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肖传国案的两位当事人，最近再次新闻焦点。4月25日，出狱后的肖传国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自己的肖氏手术正名。为予以反驳，28日，13名曾接受过“肖氏反射弧”手术的患者进京召开患方信息通报会，称做完该手术后，患者病情加重或根本未获得缓解。北京华欢律师事务所彭剑律师称，5月份将帮助30名患者家庭打官司，起诉肖传国等人。（京华时报4月29日）

方舟子则“后院失火”。《法治周末》最近刊登文章指出，方舟子妻子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其硕士论文约31000字，共有159个自然段，其中146个自然段（约28000字）含有来自他人的文字，但只有70个自然段标明了出处的“注释”。对此，方舟子微博上称《法治周末》执行总编郭国松是在“公报私仇”。随后两人在微博上引发一场口水战。（法制晚报4月28日）

作为知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先生家人被质疑，让一些人对方先生的打假价值产生怀疑，也有些幸灾乐祸；而他批评《法治周末》的质疑，是“公报私仇”，让不少人抓住了“尾巴”。在笔者看来，家人被质疑和打假的价值，是两码事，不能混淆在一起，而方先生认为对方是“公报私仇”，却把学术不端争议引向他自己不希望的“个人恩怨”局面，降低了学术打假的价值，因为众所周知，对于学术打假，动机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证据和事实——如果不强调证据和事实，却怀疑对方的动机，那么，所有被质疑者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反击方舟子的质疑，是出于“个人恩怨”。学术不端的争议，就变为了掐架，而不是为维护学术作为社会公器的崇高价值。

事实上，肖传国此前对方舟子对其学术成果和学术不端的质疑，就一直归为“个人恩怨”，这也导致正常的学术不端质疑，最后演变为锤子相向的刑事案件。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不管是肖传国先生，还是方舟子先生，他们都有多年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也知道国际学术的规范以及学术不端处理的基本程序，可为何却都将学术不端争议，导向学术江湖的恩怨情仇呢？

这就要看他们身处的学术环境了。从方舟子先生质疑肖传国，到肖传国案发，舆论曾反复呼吁当事人所在的机构——华中科技大学，能启动调查程序，给质疑一个说法，但直到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根本就没有启动对肖传国的学术调查。去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曾根据法院的终审判决，对肖传国作出处理，解除肖传国在学校担任的行政职务，即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以及聘任的教师职务，但是，这并不能代替学术评价和学术处理——司法处理和学术处理是不同的两个领域，如果能有独立的学术调查，表明肖传国没有学术不端，那么，司法处理不应影响其学术研究，而如果独立的学术调查，表明肖传国有学术不端，则应该按照学术规则，对其进行严肃处理——肖传国是否有学术不端行为，还是没有一个说法。而且，在协和医院的决定中，肖传国虽被免去泌尿外科主任、《临床泌尿外科杂志》主编的职务，但还是医院的员工，只是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待岗察看一年处理。由于没有学术调查，这让其学术不端的争议继续，眼下肖传国开发布会为自己“正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可以预见的是，他的“正名”，只会引来又一场混战。

对于方舟子妻子论文被质疑涉嫌抄袭，如果有健全的学术管理体系，授予其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媒体报道的第一时间——舆论的公开报道，就是学术不端检举——宣布立即启动调查，那么，当事的双方会明白，这不是“口水战”就能解决的问题，被质疑不等于就有问题。可遗憾的是，一如其他学术机构，在面对学术不端质疑时的反映迟钝和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对此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被质疑者往往就成为弱者，似乎一被质疑就有问题，只有靠自己来证明清白，进而也与质疑者“结下梁子”，但其实，论文、成果被质疑是正常的，有没有问题，需由独立的调查来鉴定。

其实，方舟子能成为“打假斗士”，正是我国学术管理的这种现实所“制造”。由于学术管理、评价缺位，学术争议和打假，总被理解为利益争斗，而非学术价值判断，他的打假，具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由此得罪了不少人。方先生应该明白，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从学术不端的处理来说，“打假者”只是举报者、线索提供者，而不是判官，个人打假的价值，不仅在于揭露学术不端事件，更应该推动学术管理体系的建设，后者才能给整体学术发展一个健康的环境。

因此，面对对自己家人的质疑，更适当的办法，应该是提请当年授予硕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论文是否抄袭，进行调查，这是洗脱质疑、证明清白的最好办法，也是进行学术不端处理的正确路径。当然，由于对国内学术界的失望，方先生可能不相信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做出公正的调查，但无论如何，将学术不端争议努力纳入正常的调查、处理程序，这是推进学术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如果方先生能努力推进这一过程公开、公正的实现，其意义或超过此前任何一起学术打假事件。因为只有学术管理，才能终结学术个人恩怨，才能避免学术打假，变为学术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