人的活动纳入国际政治分析，揭示国际政治中的妇女活动是如何被忽视的，以及国际政治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程度。再如，《妇女的世界化：女权主义国际政治》 (Jan Jindy Pettman) 则用社会性别视角全面分析了认同政治、国家、公民权、种族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政治经济学等。安·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权主义观点》中用社会性别分析传统国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展示了不同女权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看法。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权主义理论》(Christine Sylvester) 中，作者则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妇女和女权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争论在社会性别方面的缺失等等。而《社会性别和国际关系》(Sandra hitworth)
则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 (IPPF) 和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成分。
第三，更多的学术刊物介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一领域。显然，这绝不仅仅是刊物介入的问题。由于这些刊物在西方是高层次、权威性的学术阵地，它们的介入意味着一些权威人士介入了讨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进入学术“主流”。继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权主义杂志《征兆》（Signs）、《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上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3年，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杂志之一《选择》(Alternatives) 冬季号出版了《女权主义者写国际关系》 (Feminists Wri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专刊【注释】Alternatives: SocialTransformation and Humane Governance, Volume 18, Number 1, Winter 1993. Speical Issue: Feminists Write InternationalRelations.【注尾】，其中包括关于中东政治、南非的公民权问题、妇女与德国统一的关系等内容。
最近几年，对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日渐丰富，《外交》(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也纷纷加入争论。《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权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话”；1998年9/10月的《外交》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并于1999年1/2月号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在国际政治学界，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处于方兴未艾时期。在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和论文集中，“数量的增长伴随着主题和理论的发展”【注释】Fred Halliday, “Gender and IR: Progress, Backlash and Prospec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Vol. 27, No. 4,1998, p. 836.【注尾】，女权主义理论已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于女权运动的“反动”。《反挫：对美国妇女不宣而战》是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奖记者苏珊·法拉第 (Susan Faludi) 的一部研究80年代美国妇女状况和美国社会文化领域对美国女权运动评价的专著。作者在《反挫》一书对80年代美国社会中认为美国妇女已“基本得到平等地位”、“已经获得解放”、“已经自由了”的说法进行了反击，作者还分析了美国社会80年代对女权运动的强烈反对、美国妇女所处的逆境，指出“在美国妇女进入被许诺的平等王国前，她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注释】Susan Faludi, “Introductio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Crown Publish, Inc., 1991), pp. xxii, x-xiv. Backlash意为机械的后冲，反撞；陈一筠在《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2期的相关文章中将之译为“阻击”；张宽在《读书》1995年第8期中将分析这篇文章的文章命名为《男权回潮》；本文作者在《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译做“逆动”；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反挫”，本文采用这种译法。【注尾】桑德拉·惠特沃斯 (Sandra Whitworth) 也注意到“遍布北美和欧洲高校、媒体、流行文化的反女权主义的政治气候”【注释】
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x.【注尾】。弗雷德·哈利迪 (Fred Halliday) 指出，有四种明显的国际趋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全球化中男女不平等状况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而进一步扩大；二是各种强调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兴起并蔓延，例如美国的一些基督徒右翼分子为了使妇女服从男子而引用《圣经》中圣保罗给以弗所教徒的信【注释】在《圣经·新约全书·以弗所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注尾】，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都对妇女造成不利影响；三是苏东解体及因此所失去的福利、平等就业、设置托儿所的规定、对各种公共性别主义的限制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四是国内和族群之间的战争和在这类冲突中重复发生的强奸事件。【注释】Fred Halliday, op.cit., pp. 840-842.【注尾】
可以说从学科建立开始，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国际上和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阻力下发展起来的。
（三）1998年之后：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新发展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出版了《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纪念专刊：《用社会性别研究‘国际问题’》，用以纪念学科创建十周年。专刊本身也是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十年历史的总结和未来发展的新起点。专刊分为“十年后重访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理性、工具与主体性”、“身体与经济学”以及“冲突、民主与和平”等几个部分。
专刊第一篇文章是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社会性别与国际研究》，还包括《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进步、反挫与前景》(Fred Halliday)、《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女人返回国际关系并被聆听》（Marysia Zalewski）、《理性的危机、理性主义市场与全球生态科学》(Val Plumwood)等。
这组文章在总结过去十年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多地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性别问题，而在过去十年中完成的从“妇女”到“社会性别”的转变也鲜明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同时表现在对印度男性与男性性行为的研究上。
2000年6月28日到7月1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行了名为“赶上或被排除在外：妇女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注释】参见“‘赶上或被排除在外：妇女运动和国际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通知。【注尾】，内容涉及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妇女人权、妇女与社会政策、战后重建、冲突管理等问题，也包括了来自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音。
1998年以来，一些新的相关出版物面世。例如，《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讽：民族的性别化》(Tamer Mayer)、《运作：使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Cynthia Enloe)、《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Elisabeth Prügl) ，以及关于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格林汉姆·康芒军事基地外进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汉姆的女权主义酷儿：普通的妇女，不普通的行动》(Sasha Roseneil) 等。从1999年11月起，拉特里奇出版社 (Routledge Press) 开始出版《国际女权主义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到2001年4月，该杂志已有3卷7期面世，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冲突中和致力于冲突后重建的国家、地区和苏联东欧各国家的妇女儿童状况，也包括对女性特征、男性特征、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三卷第1期的主题为“冲突和冲突后社会中的社会性别”（Gender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领域的50位核心思想家》(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中，设有“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专章，简·爱尔希坦、安·蒂克纳和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三位女权主义学者居于其中。【注释】Martin Griffi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1999), pp. 217-231.【注尾】而《征兆》正在为其2003年夏季号专刊《世界政治、妇女和建设和平》(World Politics, Women, and Building Peace) 征集稿件。【注释】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Signs/instruct.html，2001年7月22日。该专刊的截稿日期为2001年10月31日。【注尾】
迄今为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性别研究所 (Gender Institution)给研究生开设了“现代世界的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社会性别与媒体”、“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新概念：对于发展的后殖民观点”；政府系开设了“女权主义政治理论：方法与概念”、“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诸问题”、“政治思想中的社会性别”；国际关系系开设了“妇女与国际关系”、“社会性别、机构与发展”等课程。考文垂大学开设了“社会中的妇女”等。爱丁堡大学政治系开设了“社会性别与发展”课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开设“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种族、社会性别与法律”，在人类学课程中有“社会性别、权力与发展”等。相关学科目也在西方国家许多其他高等院校开设。
尽管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仍可以说，现阶段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
三、主要流派
根据认识论的区别【注释】关于西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最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是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的成果。她的作品有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等。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桑德拉·惠特沃斯等女权主义学者将之用于划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注尾】，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女权主义立场论国际政治理论和女权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一）女权主义经验论
在女权主义经验论 (Feminist Empiricism) 研究者看来，社会偏见引起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其基础是错误的信念（迷信、习俗、忽视或错误教育引起）和敌视的态度。在确认和定义科学问题时，这种偏见进入特定的研究阶段，表现在计划研究、数据搜集与解释上。女权主义经验论者认为，通过更严格地坚持现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规范，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可得以彻底消除；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坏科学”或“坏社会学”。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解放运动可以揭开盖子，移走阻碍观察知识发展的障眼物，使人们有可能用更宽阔的视野看待世界。而且，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常常指出，妇女运动可以产生更多女性研究者，为进一步揭示男权中心偏见的女权主义研究提供机会。
在政治上，这一流派属于自由主义女权论，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妇女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从而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用女权主义经验论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妇女被排除出许多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之外，要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克服这种不平等状况，将妇女结合进当代社会的主流。在检查妇女与国际政治关系时，女权主义经验论者一般采取两种研究战略：第一种是“添加妇女”或“将妇女带入国际政治”【注释】笔者倾向于使用“妇女进入国际政治”，以强调妇女的主体性。【注尾】，包括列出在传统国际政治活动领域中妇女人数少的状况，显示妇女能够克服障碍以参加到国际政治中来的方法，例如揭露在安全、军控决策或在国际组织中女性代表少的情况；第二种是“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妇女”，这是一种展示“妇女确实已经在那里”的方法，例如“在不处于决策权威地位的同时，妇女活跃在整个国际活动中，从连接炸弹的导线到战时与和平期间的军事基地服务，包括性和其他的，再到构成出口生产区的巨大的从业者队伍。”【注释】Sandra Whitworth, “Theory as Exclusion: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ichard Stubbs and R. D.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Macmillan, 1994), p.119.【注尾】
（二）女权主义立场论
在女权主义立场论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理论家看来，知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理论总是为了某些人和某种利益服务的。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的这种方法来源于黑格尔对主人和奴隶关系的论述。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反对放弃妇女的经验，主张妇女通过斗争来展示从她们的社会经验中产生的社会图景，并且认为这些社会图景比那些从统治阶级和种族主义男性的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在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看来，男女之间的统治与从属关系构成了压迫的最根本形式。在政治上，这一流派属于激进女权主义。
用女权主义立场论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主义立场论国际政治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的传统主题、国际政治强调主题的方法，以及来源于这些分析的解决方法，全部来自男子的世界观，钟情于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女权主义必须重新规划国际政治。
从“女性的观点”来看，权力被定义为赋权，安全被定义为保护发展和生态利益。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家反对这样的观点：国际政治是只涉及安全与战争的“高级政治”。他们认为重新规划国际政治是通往更好地理解妇女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步骤。
许多从女权主义立场论发展而来的国际政治文献致力于研究妇女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些作者认为，战争的偏见特别是核武器竞争是男性的行为。由于妇女更热爱和平，参与更多养育活动，与日常生活有更密切的联系，她们是核时代解救人类的唯一希望。这种观点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由于生理上的原因，男子比妇女更具侵犯性，更注重等级。第二，一些学者否定任何生理决定论，代之以强调社会文化的观点，认为青年男子在贬低妇女工作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们贬低与妇女有紧密关系的属性：养育者角色、感性等，看不起喜欢从母亲那里得到价值的男子。为了将自己区别于他们的母亲，年轻的男孩刻意使自己具有更多的侵犯的、冲突的倾向。相反，年轻的女孩不需要与母亲不同，因此接受了母亲更多养育者的特点。
这一流派不仅强调妇女所具有的养育者的价值，而且强调妇女作为性别主义的受害者，能够比男子更充分地理解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含义。
因此，女权主义立场论学者和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可以联合呼吁妇女参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控制决策。这些学者认为，这样做不仅能纠正妇女缺席的历史性不公正，而且势必将妇女更和平的观点带入国际决策。
（三）女权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的中心在于解构西方文化，指出现存的思维习惯、风俗、道德，以及西方传统经典中被当成“人之常情”的东西并不具有真理意义，它们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人为的。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一部分学者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与妇女地位、男女平等相关的问题，从而形成女权后现代主义 (Feminist ostmodernism)。这一流派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等所作的宏观分析，即所谓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所谓的“绝对真理”(the One and the True) 不过只是哲学神话。在女权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就连“妇女”“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本质主义色彩。对于“妇女”，女权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解构妇女范畴这样一个“虚构”的概念。在女权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和“妇女”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造成一方居于统治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使这种状况自然化了。女权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二元思维模式，提倡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阶级、种族、民族、性别、性定向等等，因此否定了女权经验主义的“男女平等”概念。在这些学者看来，女性经验同男性经验一样，受到阶级、种族、民族和地理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平等”意味着“相同”，而生活中相同是相对的，差异是绝对的。
用女权后现代主义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就形成了女权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又可分为两种途径：女权后现代主义 (Feminist Postmodernism) 和后现代女权主义 (Postmodernist Feminism)。前者倾向于强调包括以主权人呈现出来的连贯的“自我”，“作为对于后现代时代不确定性与机会的反应，观察、倾听和争论‘妇女’，依附于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形式的多面的后结构主义”。后者所持有的是一种女权主义立场论和女权后现代怀疑主义之间的妥协立场。这种妥协展示了一种新的探索：“我们如何能够将妇女置于中心，同时又不将包括妇女在内的任何东西置于中心”？【注释】Christine Sylvester, op.cit., p. 12.【注尾】
事实上，西尔维斯特所提出的第二种途径已经开始突破女权后现代主义的缺陷。在《后现代时代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国际关系》一书中，她提出了研究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移情合作 (Empathetic Cooperation)，“我们需要一种移情合作的方法来引出‘妇女’的那些在公共权威中一致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主体性”【注释】Christine Sylvester, op.cit., p. 14.【注尾】
四、对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评价
在广泛阅读分析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该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主要流派，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学科作出评价。
（一）一个多面的整体
尽管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流派繁多、观点参差，女权主义学者却十分重视各流派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强调学科的整体性，主张用心倾听并尊重来自不同妇女的声音。
1991年，著名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相互依赖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介入了围绕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进行的争论，但因为对“多面的整体”的不同理解而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反击。在《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女权主义立场论的贡献》一文中，基欧汉沿用了桑德拉·哈丁、西尔维斯特等人的提法，指出：“尽管女权主义立场论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我认为这一流派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发展前途的起点。”在赞扬女权主义立场论的同时，他批评了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缺陷，并提出了将女权主义经验论和女权主义立场论结合起来的意义。基欧汉的评价和这种在流派划分方式上的“模仿”遭到了来自女权主义研究者的猛烈批评。
在《好女孩、小女孩和坏女孩：基欧汉对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评中的男性妄想狂》【注释】Cynthia Weber, “Good Girls,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Vol. 23, No. 2, pp. 337-349. 在使用“Good Girls”、“Little Girls”和 “Bad Girls”时，作者凸显了罗伯特·基欧汉所采取的居高临下的“父亲式”的态度。【注尾】中，辛西娅·韦伯 (Cynthia Weber) 写道，“男性妄想狂”(Male Paranoia) 是指，“在当代，即所谓后现代的美国生活中，父权制对于失去主体性环境所特有边界的恐惧的反应。我认为，罗伯特·基欧汉对于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正是男性妄想狂的症状，因为凡是在女权主义文献肌体威胁溢出国际关系学科致力于限定的边界的地方，基欧汉的批评就要重新收回这些边界或者在女权主义文献肌体的周围和内部建造新的边界。”对于哈丁和西尔维斯特，“透过女权主义视角”意味着至少同时从三个视角看待现代科学和国际政治理论，无孰优孰劣的问题。在承认其间的紧张和复杂性的同时，两位女权主义作者都倡导而非限制丰富的、动态的考察。在辛西娅·韦伯看来，哈丁和西尔维斯特是通过女权主义视角观察，而基欧汉的文章本身则是观察女权主义的视角。基欧汉不是将女权主义的肌体看作一个多面的整体，而是看成三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单位。在他眼里，女权主义文献的一个部分（女权主义立场论/好姑娘）能够立刻被补充进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中去；另外一种有随后成为补充的希望（女权主义经验论/小姑娘）；仍有一种没有这种希望（女权后现代主义/坏姑娘）。
辛西娅·韦伯更犀利地指出，基欧汉明显认同女权主义立场论的原因是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与女权主义立场论分享（或者可能分享）共同的批评对象（新现实主义）、学科目标（如将合作理论化）和科学的要求（如积累知识）等。她的分析体现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术的特点，即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学术边缘、正在向主流理论提出挑战的新学科，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各种不同的论点敞开了大门，而这些不同论点反过来又构成一个具有包容性、内容丰富的多面体的新领域。
（二）理论的贡献
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胡传荣女士认为，其“在将人文关怀引进这个被非人化的学术领地，帮助人们对国际事务作出更全面、更完整地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确立起妇女的主体地位。”【注释】胡传荣：《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5期，第74页。【注尾】在笔者看来，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经过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努力，“社会性别”分析已经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妇女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政治对妇女的影响等“妇女问题”已经被纳入了国际政治讨论。
其次，作为一个多面的整体，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发现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缺陷无疑是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贡献。“在女权主义锐利的批判锋芒面前，现实主义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理论暴露出其缺陷。”【注释】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页。【注尾】一位西方学者阐述了经过社会性别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国际关系所运用的是关于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意义相对狭窄的概念。多数妇女的经验被全面地排除在外。这不仅仅是因为妇女极少例外地被排除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些人的直接经验是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的圈子之外，而且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也主要是由男子建构的。”【注释】Rebecca Grant and Kathleen Newland eds.,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注尾】
再次，在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挑战的同时，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至少已经在相联系的三个层次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在喊出“个人的即是国际的”(The personal is international.)【注释】“个人的即是国际的”发展了六七十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辛西娅·安罗将之分解为“个人的即是国际的”(Thepersonal is international.) 和“国际的即是个人的”(The international is personal.) 两个相互联系、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方面，从而揭示隐藏在国际政治背后的妇女和私人领域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倡导促使妇女关注国际、参与政治。参见：Cynthia Enloe,op.cit.; Jan Jindy Pettman, Worlding Women: A Feminist InternationalPolitics (Routledge, 1996)等。【注尾】的口号的同时，女权主义者挑战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将“人”放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之下，既看到了男子的中心地位，又看到了妇女遭受忽视的历史轨迹；（2）当“人”从传统国际政治中心行为体“国家”中浮现出来后，用社会性别反观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权力、安全、战争、外交时，就会暴露出后者所遵从的男性特征；（3）女权主义者在试图将妇女与女性特征引入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同时，将社会文化、道德规范以及认同政治、政治价值取向引了进来，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所标榜的男性意义上的“客观性”。约翰·鲁尔克 (John Rourke) 将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两条道路，人们熟悉的传统道路是现实主义道路，另一条人们较少走的变革之路是理想主义道路，并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归结为女权主义理想主义。而安·蒂克纳则将自己所阐述的观点称为女权主义的现实主义观点。【注释】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Brown & Benchmark Publishers, 1995), pp.149-162；J. Ann Tickner, “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James Der Derianed., International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注尾】笔者认为，女权主义者在分析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的过程中，一方面致力于寻找被这种所谓“客观性”所掩盖了的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在探求“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的问题。因而，从整体上看，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既包括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容纳理想主义的信念；其中既有人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又有人从后实证主义方向进行探索。
无论持何种分析方法和政治立场，在女权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男子长期主导国际政治领域的状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各式各样的女权主义对传统国际政治的分析批判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和比较价值，它为当代国际事务的研究领域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探索空间。”【注释】王逸舟：前引书，第616页。【注尾】“长期以来，国际关系是一个最为男性所主导的领域，在实践和学术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现在至少部分地得到了纠正。”【注释】Brian Hocking and Michael Smith,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Relations (Prentice?Hall/Harvester Wheatshef, 1995), p. 20.【注尾】
（三）理论的局限
在肯定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绩和贡献的时候，这里不能不提到其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有多种流派，各流派之间、甚至一个流派内部的观点都存在很大不同，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它仍然很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时，各流派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立场论理论家看来，尽管女权主义经验论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却是认识论上的保守派。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像男子一样思考，未能认识到标榜社会性别“中立”的主流思维实际上是男流【注释】有的女权主义者将主流 (mainstream) 写成男流 (malestream)，以表示主流学术中所包含的男性特征；而当女权主义者使用malestream时，又会使人联想到maelstrom，意为大旋涡，不可抵抗的破坏力。【注尾】思维。当然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女权主义流派，女权主义经验论国际政治理论的观点较容易为主流学术和国际政治实践所接受。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女权主义立场论是本质主义的“大异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妇女作为一个具有养育思想、有道德、更接近自然的群体，相较之下，男子则是具有侵犯性、追求权力和相对傲慢的群体。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妇女和男子内部的重要区别。第二，将全球妇女所受的压迫看成是相同的，将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和境遇看成是普遍的全世界妇女的经验和境遇。第三，女权主义立场论理论提出，由于妇女受压迫、处于社会的边缘，她们在认识上优于男子。然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无论“女性观点”还是“男性观点”都是不同的物质和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正如桑德拉·惠特沃斯所说的，“比起男子的‘男性观点’，妇女的‘女性观点’最好也不过是单薄的，事实上，它最终没有拒绝有‘绝对真理’的观点，因为它认为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更接近真理。”【注释】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9.【注尾】
女权后现代主义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以女权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对“妇女”的解构使之成为一个没有载体的概念，将女权主义批判变成了躲进学术象牙塔中的纯学术的文本分析，从而使其丧失了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能对提高妇女地位做出切实的贡献。在与女权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它产生的政治麻痹 (Political Paralysis) 症状。就像一些批评者的质疑：假如“妇女”不存在，而以“妇女”名义所提出的要求只能增加她们所做代表的神话，我们能用妇女的名义要求什么呢？【注释】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注尾】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代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妇女的声音。
马克·杰内斯特 (Marc A. Genest) 在《冲突与合作》中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对于国家行为的认识上，他将之总结为，“主要由男子和由男子建立和运用的机构所支配”，及“暴力和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注释】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6), p. 507.
【注尾】。这样的内容在许多女权主义的文献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仔细考察国际社会中各国家的行为时就会发现，国家并不是同质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主要由男子和由男子建立和运用的机构所实行的专制所统治”及“暴力和侵略的男性倾向表现在国家行为上”这两点能够完全概括的。尽管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特别是女权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注意到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建构中的不同点，但只有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加入到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合唱中，才能更好地展示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不同国家的妇女之间的差异。
第三，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集中在“妇女问题”及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上，在用社会性别分析具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仍不充分。因此，在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开发的空白领域，毫无疑问，经过女权主义者和许多国际政治研究者十余年来的共同努力，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渐渐露出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慢慢展现出来了。当然，这一年轻的学科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