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到香港大学开会，是东方诗话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多位诗学专家出席，堪称盛会。其中韩国学者最多，有十三名；日本学者有三名，这多少反映了日本中国诗学研究的不景气的现状。大陆学者有四十三名，台湾学者也有十多名。北京、广州、武汉，甚至上海，好多平时见不到的朋友都来了。香港最重要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基本上也都来见了面。

我一直以为，诗话在中国学术的系统中，确是小道。在众多文体中，不过是一种用途广泛、性质灵活、写作轻便的文体。王国维《人间词话》那么严肃深刻的著作，其实是不多的。我在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代，基本上将已经整理出版的诗话，翻阅一过，结论是比较失望，要从其中寻找严肃深刻的文化大义，比披沙拣金还要困难。治学之要义是适合自己的性分，因而，我根据自己好求大义的特点，转而更多研究诗学本身，于是诗话这门学问反而没有太多用心。那么，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呢？

然而我在八十年代的用心，今天看来，分明过于狭窄了。且不要说，诗话可以由小观大，包含的问题非常丰富，而且，我当时完全没有认识到诗话的另一个意义，即汉字文化圈的意义。在日本、韩国却不一样，诗话由于它灵活不拘的特点，反而成了传播中华文化、厚植东方价值最理想的一种文体。诗话不是小道，日本与韩国，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写作历史悠久，诗话成为文明见证、文化互动的“大道”。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体，比诗话更有内涵、昜有份量、更有浓度地储藏了东亚文明与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史实。因而，诗话当然成为东亚文明与汉字文化圈再重建与再发明的一座富矿。我这回之所以要来参加东方诗话的会议，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抱着多了解、多学习，多吸收这方面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学者许敬震的《玉溜诗话研究》与中国南开大学学者赵季的《138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的相关性》，信息量最大。前者研究了李退溪的后人李家源撰成于1962年，韩国现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诗话，提供了近现代韩国从政治家李承晚到普通文人汉诗写作者的全幅图象，无容置疑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尽管韩国早在1948年就已经用法律规定，以表音字为专用文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朝鲜表音字，尽管如此，但是汉字以及汉文化写作，仍然在高级、精深的文化活动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流位置，而且成为主流社会价值的承载者。后者更以大量文本事实，不仅证明了“韩国诗话”作为华夏文明传播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成为中韩文化相互缘助、共同创造、以及韩国民族文化传统继承创新的优良写作手段。

我对许敬震教授提了一个激将的问题：“在日本文学史家中，有人将汉字文化长期影响日本文学，汉诗写作历史悠久，称之为‘黑暗时代’，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失去了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韩国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许教授高声回答我：“绝对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他通过一个非常流畅的翻译，长谈韩国文化界各种各样的汉诗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写作情况，总之，由于科举考试以及科举的影响力，长期以来汉字文化高踞于文化话语权的最高地位，有尊严、有身分、有力量。因而不仅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而且还对汉字带来的文化好处，有受益、有感恩、有敬佩。他说到一个令我十分信服的说法：请试想一下，当今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人、读书人，有很多也懂得英语的，但是他们能用英语写诗么？不能。即使有，也少有人能看懂。但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是，至今中、日、韩三国的读书人，完全可以用“汉诗”来交流思想感情，而且完全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就是汉诗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简单理由。

我提出这个问题后，日本的海村惟一教授也热烈加入讨论，他谈到他在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读书会，谈到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喝酒时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共同体”的设想。而那说黑暗时代的人，其实是眼光短浅的。--------大家纷纷发言，小型讨论如此达到一种非常融洽的氛围，而且达到一种又浪漫又理性的高潮，这是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中罕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