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一直未有定论。因此，本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本文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计量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
关键词：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实证研究
一、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转轨和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可知，1978~2007年期间，平均年度经济增长率为9.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5.6%，拉动GDP 增长5.5%；资本形成总额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6.4%，拉动GDP增长3.6%；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8%，拉动GDP增长0.7%.由此可见，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中国，社会固定资本的形成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转型与发展的背景使得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2007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在危机面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加突出。首先，由于我国居民传统的高储蓄意愿，消费倾向较发达国家偏低，并且我国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在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大的环境中，消费尚不足以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其次，我国的出口虽然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其发展模式仍然是低成本、大规模、低利润率的粗放型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大量外贸企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的现象在2008年集中显现。因此，在现阶段，出口也不足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第三，与消费和出口相比，投资却相对稳定，1978~2007年期间，投资在GDP 中所占比例稳中有升，资本形成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并在2006和2007超过了42%①。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则为这些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了有效的保障。1978~2007年期间，我国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7%，其中2006年和2007年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2.5%和32.4%.可以说，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我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之一。
但是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随着财政支出的大幅上升，财政预算将面临较大的压力。如何充分发挥有限的财力，有效地通过刺激私人部门投资进而带动增长，成为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激发市场投资活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同时，为了调动社会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扩大投资需求，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政府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金比例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这一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举措，充分说明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对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和企业投资积极性的重视。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将有助于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结合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严峻考验，中国政府在保证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协调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投资资金的配置手段？具体而言，在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社会自筹和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有两大类：一是国家预算内资金，代表政府财政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政府投资），同时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二是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代表通过市场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即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本文目的在于实证研究政府主导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和市场主导的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进而探求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些可能启示。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投资与市场主导的私人部门投资之间的关系探讨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Arrow 与Kurz（1970）建立的增长理论模型中，假定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所有政府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这样私人生产也能从中获益。因此，Arrow与Kurz的理论框架意味着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是互补关系。
Aschauer和Greenwood （1985）对Arrow 与Kurz（1970）关于政府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的理论假定进行了拓展，认为应该对直接进入到家庭效用函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及那些能够促进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支出进行区分。前者主要是政府消费性支出，而后者主要是政府生产性支出。但Aschauer和Greenwood （1985）同样认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可能有助于推动私人部门的各种投资，其中也包括私人部门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Barro （1990）建立了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一个最优度，因而理论上存在一个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他提供了一个评价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而判断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合理的标准，这一标准也可以应用于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性的评价。在Barro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公共支出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具体到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市场主导的来自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关系的探讨并不多见。
首先，关于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关系问题，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Bairam和Ward（1993）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国家的包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支出在内的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有负面影响。Easterly和Rebelo（1993）以及Fisher（1993）的研究都发现，更多的政府预算盈余或者更少的政府预算赤字都会推动私人投资。因此，政府更多地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支出会降低预算盈余或增加预算赤字，进而挤出私人投资。Wang（2003）使用加拿大1961~2000年间的数据，研究了六级分类的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长期影响，发现政府资本性投资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OlivierBlanchard 和Roberto Perotti （2002）建立SVAR模型对美国战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对产出的影响，发现政府支出增加则产出增加，税收增加则产出下降，且不存在乘数效应（乘数近似于1）。H.Sonmez Atesoglu和Jamie Emerson （2008）利用AAA 级公司的公司债利率作为投资资金成本的度量，通过对OECD国家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和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次，关于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董秀良、薛丰慧和吴仁水（2006）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在短期挤出了私人投资，在长期却表现为挤入效应。陈浪南和杨子晖（2007）、吴洪鹏和刘璐（2007）则发现，政府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总是表现为挤入效应。刘金叶和高铁梅（2009）通过S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短期内财政政策虽然会对企业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负向影响会大于正向影响，财政对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周期效果不同，在经济繁荣时期，货币外生性较强，货币政策效果显著；在经济衰退阶段，货币内生性较强，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
总结已有研究，我们发现，不论是基于国外数据还是中国数据，文献中对于政府主导的财政支出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与市场主导的来自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过明确的探讨，相关的研究都是在总体的财政支出或者总体的私人投资框架下进行研究，并未回答我国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影响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作用机制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弥补文献中的这些缺陷。考虑到我国的宏观经济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突出作用，本文将从我国国情出发，着眼于研究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市场主导的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路径，提出具体的因果识别条件，尝试回答如何更有效地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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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的实证研究，结合我国宏观调控经验和现实国情，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我国政府投资对总需求的影响是显著的，增加政府投资有利于促进内需，经济萧条时期是刺激经济复苏的有效手段。纵观1997~2009年这12年间，我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两次较大规模的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风险的时候，我国政府都采取大规模提高政府支出促进内需的方法以刺激经济复苏。1998~2002年，我国持续4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大型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效地解决了内需不足的问题，推动了经济发展。200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及4万亿元投资计划，通过加强财政在民生及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复苏。现阶段我国经济企稳复苏迹象明显，但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很脆弱，外需增长持续低迷，因此，现阶段我们不能轻言政府投资退出，依然要高度重视政府投资作为促内需的重要手段，保证政府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投资效率，不断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二，总需求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私人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动不敏感。我国私人部门投资的这个特点，说明货币政策对调控企业投资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提高利率对遏制私人部门投资效果不理想；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降低名义利率也无法有效促进企业投资。只有通过调控需求，才能有效地调控私人部门投资。从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角度，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提升总需求，对政府支出应适当进行结构性调整。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现阶段应坚持对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财政补贴，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加大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转移性支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加大政府购买力度，通过提升消费需求调动、引导私人部门投资。
第三，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间接影响私人部门投资。这种间接的影响路径启发我们，如果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话，那么一方面政府投资需考虑对提高总需求的效率，侧重考察其对拉动总需求的贡献；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可以考虑调整结构和方式，适当向政府购买等对拉动总需求效果更明显的方面倾斜。在我国经济企稳复苏迹象明显的情况下，更要特别重视财政对提升总需求的效果，可以考虑从萧条时期财政直接投资支出的方式逐渐转变到以促进私人部门投资为目标的“间接”投资的轨道上来。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引导基金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管理，投资到各种类型的投资基金中，引导私人部门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领域投资，通过这种“间接”的政府投资推动私人部门投资，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