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发生在1919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潮。对这场运动的意义，前人已经谈得很多。我只想说一点，这场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事后都到欧美留学，回国后都当过名牌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三位杰出的学生领袖为例：

傅斯年当年冬天就以山东省官费赴英国留学，后转柏林大学。1926年回国，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最后死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罗家伦得到实业家穆藕初资助，于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30岁，以后还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

段锡朋现在不常被人提起，其实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席，五四当天是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事后又担任了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届主席，是学潮最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当年毕业，留校任职，第二年也获得穆藕初资助，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欧洲，游学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秋回国，任国立武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学生领袖变为名牌大学校长不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现象。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也孕育了后来的名牌大学校长。比如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李昌。蒋南翔、李昌当时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蒋南翔起草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李昌是北京和全国民先总队的总队长。他们后来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要共青团中央出几个大学校长。于是，蒋南翔、李昌都担任了名牌大学校长。蒋南翔后来还兼任高教部长。李昌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被赵紫阳提名国家教委主任，因为胡耀邦需要他做中纪委副书记，才作罢。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留学生在国外也曾有过群体抗争之举。刘道玉就是留苏学生中的抗争代表。他在八十年代也担任了武汉大学校长，时年48岁。在他主事期间，武汉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先行者，使大批杰出人才破土而出。

一个大学校长，如果年青时有过学生领袖的经历，对于治校的路径选择有重要影响。校长热爱青年，理解青年，学校才会有朝气，校园才可能有魅力。可惜的是，五四、一二·九的经验，未能延续至今。

在平常时期，论资排辈是常态。这种状态往往导致学生幼稚化，甚至成为长不大的啃老族。三十年来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加重了这种趋势。大学生要想脱颖而出，站到社会舞台的前沿，机会并不多。只有竞技体育、艺术表演等少数领域，能让青年人独占鳌头。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制被不恰当地拉长了，硕士教育本科化，博士教育硕士化。一个学子从进入小学，到完成高级学历，往往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求学过程。就是拿到博士学位，到了工作岗位，也是人微言轻的小字辈，三十几岁能当副教授，四十几岁能当教授，就算幸运儿了。像罗家伦那样30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奇迹，在今天根本没有再现的可能。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民族面临危亡，青年人不满当政者的对外政策，以天下为己任，一步跃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时势造英雄，学潮出栋梁。非常的时代，造就了非常的人才，给青年提供了非常的机会。当然，这些学生领袖能够脱颖而出，也需要当政者的宽容，全社会的爱护。当时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还是比较宽容的。虽然学潮让他们很难堪，但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加害于学生，堵死他们上升的空间。上海实业家穆藕初的成就在纺织业，个人爱好是昆曲，却能应蔡元培之请，资助段锡朋、罗家伦、周炳林、汪敬熙、康白情五人出国留学，开阔视野，更是具有历史感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