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韩国影片《密阳》（2006），禁不住先说几句女演员，她叫全度妍，演得真是太好了。她本身条件也好，不是那种大艳大丽，而是玲珑剔透的那种美，浑身散发着一种闪烁不定的光芒，有点像蒋雯丽。但是比蒋雯丽更加脆弱，这种脆弱来自一种“易感性”，任何周围的变化或内心的动静，都能够通过形貌准确敏锐地体现出来，仿佛是一部完美的感受器。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感受能力，比他的其他能力更加能够反映出他的人性水平，表明这个人心灵的开放状态。
因为这部影片全度妍获得了一堆奖，其中最突出的是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在领奖台上感谢导演，坦承自己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熟悉，是导演的悉心指导让她又上了一个台阶。导演李沧东当然更了不起。他没有将演员当作摇钱树，让她们像花瓶一样装饰影片，穿着性感服饰在影片中招摇过市，而是将她（他）深深埋到角色里，以角色的灵魂将她（他）们浸染。全度妍在这部影片中，始终一身邻家女孩装扮，就像逛街时遇到最多的那种，但在这种平淡之中，冒出大精神。
这位李沧东奇人一个，1954年生，在大学获得韩语学位后在中学教韩语。1994年他来北京路过电影学院，想到过在学院路附近开一家餐馆，将川流不息的饭馆拿来当作观察人生的窗口。其时他是一位主要在本土知名的作家，发表过一些小说，得过报纸的文学奖。1997年他43岁时拍出第一部影片《青鱼》，这之后有《薄荷糖》（2000）、《绿洲》（2002），为他带来电影界的美誉，《绿洲》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他还当过16个月的韩国文化部长，拍摄《密阳》是他刚刚卸任文化部长之后。2010年，他拍出新片《诗》，再次赢得了不俗的口碑。
他坦承“做文化部长让我有更丰富的经历，也让我有机会考虑更多的问题，但并没有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宽”。当官没有为这个人增添任何高度。在他的影片面前，“文化部长”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头衔。人们不会在他的简历上面加“前文化部长”这个头衔，那仅仅是一段轶闻往事，供人八卦而已。“作家”这个身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那是一项极具原创性的工作，是寻找某个独特的角度，对着世界说出独特的话。他的影片都是自编自导，是他这个人世界观的体现。诗歌是这个世界的“意外”，这位李沧东的影片中也布满了种种“意外”及其伤痛。
一
《密阳》的女主人公李申爱遭遇了丧夫的意外。她做出一个超乎寻常的举动是，带着幼小的儿子来到丈夫的家乡生活。那是一个叫做“密阳”的小地方，看上去像中国的一个县城，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更为平静整饬，许多人信基督教。原先学钢琴的李申爱开办了一个钢琴学校。丧夫之痛在儿子身上得到弥补，年轻的母亲与孩子之间像姐弟一样嬉戏玩闹。
生活再次发生断裂。儿子被绑架杀害，这个人生活的根基被彻底抽空。她走向教堂，那里仿佛是一个降神节，人们在上帝的怀抱中涕泗交流，挥舞着胳膊，十分忘我。某种气氛感染了她，在教堂里她终于哭出声来，而且是那种嚎哭，她积压的悲痛得到释放：“现在不疼了，心里感到平和了许多，许多事情都是上帝的意思”。投入上帝的怀抱，她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感到生命重新被注入意义。
接下来的再次逆转将她彻底击倒。她想到去见杀害儿子的凶手，按照上帝的意思宽恕他。没有想到这位凶手本人在牢房里与她走出同样一步：相信上帝，并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此人口口声声“上帝原谅了我”，他每日都在祈祷，甚至为李申爱本人祈祷。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感到天崩地裂。上帝为什么要宽恕这样的人？在她（他）们之间原先有着不可通约的杀子之仇，现在怎么一下子填平了？
“我还没有原谅他之前，上帝怎么可以原谅他？”她转而开始怨恨上帝，认为有关上帝的一切不过是欺骗谎言。在教堂里她大声拍桌子，以示挑衅。在露天的宗教集会上，她溜进临时机房更换了播放的音乐，拿下宗教音乐替换成流行歌曲“爱是假的，笑容也是假的”。她甚至诱惑牧师，一边诱惑一边对着天空（她心目中的上帝所在）恨恨地说：“看清了吧。”
这样的处理在韩国观众当中引起了某些不安和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不敬神的表现，是对于上帝的诋毁和亵渎。这个罪名可谓不小。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在这种处理中，见出导演李沧东更为深邃的思考。其一，当李申爱决定主动去宽恕她的敌人，这其中是否也有一种“骄傲”在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内？在这种思想前提之下，她于是不能接受对方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而是感到需要高出对方一等，以一种宽容、宽恕之心来接纳他。如果她感到再次受到强烈伤害，只是说明她原先持有的立场是需要反省的。
其二，作为有局限性的人，是不能直接将自己看作上帝的，不能如同上帝那样行事。人需要知道自己与上帝之间的永恒距离，时时提醒自己的有限性。即使是信了上帝，通往真理的道路依然漫长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影片中李申爱身边的那些人提醒是对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上门去宽恕对方。
其三（这点最重要），信上帝或者找到了某种真理，始终应该是这个人她自身的轨迹、自身的道路、自身的历练。她在真理中“成仁”的过程，并不是进入一种无个人、无差别的境界，而是始终需要这个人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磨难来造就，“真理之河”需要她本人的参与。因此，她需要时时意识到自己而不是放弃自己，需要抓住自己而不是丢弃自己。只有抓住自己才能够磨练自己，守住自己是守住一份修远。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在，真理才在。个人的痛苦在，真理的道路才在。痛苦轻易消失了，她这个人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这位李沧东是一位标准的“异质思维”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竖起了“个人”这面旗帜：真理不应当脱离个人而存在，只有是个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个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当然，这个“个人”，是在剥除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外在东西之后。当影片中的李申爱重新回到个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时，才能够接近属于她的真理。否则，那种与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异的所谓“欢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义，仍然是传统亚洲观念中“集体思维”的遗迹。
李沧东来中国时接受访问说，这个影片不是“有关基督教的”，而是“有关人的”。同时被问到拍完《密阳》不久，就发生了三十多名韩国信教青年在阿富汗做义工被劫持的人质事件，李沧东含蓄地说：“韩国信教的人自己不会意识到，他们那种传教的方式用一般人的眼睛来看是多么奇怪。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表现出来的信基督教人们的状况，和阿富汗的人质事件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说李沧东是挑战性的，那么他是在挑战某种信教的方式，而不是在挑战基督教。
二
当初观看更早获得国际承认的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影片时，也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体性”标准，拿着那样的尺子来衡量，这些韩国导演（金基德、李沧东还有一位奉俊昊）也许都不能“达标”。在他们的影片中，有着明显“西化”的立场，或者按习惯说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然而这样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要求，在韩国导演那里似乎没有构成什么干扰。另一方面，实际上没有人否认拍摄这些电影的人们正是韩国导演，他们所拍摄的正是韩国影片。在国际影坛上，正是这些影片提供了某种韩国式的想象力。
其中引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文化”之所以是一种活的东西，在于它能够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赋予理解，赋予形式和结构。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么文化就要发生相应变化，从而能够对正在生活的人们有说服力。假如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处于“现代性个人”当中，即需要由个人来为自己的选择和道路埋单，而不能将一切推给社会与国家，那么，这个起点（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应体现，在文化中获得相应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也正好是文化的责任——为焦虑中的人们提供有关这个世界和自身的解释，借此得到心灵的安身安置。从个人工作经验来看，比较起来，叙事作品更加能够适应现代性个人的要求，叙事的成败与否，更多取决于故事中的个人是否能够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一份。
还是回到李沧东的影片来。《绿洲》中的男主人公遭遇的变故是在一桩交通事故中，他顶替自家大哥蹲了两年半的牢房，刚刚出狱。这个人的脑子仿佛也有“事故”记载，他的行为方式一副搭错神经的样子：当初进去时是夏天，他穿着短袖出来，冻得不停地抹鼻涕，却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而花钱给妈妈买了件漂亮毛衣。他付不了饭钱被送往警察局，接他回家的弟弟说希望别影响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但是也许，这位叫做洪忠都的男人保有一颗纯朴的未经污染的心灵，而我们衣服下面的那颗才是伤痕累累的。于是他的善良成了这个世界和他人一剂“毒药”，令所有的人们吃不消。
他提着水果篮看望车祸中被压死那人的家属，遇到了他的女儿，一位脑瘫病患者，四肢蜷曲不能正常行走，随时都像是在做怪脸。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文素丽为此接受过六个月的专门培训，将这个残疾人演绎得有声有色。我们的男主人公洪忠都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长得一表人才，却爱上了她。女孩的名字“恭洙”的发音与“公主”相似，于是他称她为“公主殿下”，公主称他为“将军”。
“你为什么送我花？”“公主”扭着怪脸问道：“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对人儿之间，有着最为温柔的情感交流。
逛街、乘坐地铁、半夜煲电话粥、他们与其他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有些话必须在电话里说——“我喜欢你的声音，特别动听。”（公主）“那你不喜欢我的脸啦？”（将军）这位李沧东应该没有接受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之类意识形态的教化，没有突出他们的贫困、物质上的匮乏，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委顿、动作迟缓，像在某些中国电影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而是特别关照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内在世界。
心诚之至，金石为开。小小的奇迹伴随着他们，他们周围不时出现一些幻象。“公主”出场之前，那只在屋子里飞来飞去的白鸽子，伴有“滴——滴”的人声哼哼，立即将观众带入另一个奇异的世界。当他们夜归回来，感情达到极致时，音乐中房间里走出了一头小象、一个美丽的印度舞女、一个抛撒花瓣的花童，他们围在一起含笑跳舞，“公主”也暂时摆脱了残疾。由于整个影片是严格的纪实风格，这些幻境只是高浓度情感的积累和释放，因此并不显得突兀和煽情，而是十分协调，感人之至。
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周围人越是将他们放弃和遗忘，他们才越是能够守护自己的秘密和美好。不管是“公主”的哥嫂，还是“将军”的家人，他们看上去从身体到头脑都是健全的，然而心灵却是残缺的，那么冷漠、势利。一旦他们粗暴地闯入这二人世界，这份美好就被彻底打碎。他们做爱时被发现，“将军”再度入狱。
他从警察局逃走，爬上“公主”的窗户外面的那棵树，剪掉树上的枝桠，因为“公主”多次表示，夜间这些枝桠的影子投在她房间里一副叫做“绿洲”的画像上面，令她十分害怕。前来追捕他的警察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看完这部电影，令我白天夜晚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树影，都会怦然心动。真理与个人（秘密）相随，残酷和美并存，是李沧东影片的特色。
三
2010年李沧东的这部新作叫做《诗》。在被问及这样的题目不会影响票房时，他答道：“我想电影既需要观众，也需要一个梦想。”电影需要“梦想”，这听上去有点古怪，因为由光影构成的电影本来就不是“实际”的，观众去电影院也不是为了得到二两黄金，然而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上，电影的本性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的本性被人们一一抛弃。有评论说，李沧东的电影是针对后现代消费主义的一种回应，是十分中肯的。《诗》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在解释这部影片的立意时，导演说：“如果一定要比较，那么《密阳》就像在诉说被害者的故事，而《诗》则像害人者的痛苦描述。”这回“事故”的矛盾依然尖锐。被害者是一位十六岁的中学少女，被同年级六个男生强奸投河自杀。该女生家境贫困，寡母在田间劳作勉强维持生计。若是放在中国，这个故事很容易被演绎为受歧视的边缘人群与“富二代”之间的社会问题。
前面说过，李沧东不具备这样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影片聚焦于其中一位少年的外婆杨美子身上，对于少年本身着墨不多，他看起来像消费虚无主义年代最常见的那种年轻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少年的母亲离婚在外地，他应该承受的心理、道德等压力，转移到了抚养他的外婆身上。
外婆美子靠社会救济及帮人做工贴补生活，收入微薄，居住狭窄，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她同样没有因此陷入精神困顿。她的不同寻常在于特别爱美，注意打扮，尤其是报名参加诗歌班，因为她从小喜欢花朵和喜欢说一些怪里怪气的话。她的确经常走神，思绪忽然就飘到了别的地方，这看上去一点也不矫情，也可以用老年痴呆症来说明。她参加诗歌班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想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一首诗”。扮演美子的演员尹静姬是当年韩国文艺片女王，息影15年重新出山，年届七十，优美高贵的气质却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的张力在于：一方面，她想写出一首诗来，一方面却要应付孙子参与犯罪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两者形影相随。美好的转折处是残酷，反过来，残酷的转折处是美好，它们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奇特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如同白天与夜晚一样节奏分明。它们互相覆盖，又互相揭示。
其余五个同学的家长希望用钱来解决问题，提出一共赔偿3000万韩币，这意味着每家要承担500万韩币。这对于美子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替女儿着想的坚强的外婆又不愿意向女儿开口。她甚至没有主动向孙子问起那件可怕的事情。
影片中最不堪的是这位60多岁的老婆婆，还要与她所伺候的中风老头做爱。这让人绝不愿接受，却又不忍回避。这处于弥补和赎罪的冲动，想要填补生命的遗憾和这个世界的缺陷。人在精神上的这份沉重，非那句流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能囊括。每个人有她（她）自己的救赎方式，救赎肯定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
面对和处理生活中的伤痛，她不喊不叫，不发泄不推卸，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这也是李沧东的方式。面对不管是残酷还是美，他是那么节制和有分寸，好像这两者都是生活中的野兽，需要将它们牢牢制服。
她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那首诗“你那里好吗?/ 还是那么美吗?/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诗的后半部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子朗读的，她重新出现在将她沉没的河面上，而美子不知去向。“是时候该道别了/随着黑暗的降临/蜡烛会再次点燃吗？我祈祷/没有人再哭泣”。
在回答韩国人是否还读诗时，李沧东反问记者：“中国人都不读诗了吗？”是啊，诗歌是我们礼遇自己的方式，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途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