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作品是我还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这些在当时绝对是禁书，幸好我每年暑假都从台湾回香港，有机会找到这种书偷偷带到机场，小心翼翼上了飞机带回台湾，晚上在宿舍躲在被子里面瞧。当时看这些书觉得太新鲜了，那个年代这些在台湾都属于受批判的禁书，绝对看不到，但是正因为它被禁，我反而觉得它特别有吸引力，也因为它被批判，我反而觉得它讲得都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江湖传闻最可信？这就是禁书的吊诡和悖论。你越是禁止某样东西，它的诱惑越大，你越是批判某样东西，而且由政府去批判，老百姓越觉得他讲得很可能是真理，要不然为什么要禁制它呢？就像今天有些网站被封掉，大家立马觉得这网站一定是说对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资讯不流通、出版被禁的社会中，小道消息越流行，大家越觉得江湖传闻可信的原因，由此推导出来另一个阅读状态的问题。下面介绍一本与此相关的书，叫《灰皮书、黄皮书》，作者沈展云，以前曾经做过出版社编辑，在报纸开过专栏。

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就是灰皮书、黄皮书。什么叫灰皮书、黄皮书呢？今天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不知道了，“皮书”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特殊的产物，从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书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翻译，到了文革中段的时候甚至闹过书荒，但当时有一种很特别的出版物，叫“皮书”，是一种内部参考发行的书。

皮书通常是一些政府认为老百姓不能看也不该看的书，认为这些书是“毒草”，之所以还要出是为了给大家学习批判。比如跟苏联闹翻的时候，我们批判修正主义，要批判你得先组织大家学习一下修正主义是什么，于是内部就发行出版一些关于修正主义的书刊，包括一些外国翻译回来的书，让大家好好学习研究，学着怎么干掉他们。这种书就叫皮书，书皮有黄色、灰色等等，关于颜色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一般来讲，黄皮书是文学作品，灰皮书是政治书。

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的诱惑有多大可想而知，很多人要凭证才能买这种书，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混一张这样的证。这种书一旦卖出去它的命运就不由当局掌控了，它就可能在民间市场四处流传，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了。就像我们开头讲的，越是被禁的书越有诱惑，越是被禁大家越相信，所以皮书的命运就变得很吊诡了。

沈展云发现有论者认为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思想渊源的，可以追溯到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所谓的地下读书活动读的就是这些皮书。那一代人的阅读史惊人地相似，文革初期“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著作和钦定的书籍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但是当红卫兵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精神空虚了，想看书了，于是就看那些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出版的内部读物，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他们读书的同时还搞了阅读小组，结果发现自己反而被这些书启蒙了。换句话说，后来反权威反的最厉害的竟然就是当初读这些书的人，这是一个多大的吊诡？

到底什么叫读书状态？我们平常应该在什么环境下念书呢？在图书馆好不好？周边有人的时候好不好？坐车的时候该不该看书？这些都是地理环境，而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情景，不止是物质性的空间，而是一种处境。读禁书就是一种独特的处境，在高压社会下，有某种书你不能碰，就像伊甸园中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一样。这时候，环境反而逼迫着你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个果实真的能给你智慧，真的能开你的眼目，即使它不是那么出色，你也觉得它很了不起，这就是处境所造成的特殊阅读结果。

另一种特别的处境就是坐牢，尤其是坐政治狱。政治犯在监狱里如果能够读书，他们会读什么书？很可能还是读政治书，也可能是历史书，甚至读励志的传记文学。我读过很多人的狱中笔记，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和人物传记。读史是想掌握某种历史规律，希望能够指导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能够出狱，如何宏图再起。而读人物传记则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励自己的士气。

这些书在监狱这种独特的处境下都起到了特别的效果。一个人，在他失意或是坐牢的时候读历史，会从历史里面读出阴谋诡计，读出一种被我叫做“监狱视角”的东西：把历史看成是一种规律，认为我只要摸懂这个规律就能东山再起，这是一种为现实服务的阅读。一个人在失意落败甚至坐牢的时候如果读人物传记，想励志，他的视野和心胸就很容易变得狭迫，或许最后他会觉得自己志气远大，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读励志书只会越读越觉得自己原来是对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就死命一条，一门心思往一个角落钻过去，而绝不会客观反省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总告诫年轻人，在你事业落败的时候绝不能读太多励志书籍，读励志书有时候会把一个人读傻的。因为此后你会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你走的路一定正确，即便偶尔遇到失败，也会视其为一时的困惑，你坚信最终还是会赢的，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摘自《我读》，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