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已经明确了舆论监督是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而现在，认真调查、敢于批评的记者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职业，这是对新闻事业的扭曲，也不利于媒体为党的工作服务。只有落实媒体的批评权，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才能真正落实，我们反对一切利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行为。

据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记者邵芳卿家属前日驾车时遭遇撞车，驾驶室门被撞烂，所幸大人小孩有惊无伤。凑巧的是，与其并肩揭开紫金矿业公关记者灰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前天家属车辆也被撞，所幸也没人受伤。两起车祸发生在同一天，又恰恰发生在同时揭开紫金矿业“封口门”的两个记者的家属身上，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更有意思的是，两个记者的家属虽然遭遇“撞车”，但都很巧合地无人受伤。

真相如何尚待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尚不好下结论。但这种巧合令人倍觉蹊跷，报复性人为事故的可能较大，因为记者采访遭遇威胁乃至实质报复的事件屡见不鲜。紫金矿业污水泄露事件被揭露以后，已有六家媒体称其记者曾在调查污水泄露事件中拒绝紫金矿业的封口费。如今，两位做批评报道的记者家属遭遇离奇车祸，将这起重大新闻事件进一步推向高潮。,如果最终被证实撞车事件背后有黑幕，那便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的刑事案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日，《经济观察报》贴出声明，严厉谴责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通缉该报社记者仇子明。今年6月5日，仇子明采写了批评性报道《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之后不仅记者本人多次遭到恐吓，《经济观察报》社也多次遭到该公司的危机公关。在点对点的危机公关失败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居然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通缉记者，不能不说是惊天骇闻。通过暴力机器威胁、拘捕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并不是第一起，辽宁原西丰县委书记便因被批评而组织警力进京抓捕记者。遂昌县公安局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给打击报复舆论监督又增加了一个恶例而已。

如果说在已经证实的紫金矿业“封口门”事件和尚未证实的撞车事件中，公权力的身影尚且模糊不清，那么在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阻挠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公然利用公权力打击记者，维护地方集团利益。同样在最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在景德镇面临了“被技术屏蔽”，由于该报刊登景德镇邮局有关组织公费赴日本旅游的负面报道，结果这家邮局通过其发行渠道对刊登此报道的当期报纸进行了抽离，当地人士看不到当日《江西日报》的相关版面。

且让我们把这三个事情命名为“撞车门”、“通缉门”与“扣押门”。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最近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省份。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试图压制舆论监督。只不过压制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而在技术压制批评的背后，则是公权力的影子。如果没有当地公权力的默许乃至支持，抵制舆论监督不会逐步升级到动用专政机器的地步。从技术角度来看，在三个事件中，最弱势的是景德镇邮局，他们采取了一种最低级的阻挠舆论监督的手段：扣押报纸。这在以前或许还能瞒天过海，但在网络时代，报道会经由网络传播而形成叠加效应，收缴报纸并不能阻止信息的传播。相反，他们还会因为收缴报纸而遭到二次批评报道。而凯恩股份和紫金矿业显然比景德镇邮局要厉害得多，他们采取了更为隐蔽、也更有技术性的反媒体监督手段。

先利用所有能利用到的关系以及投放广告发放红包等形式进行媒体公关和记者公关，如果不成功则对记者和媒体进行其他层次的反制，乃至于上升到“敌我斗争”的地步。

可惜的是，确有部分记者在这样的糖衣炮弹和暴力威胁之前倒下了、屈服了。但是，我们总有骨头硬的记者，总有有新闻理想的媒体。即便有一百个记者被公关了，只要仍然有一个硬骨头，批评报道的力量就掩盖不住，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就能发挥出来。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媒体舆论监督的合法性来源，但近期频繁发生的压制舆论事件却让我们担心对公众知情权的践踏和对新闻报道的不尊重是否会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已经明确了舆论监督是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而现在，认真调查、敢于批评的记者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职业，这是对新闻事业的扭曲，也不利于媒体为党的工作服务。只有落实媒体的批评权，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才能真正落实，我们反对一切利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