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汪晖和朱学勤涉嫌抄袭剽窃的事件在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网络上的跟贴评论就有数千条之多。汪晖至今守口如瓶，未置可否；朱学勤当即表态，予以反击。汪丁丁、郑也夫、张鸣等63名学者公开致信敦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呼吁对此事进行调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等向媒体发出94名海外学者的联署签名信，声援汪晖。有人开始对质疑者的动机产生怀疑，“派系斗争”、“党同伐异”、“骂名人以扬名”之说骤起，一件极其严肃的问题居然变成了一场闹剧。

在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枪手代笔、导师在学生论文前署名的事情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连绵不断，足见中国的学术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这故然与学者本人的操守有关，也是制度环境使然。如果说，反右以至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脊梁，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则腐蚀了学者的灵魂，在学术缺乏独立地位和自由空间，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日益官僚化，沦为政治的附庸和跟班，官员也要谋一个学位学衔，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也要附庸风雅。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汪晖、朱学勤是否有抄袭剽窃行为，现在无法做出任何结论。不论是检举者的揭发也好，还是卫道者的挺身也罢，不论是当事人的表态否认也好，还是沉默拒斥也好，都只能是一种意见，都不算数，最后的结论要由学术审查机构做出。既然有人公开质疑和揭发，审查就是必要的。不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有义务这样做，也需要给社会一个交待。这既是一个学术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

学术是社会的公器，学术界被称为社会的脊梁，学者也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我不知道中国学界还能够有几分担当？在学术政治化和学术机构官僚化的大染缸中，很多人都在借名校、名刊、名所的无形资产以营私，无人真正关注它们的形象和声誉。汪晖和朱学勤事件就是一个考验，一块试金石。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领导能够出面组织学术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那么，他们还算称职，还可以呆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麻木不仁，或者有意推诿，或者听命于人，采取不作为的办法，那么，他们就应当走人。因为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决策和处理，他们还配担当这样的角色吗？如果这几个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就此事表明态度，支持组织专门的审查机构或者主动进行审查，那么他们就是合格的委员，否则，就应当公开声明退出，因为这表明他们还不够资格。

笔者其所以秉持如此态度，是因为此事太重大了。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这并非耸人听闻。

目前，几乎没有人不对中国的事情发出抱怨。但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事情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没有制衡，没有监督，而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就以反腐倡廉而论，没有了媒体的公开监督，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衡，仅靠纪检委，仅靠反贪局，只能是腐败越反越多。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须知，纪检委和反贪局也是由常人组成的，也可能出现贪污，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现有的反腐肃贪暗箱操作，置法律于可有可无，即使抓住的贪官再多，对法治和秩序的形成也无多大作用。然而，哪一个掌权者愿意自废武功，搞一个独立机构盯着自己，搞一帮人专门找差，并跟自己作对呢？就连英国当年的税权法定，也不是国王的善心，而是第三等级与国王斗争的结果。更何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高度集权政治的现实。

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除非发生重大事变。但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前进还是后退，谁也说不清楚，更无法预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改变。既然学术界是社会的良知，学者们都主张法治和宪政，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先在学界逐步建立起一套宪政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并使其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呢？这是学术界可以担当和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到和做不好，还遑论什么改造中国、服务世界，那真是没救了。

其实，在学术界实行民主宪政和建立法治，目前是一个最好时机。汪晖和朱学勤是学界名人，对其涉嫌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就是在学术界建立宪政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的突破口和起步点。如果说，像拆迁条例之类恶法的立宪审查，学界只能呼吁，只能坐而议，不能起而行，那么，通过对涉嫌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件进行学术审查以建立学术秩序，就不是只能而议，而是可以起而行了。这也许是学术界可以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的领域之一。在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不作为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学者也可以单独采取行动，对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同时，建立学术秩序和学界规矩，并不神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都是学者，自然有很多共识。关键还在于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如果有，以下的共识是易于达成的。

第一，建立的学术审查机构，从事反对抄袭剽窃行动，应当向社会完全公开。

第二，学术审查应当局限于学术界内部，对于其他业界人士（如官员、企业人士、媒体人士）的此类行为，暂不涉及。因为，一是民间力量弱小，不能支持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二是目的在于清理学术场域，建立学术规则，以不与其他领域发生歧见为好。

第三，民间审查的意义和作用之一在于促进体制内审查，因此，凡体制内进行审查的，民间机构可以不予审查。要知道，体制内机构审查结果一旦公布，其是否严肃认真、合理公正，自然会有社会评论。

第四，学术审查的目的在于建立规则，除某些标志性事件，一般应采取既往不咎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是减少阻力；二是符合这类工作的内在要求，因为追溯是没有尽头的。

第五，审查结果应当提供审查报告。这种报告不是几行字或者几页纸，而应当逐条对照，详尽列示和说明理由。因为，一字不改的抄袭容易认定，而变相的抄袭剽窃则需要进行辨析和说明。

第六，审查报告应向社会公布，参与审查的委员应当签名，并对此事负责。

总之，成立民间的学术审查和反抄袭剽窃机构，不仅是学术界自身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一旦学术审查机构启动运作，学术秩序的形成和宪政法治建设就开始起步和走上正轨；一旦学术界建立起学术秩序和纠错机制，其他领域是否也可以得到启示，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将会大大鼓舞人们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希望和中国未来前途的信心，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2010－07－29，初稿

2010－12－30，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