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率先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后逐步向全球扩展，延伸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将性别/妇女研究、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结合在一起。目前看来，虽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仍处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但已经取得让人无法忽视的成绩，不仅成为国际关系教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全球妇女运动、从全球到地方的治理实践相互作用，为实现平等、公正、赋权妇女及其他边缘群体作出积极贡献，对全球政治和治理实践产生持久影响。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致力于“发现”国际关系中被“遮蔽”的妇女，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男性特质，揭示性别权力关系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建构作用，反思性别与其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多重交叉关系，并以女性主义价值观来改造学术和政治实践，建构性别平等的全球政治。从贝丽妮丝·卡罗尔1972年发表《和平研究：对权力的崇拜》算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有50年历史。1988年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元年”。这一年，“妇女与国际关系”研讨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会后出版《千禧年：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特刊和学术论文集。安·蒂克纳的《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性主义的重新阐释》就是其中的一篇力作。在1998年学科创立10周年之际，《千禧年》杂志发行了主题为“用社会性别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的特刊。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学者在介绍西方成果的同时，开始立足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1999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创刊，学科进入“第二代”发展阶段。杂志创刊号卷首语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2009年，在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时，女性主义学者着重指出，多样性可能使巩固团结和协调差异变得更为复杂，但也可能给实现团结创造更多机会。从2012年起，《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定期举办年会，为学者们提供学术创造和共同体建设的新空间。2018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进入第四个十年。《国际女性主义政治》确立了“全球政治前沿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来源”的地位。杂志新一届编委会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并担任副主编。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关键议题。经过多年努力，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已取得长足进展，国际学术界有众多代表性著作问世，包括中国大陆已翻译出版的辛西娅·恩洛著《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布鲁克·艾克里等主编《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方法论》。《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已发展为成熟的学术平台，选题范围广、覆盖面宽，跨越了各式各类的传统学术边界。《国际组织》《国际研究季刊》等主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都发表了相关成果。中国学术界出版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等专著、教材及一定数量的论文。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与全球妇女运动、全球治理日程处于相互影响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和落实过程，都体现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女性主义学术、全球妇女运动和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于2000年10月通过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形成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而落实议程的实践反过来又助推“‘妇女、和平与安全’学术”的发展。这是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关系“高政治”议题的集中体现。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创新思路。根据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划分方式，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可大致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女性主义理论、方法的新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其中，交叉性理论和去殖民女性主义为挑战西方白人主导的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思路。
1989年，金伯利·克伦肖首创“交叉性”一词，将其引入了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交叉性理论并不是在既有分析中简单添加变量，而是代表了一种独特立场，认识到阶级、种族、年龄、能力、性别与性取向等因素对妇女遭受歧视的交叉性影响，致力于为边缘人群争取更多权利和机会。2007年以来，玛丽亚·卢戈内斯先后发表著述，结合“权力的殖民性”“殖民差异”等概念，在挑战欧洲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的同时，提出去殖民女性主义主张。去殖民女性主义超越地理决定论，揭示殖民与被殖民、资本、劳动、性别权力与知识建构的关系，交叉性也是其重要理论支点。在“去殖民转向”背景下，“去殖民女性主义”继后殖民女性主义之后成为又一女性主义流派。
从交叉性理论和去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讨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成果见诸不同的学术平台，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尽管学术界对交叉性理论和去殖民女性主义仍有众多争论，但两者都有助于理解不同形式的不平等、社会排斥、边缘化和压迫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学者强调性别、阶级、社会制度、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及其变化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交叉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学科的发展前景。国际形势变化与全球妇女运动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方向。2017年初，抗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妇女大游行在全球许多城市举行。2020年，美国警察“跪杀”黑人男子、印度少女遭轮奸致死等案件引发了全球性抗议活动。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增加，针对妇女的暴力更加普遍，成为全球“影子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提出新挑战，使研究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和国际关系学科仍然深受父权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因此必须努力推进女性主义、去殖民化和反种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必须彻底抛弃“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想法，在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下，实现从地方、国家到全球层面的大团结，以关怀、同情和全球意识应对疫情，相互学习、相互倾听，摆脱为新自由主义的残酷性所限制的本体论。中国学者同时倡导建构性别平等的命运共同体。
辛西娅·恩洛认为，父权制试图通过各种新形式延续下去，如能保持女性主义好奇心、创造新的女性主义概念、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加之谨慎和有创新性的实践，升级版的父权制就不是不可战胜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就是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公正的学科，它重视差异、关注多重因素的交叉性影响，正在为实现全球团结、建构消除一切形式不平等、不公正的共同体而努力。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