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早晨，我收到短信，被告知先生去世的消息。近几年先生的身体情况，虽然大不如前，但只是衰弱，并没什么病。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仍觉得突然。

北京大学在致先生家人的唁电中对先生这样评价：“雷洁琼先生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经历血与火考验和历史洪流锻造而成的伟大现代女性。”我觉得非常中肯。先生的一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就是爱国和报国。

先生出生时，亡国灭族的危险高悬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及至步入少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切深深印在先生心里。“五四”运动爆发，先生已就读于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被师范学校的同学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别的同学一起走上街头登台演讲。

先生曾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我从1987年起师从先生，之后20多年的接触与交往，深知科学与民主已化入先生骨髓，为先生毕生之信念。我认为，先生执此信念，是因为她觉得科学与民主是实现她爱国与报国理想的首途。因是，19岁，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争得父亲支持，到美国留学。

她一直在考虑，做什么最有利于救国与报国。她本来是在加州大学学化工，因为她最初认为科学与实业可以救国，后来发现社会学有经世济民的功效，就改学社会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荣获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最优学习成绩银瓶奖。

1931年，她一毕业就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先生而言，在社会学系任教，有两重意义：开展社会调查，认识中国国情，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承担教学任务，培养学生，传递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为国家营造未来的栋梁之才。

先生当时开设“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先生从来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书斋里边的学科，“学以致用”是她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毕生所持的理念。她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服务）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差不多有七年，她每年都带着学生到北平郊区（清河）的试验区与河北定县的华北平民教育试验区去调查实习。

抗战爆发，先生来到江西从事妇女工作，宣传、组织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并主持了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先生曾谈及培训农村妇女的困难：“组训农村妇女尤其艰苦，农村妇女家族观念异常浓厚，生活习惯非常散漫，而农村社会的封建思想与传统观念依旧有很大势力。”先生先赣东赣西后赣南赣北，走了20多个县，教农村妇女识字唱歌。为了方便她们学习，先生把讲义化成浅显的故事和通俗的比喻，用“活的讲话方式”为她们上课。

抗战胜利，内战的危险又笼罩在中国上空，先生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1946年6月23日，她与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遭到冒充难民实为特务的暴徒毒打，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下关惨案”。先生曾跟我谈起下关惨案，说他们被打伤送到医院，躺在医院前厅无人过问。他们痛苦呻吟之际，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前来慰问。周恩来向医院力争，安排伤势最重的五人住进病房。虽然先生1939年在江西已会见过周恩来，对他由了解而敬仰，但是我想这一幕一定深深铭刻在先生心里。

建国后，先生担任过一系列的重要职务：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了众多的国务活动。可以说，她是新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在我的印象中，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是先生特别自豪的事情。1997年7月1日，先生以92岁高龄，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亲自参加香港回归的庆典。

更重要的是，先生始终不忘记自己的本职。她说：“我还是一名教师。”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学重新恢复，先生以极大热情，参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重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是这样评价先生的：她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专业）恢复重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尽管身负繁重的政务和社会活动，她一直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而且亲自组织实施了多次以“家庭婚姻问题”为主题的大型全国性社会学调查和深入的城市社区方面的研究。

先生一生贯穿着爱国和报国的红线，胸怀博大，待人宽容，淡看个人荣辱，也不为身名所累。

作者为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