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舆论出现某种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是否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猜测，认为“和平崛起”根本靠不住，甚至断言中国将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走过的老路。我以为，如果这些怀疑和猜测形成舆论的主流甚至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判断，那么就不仅将使中国的发展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将使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阻力日益加大。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思考和阐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已多次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和共赢。

从2004年起，我联系中国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明确提出要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同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解不开的、多方面的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那时我指出：这件事儿来自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深度捆绑而产生的需求；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来自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还来自各方之间的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以为，这四个来自是符合实际的。

当前，如何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扩大和深化同相关各方的利益会合点，实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我认为，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21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重点，是持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型。现在的发展阶段过去了一半，总体说来，我国在量的增长方面干得不错，但是质的提升却不尽如人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包括投资和消费、引进来和走出去、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就业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治理相对滞后和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我认为，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而来的就是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转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样由此而来的，将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达到文明复兴。

■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既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也基于世界的大势

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发展机遇。说到这里，我愿意强调指出：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愿景，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而绝不是别的什么梦。比如在能源消耗上，我们做不起人均消费一年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中国在人均年消费石油1.5桶的情况下，还在强调“十二五”期间，也就是到2016年把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16%。又比如，在人口流动上，我们也不会做那种在近代历史上以6000多万人口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站在自己国土上，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庞大的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又比如，在增强综合国力上，我们也绝不做“苏联梦”，我们只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市场，而不输出革命。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同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势将会怎样？这里我提出以下九点：第一，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合作和竞争更加明显，20国集团峰会表明了各大国必须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博得优势。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显著。以前不久举行的金砖五国三亚会议的成果为标志，进一步展示了新兴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的自觉和难以阻挡的势头。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大变革，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崭露锋芒。第五，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仍然没有根本消除，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因素，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气候、资源、粮食、金融等全球新安全的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更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六，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大国相对地位的进一步变化。第七，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以至传统的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对此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能掉以轻心。第八，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变化，人类仍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处在主权国家的历史阶段。这里，我要特别引用金砖五国三亚宣言里的一句话：“我们主张应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第九，纵观天下大势，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仍然存在机遇和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中国继续处于主动地位，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而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突发事件就轻易动摇。

■建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具体化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我认为，具体化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全方位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国内发展需要这种趋向，世界大势也需要这种趋向，我们期望这样的趋向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共识。

当前，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地构建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方针，特别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已经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胡锦涛主席今年1月对美国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核心就是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其中明确提到共同利益和双方根本利益的就有八处之多，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胡锦涛主席在前不久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演讲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步伐，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会合点。还有，温家宝总理去年10月在亚洲博鳌论坛的开幕词中明确强调：“亚欧成员国应当真正成为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2008年以来，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20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和经济体，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就是特定条件下的各方利益的最大会合点。现在，中国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又需要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变化和各自国内的结构调整，这应当成为各方利益的新的会合点。这方面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大动向，就是中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互补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拓展，国际投资、合作进一步加强。

由此可见，共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利益会合点较之以前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中国同世界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是更加充分了，而不是更为欠缺了。

那么，在我国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全方位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进程中，我们企业怎样作为？毫无疑问，这里需要的是在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大方向、大题目之下，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具体化。就中国企业来说，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进一步走出去。我国对外开放将由以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所说：未来五年，中国将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国内各类企业，有序到国外投资，积极开展有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项目合作。这种建立在利益共同体概念基础上的走出去战略，根本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以殖民方式掠夺资源的做法，它的重大和长远意义，必将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世界变化进程当中，中国同美国、欧洲、日本之间，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未来十年，促进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大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以扩大和深化利益会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新观念，更加自觉地寻找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以实现互利共赢，各得其所。比如说，中美之间在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将使中美两国经济获得新的巨大动力，在两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中美关系获得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会合点。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都把就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为此需要投资，而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优势，发展中欧多方面合作的时机很好。中国城市化进程尤其需要欧洲的智慧和经验。又比如说，日本震后的重建问题，势必出现众多方面的新情况、新需要，这本身就会带来重大新机遇。当然，除了美欧日，还有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那是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就国内发展而言，从广度和深度上，结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也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

■解决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全部努力的基本支点在哪里？我认为，仍然应当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继续解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形成了指导全国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们党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党又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讲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我们党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在讲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同重视发展生产力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人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最革命性的因素，“以人为本”是重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重视发展生产力又是“以人为本”的必然选择。没有通过改革开放而来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一切无从谈起。实际上，即使在阶级斗争非常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他在党的七大上明确地提出：“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和帮助的大小，是鉴别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和它的实践在中国人民当中所表现的作用和好坏、大小的根本标准。”这个道理，我们今后都不能忘记。

当前，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矛盾、问题，无疑是众多的，概括来说主要有五条：一是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四是国际压力的挑战；五是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应对这五大挑战的根本一手是什么？仍然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讲得好：“马克思最重视生产力。”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又不是一般的生产力，它具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言之，我认为是三点：一是创新活力，二是创业活力，三是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活力。在这三条基础上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生产力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必须是也只能是绿色的，可持续的，因而是文明的和“以人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