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友人曾对我说，知识人应当关怀社会，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自然是没有疑义的。但他又说，看到周围的人多是居有房，出有车，于是心里也常疑惑：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话不是想要说现实已经十分美好，而是想要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世间万象纷呈，每个人的经验视野却是有限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的古老寓言。我们今天回头看二十世纪，产生了对“民国范儿”的眷念，继而产生了北洋军阀时代言论较自由的认知，最后产生了晚清立宪时期的社会才是最有希望的看法。这些印象不是今人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当年的文字材料。但任何记载都是社会的一个碎片，是文本的历史。此外，身份背景的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认识，有的人看到的是开元盛世，杜甫看到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且，越是到现代，文字写下的东西越是被观念所左右。
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观念塑造的世界。自从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再也不相信好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的镜子之类。好的文学首先是作家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折射出最幽暗的存在，并且与制度有关系，哪怕这个存在不是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认识历史与现实，都应当做如是观。否则的话，历史上就没有不幸的时代了，文学史上最真实的文学就应当是汉大赋了，它反映了汉武盛世的煌煌功业，又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性的意见。
文学是批判的，也是具象的。这就是文学的功用，它往往比各种统计数字和庆典活动更有“诗可以观”的认识价值。有时候，要认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还真的需要文学的眼光。看一个社会，若只是看它的中上阶层，那就没有一个时代是不美好的。所以，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眼光的文学家看社会，往往是看它的底层，看社会如何对待底层。假如你是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雨果式作家，也许你会关注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住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夜里突然闯入几个歹徒，女人拚命要护住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结果她被杀害了。警察在破案时，发现这女人是个“失足妇女”。多年前，她的丈夫因车祸去世，但由于警察没有抓住肇事者，社会又缺乏救济的制度，她得不到任何补偿和救助，为了抚养三个幼小的女儿，她不得不只身离开家乡，到外地城市挣钱，在繁华似锦的都市里干起了那种古老的营生，她从来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总是定期把钱寄回老家，要女儿们好好读书。
接下来是故事的转折，办案的警察起初瞧不起这个女人，但当他了解了她的经历后产生了同情心，觉得她真的是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她的确是别无选择。女人的大女儿从家乡赶来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惊恐。办案的警察和同事为孩子凑钱办了丧事，又凑钱送孩子回家。这位警察开始替这几个失去母亲的女孩捐款，资助她们生活和读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其中有警察，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仔。
几年过去，那位警察从未与孩子见面，只是偶尔从电话里得知，几个女孩一年年长大了。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接着两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她们经常的话题就是那位帮助她们的警察，但他们彼此都将关切藏在心里，互不吐露。每当提起她们的妈妈，警察就会告诉大女儿，她的母亲很伟大。
故事还没有结束，但读者或许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雨果式的虚构故事，而是媒体报道的近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社会新闻。当年那个女人遇害的地方，已经矗立起了高楼大厦。
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往往相信人性是善的，有问题的永远是社会。这就是一种观念，观念可以改变人们的眼光，也可以改变世界。以这样的眼光看今天，也许这个真实的故事才代表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贫穷与富有，悲伤与快活，冷酷与善良。
位友人曾对我说，知识人应当关怀社会，在公共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这自然是没有疑义的。但他又说，看到周围的人多是居有房，出有车，于是心里也常疑惑：什么才是真实的中国？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话不是想要说现实已经十分美好，而是想要更深刻地认识现实。
世间万象纷呈，每个人的经验视野却是有限的，就像那个瞎子摸象的古老寓言。我们今天回头看二十世纪，产生了对“民国范儿”的眷念，继而产生了北洋军阀时代言论较自由的认知，最后产生了晚清立宪时期的社会才是最有希望的看法。这些印象不是今人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当年的文字材料。但任何记载都是社会的一个碎片，是文本的历史。此外，身份背景的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认识，有的人看到的是开元盛世，杜甫看到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且，越是到现代，文字写下的东西越是被观念所左右。
可以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观念塑造的世界。自从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再也不相信好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的镜子之类。好的文学首先是作家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折射出最幽暗的存在，并且与制度有关系，哪怕这个存在不是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认识历史与现实，都应当做如是观。否则的话，历史上就没有不幸的时代了，文学史上最真实的文学就应当是汉大赋了，它反映了汉武盛世的煌煌功业，又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性的意见。
文学是批判的，也是具象的。这就是文学的功用，它往往比各种统计数字和庆典活动更有“诗可以观”的认识价值。有时候，要认识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还真的需要文学的眼光。看一个社会，若只是看它的中上阶层，那就没有一个时代是不美好的。所以，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眼光的文学家看社会，往往是看它的底层，看社会如何对待底层。假如你是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的雨果式作家，也许你会关注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住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夜里突然闯入几个歹徒，女人拚命要护住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结果她被杀害了。警察在破案时，发现这女人是个“失足妇女”。多年前，她的丈夫因车祸去世，但由于警察没有抓住肇事者，社会又缺乏救济的制度，她得不到任何补偿和救助，为了抚养三个幼小的女儿，她不得不只身离开家乡，到外地城市挣钱，在繁华似锦的都市里干起了那种古老的营生，她从来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总是定期把钱寄回老家，要女儿们好好读书。
接下来是故事的转折，办案的警察起初瞧不起这个女人，但当他了解了她的经历后产生了同情心，觉得她真的是不容易，打心眼里感到她的确是别无选择。女人的大女儿从家乡赶来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惊恐。办案的警察和同事为孩子凑钱办了丧事，又凑钱送孩子回家。这位警察开始替这几个失去母亲的女孩捐款，资助她们生活和读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其中有警察，有官员，有富豪，也有普通的打工仔。
几年过去，那位警察从未与孩子见面，只是偶尔从电话里得知，几个女孩一年年长大了。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接着两个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她们经常的话题就是那位帮助她们的警察，但他们彼此都将关切藏在心里，互不吐露。每当提起她们的妈妈，警察就会告诉大女儿，她的母亲很伟大。
故事还没有结束，但读者或许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雨果式的虚构故事，而是媒体报道的近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社会新闻。当年那个女人遇害的地方，已经矗立起了高楼大厦。
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往往相信人性是善的，有问题的永远是社会。这就是一种观念，观念可以改变人们的眼光，也可以改变世界。以这样的眼光看今天，也许这个真实的故事才代表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贫穷与富有，悲伤与快活，冷酷与善良。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曾翻译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