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春天，当我写就《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时，我有一种庖丁解牛拔刀四顾的感觉。我当时检阅并夸示了四五一代的成绩，推演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新特征。但很快，我为自己的乐观预言不断地检讨，再三批评自己并反思文明的坎陷和新生，我为大陆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而高兴，也为汉语世界的沦落而痛惜。时至今天，在汉语世界其意志和表象如此坚定地走向繁荣升平的过程中，回顾新千年或说21世纪百年之初的十年，我们仍可为这十年思想的错乱和闹剧、自以为是的得意和悲壮、缺席和势利、玩忽职守、二三素心的拒绝、身陷囹圄或画地自狱……而惊叹。“中国不思”，“中国价值无足称道”，“低福利低人权的中国模式”，“中国人无信仰”，“中国无自由人”……不仅是转型中国社会自知的短板，也是文明世界的悲悯共识。
对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十年也是立功立德立言和个人小康富贵之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这十年经济大跃进的国家富裕和个人致富的时代故事里，知识人经受着诱惑、胁从和考验。而在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知识人中，最具悲剧也最有收益的乃是八九一代。长达十年的参与、旁观和思考，正是八九一代自而立走向不惑的十年，是其建立自身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十年。
这种人生文明大道，乃是人格成长的过程，是身心生长发育的归宿和认同。任何经典、权威或借其名号示人的知识、真理言说，以及意识形态号召，不过都是大道展开过程中的历史叙事，是一时一地的某种必然，而非绝对自由之律令。简单地说，任何人的经验和表达都只是有限的，他必须接受人类文明史的审断；任何试图遮断文明天空的做法，哪怕姿态，都会受到报复；任何以一己之智来给予文明史总体性解释的行为，都会收获笑料。而这种平易健康的知识论，几乎是1949年之后就消失殆尽的。直到今天，数代中国人中间，从政客到细民，仍多为拜物教的信徒，狂妄地以一己之智代表科学和真理，去测度万物，生杀予夺万物。正是这一思想上的蒙昧，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虽然小康却置身于文明的暗夜里。
只要趋近文明主流，践行真理的大道，我们就会出于天良和理性去敬畏他者，而非膜拜、服从某种权威。我们尊重知识、真理和思想，但我们知道，知识本身并非价值，尤其是，诚如基督教所言，信仰乃一切知识的开端；或如吾人儒魂道骨所言，正心诚意乃君子大人之学的开端；没有信仰，就没有知识；没有诚意，他人的知识于我没有意义至少大打折扣。我们必须交待我们的正当，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有效。虽然，存在本身即是意义，但存在仍需要交待、需要表达。这也就是现代文明个体不可代替的原因，不可被代表的原因。停下被代表的状态，请不要代表他人，让他代表他自己：这是我国族十年来痛切的认知，是我人民十年来无望的梦想。
这种“被代表”使得我们跟文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十年前我们尚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对象，尚有加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认知；这个十年，我们“被代表”着跟文明世界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纠结。借助韩寒的句式，有两种知识和文字产品，一种叫知识，一种叫中国知识。这十年的汉语世界，借助于中特、文化多样性、国情等名义屏蔽他国文化，肢解世界知识，使得大陆中国流行、发布的是中国知识，它们污染了民众的视野和心灵。在参与这种代表的闹剧里，喻权域、何祚庥、王兆山、余秋雨、孔庆东、芮成钢……等人只是帮闲乃至帮凶十足的跳梁；《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类的自大言说不过是脑残者呓语。虽然，他们仍成功地污染了社会；在市场一类的共谋里，他们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
令人遗憾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我国左右翼思潮较技，在此十年亦并未相互砥砺，没有发生大的讨论、辩难，共进一步；反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90年代一度共同担当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和解与清算、传统或现代，此时已经放下。各说自话，言不及义。左者荒唐，右者悲壮；左者亢奋，右者琐碎；左者阴谋，右者作态……这种在进化之一阶梯上停滞不前的类人孩们，无能在大道上精进日新，在知识或思想的大厦里登堂窥奥，反而多要诉诸大家长来解决异己。
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文明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本质存在。从大道的展开论，易经哲学已经阐释过阴阳之于对方的重要；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希腊罗马哲人也明认道乃对话的“逻各斯”，道理在辩论的动态中显现。因此，在传统文明中，上下共济，道统统合政统，使之在合众为一的治理原则上，士族理解民众，绅族支撑富贵；在现代文明世界，宪政以治国原则的形式使平民权益、富贵者权益轮番表达，民主伸张民权，共和保障绅权。凡此种种，皆需要共同体的思想者们相互激励，以求精进，以保证共同体有着持续不断的文明迁移。
但是，我国族近代以来，多次断裂而不能接续，文明自新的力量只能一次次从新起步，甚至从零开始，原因多少在此对立相仇而不能和合。思想的萌芽，尚未壮大，即被扼杀。思想的左右分工，在我们社会的表现，不是以清明的理性议论，一较短长，而是借权借势打压对方；不是尊重对方，而是嘲笑和诅咒对方。一些望重一时的作家、学人、思想者，此时甚至放弃了人格、知识和思想的自尊，而代表吾人和国家民族，其实借权势膨胀。王蒙、余华一类的文人表现可以不出意外，汪晖、刘小枫一类的学人破门，出书斋而入市场、厕身皇城根下，却让人大跌眼镜。刘小枫缪托毛泽东知己，汪晖注释中国不会崩溃……在他们这些中国“国家理由”一类的代言者面前，甘阳的“通三统”、赵汀阳的以“天下”观世界、蒋庆的“通儒院”，倒显得或迂阔或狂妄了。
而如上所述，由于对自身的难以把握，对知识的无能本分相守，这些借权势膨胀的思想者代表了时代社会的公共知识水准。他们的言说，知识和思想，在汉语世界，是跟政治经济现象一样少受挑战地横行于大陆圈子社会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任了某种社会文本，为一时的社会需要提供诊断、分析或身心按摩，他们的疗治有无效果不论，他们的药方游戏各领三年五年风雨。由于对人性和人类最基本尊严价值的漠视，这些知识或文字产品注定被雨打风吹去，等待着新的文字游戏或垃圾登场。
80年代的经济建设话语压倒了此前的阶级斗争话语，90年代的学问几乎屏蔽了80年代的思想，最近十年的专家学者姿态或私己话语否定了90年代的关怀和精神……直到今天，这种包含时代、地域、技术、阶层或人群的代际替换仍得势张扬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地，使得人们走马观花，或成为这些各类知识巫师及产品的跑马场。这种知识或说符号资本在此十年的膨胀，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砖家”、“叫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大陆中国在失教失范、无信无诚、不思不识之后的仿真、伪善和傻美生存，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经济物性生存。
这种经济物性，借助于稳定之河蟹，横行屏蔽了一切可能的异端。这中间，最值得悲慨的，莫过于那些没有度过漫漫长夜的老一代思想者、中国圣贤以及中年一代仁者、志者，他们的言路、思路在市场时代只能平等地接受大众的检阅、质疑和选择，却悲剧性地或为权力镇制、或为市场倾覆，几乎及身而没。黄万里、吴祖光、李慎之、王若望、何家栋、赵紫阳、刘宾雁、杨宪益、朱厚泽、李普……已经停止了他们的守望，而回永久的故乡；杨小凯、蔡定剑……得宪政天命之召唤，却中途魂归道山。这些多少或坚持理想、或学步文明的华族儿女，有感即应，清明自持，不平则鸣；他们的离开，几乎如同佛语中末法时代、法灭时代的征兆，是慈悲如菩萨者对我国族生态的无望弃绝；他们的离开，使得活着的心灵更为孤独，更少有人闻问，更具有悲剧。
在权力、市场等支持下，经济学人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策其高足，占据要津，为我们提供关于食货、个人与时代社会关系的高论、天宪或卑言。厉以宁倡股份而重帮闲；张五常状王师而格渐卑；吴敬琏书生依附，无“市场”而有“良知”声誉；茅于轼至诚自觉，尊利益而谋民众福祉；杨小凯关怀沉痛，明明德而证大道人生；郎咸平错位啸聚声名，几同二丑；陈志武怀抱问题意识，陈情万般；樊纲放弃体制权宜而打官腔；盛洪认同巨国规模而望太平；林毅夫获得全球的视野；张维迎有着市场的逻辑……
权力主导的市场搭台，经济学帝国主义虽然一时称盛，市场的朝三暮四特征已经吁请文化唱戏。于丹粉墨上百家讲坛，被称为女中孔子；易中天品评如日中天，当然是学术超男；李零乃花间饮者，急性如丧家之犬；张鸣有历史知己，另类观国运脾气；张思之、江平、雷颐、朱学勤、贺卫方、袁伟时、曹思源、吴稼祥、马立诚等人，或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或才情高蹈地为法治、自由、私有化、中国的国际战略鼓与呼……星云法师、净空法师、释永信法师、胡怀琛先生、李一道长、蒋庆先生、陈明先生、康晓光先生、张祥龙先生等人，先后开示、宣教，表达其因信而称道的教义；至于南怀瑾先生，挟着儒释道混一的声势，在海峡两岸三地富贵公子小姐们的簇拥里，为国学或东方文化壮威；费孝通先生，年轻时英美自由主义的纯正学人，晚年向传统文化致意，并展望文化自觉的可能……这些文化弄潮儿，为民众传播了文化发生学的不同品相和功用。而知识、文化、民族传统……也因此新瓶旧酒、或旧貌新颜般地成为吾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成为个人之上的集体无意识。西人称其为符号资本或知识资本，就是说，没有这种资本，人们在学术或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上就难以生存。确实，人们跟这种异化知识的关系相互厌倦又相互依存。
借助于其他原因，比如2001年我国入世开始产生的自性要求、暴发的中国崛起、中西口水战等等，各类知识、传统与现代的知识及其象征人物在大陆社会轮番上台、大行其道，劫掠了各类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识的人们成为其粉丝。也因此，这种大陆社会巨大的表演魔力，也将不少书生气十足或“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学人裹挟其中，他们的变脸之快于时可以理解，于己仍使关注者或粉丝们目瞪口呆。五四新青年或自由主义的中国传人会迅速变成阿门的长老；散步维权的青年会从良成为圣之时者；看甘阳二三十年前的西化号召，谁能想到他今天是“中国”的护法？读摩罗十多年前的“耻辱”文字，没有人能想到他后来代言中国站起来。至于才学宏富的汪晖评说中国不会崩溃，引进基督教神学拓展汉语维度的刘小枫申述毛泽东和中国的国家理由，一度让我这样的人难过得一夜失眠……
在这个十年，吾人社会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因此，尽管我们失眠或目瞪口呆，但当代的公共知识，确实并不关怀吾人自性或个人生命。这些变脸的思想者，只不过是利维坦的组成部分，已经吞噬了他们自己并污染社会、毒害了仍在罪与苦中挣扎、奋斗的芸芸众生。知识资本跟权力资本、货币资本一道，成为管制人们并异化人们的工具。
汉语思想，因此只能在体制外艰难地呼吸、生长。这种价值重构和自身生存的完善，首先是一种人格和知识论意义上的。显然，这种人格和知识的塑型落实在向中年迈进的一代人身上。是的，这十年既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十年，也是八九一代新生的十年。远离知识自身的生产体制、现实圈子威权的顺势思维，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八九一代之能有此幸运，因为在八九之后一二十年的成长中，大家自而立走向了不惑。这种代际的不可更易的收获，有着普适性。不同的在于，较之四五一代、70后甚至80后新人类，八九一代在上下夹击等多重困难里接近了本体和真实。流放、拒绝、苦难……本来就是人生最好的“大学”，边缘、旁观、体制外，都是弃绝书斋学院知识和当下文化现象、弃绝成为知道分子的最好途径，经过洗礼的八九一代经此淬炼，多少接近了人生或知识的本体。因为参与、言说，不仅在于表达真理，而且在于真理地表达，更在于表达本身。因此，在今天大道蒙尘之际，是广义的八九一代及其精神的自觉者和追随者们，在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和大陆中国人民，并生产着充分个性化也充分社会化的知识和思想产品。
这种汉语思想，有过极为艰难曲折的挣扎，从体制内身份到体制外写作，从类人孩到公民社会，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此处有删节...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些边缘或体制外的正大努力，我们就能够回答中国或中国人富起来后怎么办一类的命题。孔子说过，道不行泛于海；但孔子还说过，富而教之。汉语思想不会移民泛海，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教化教训日常生活和社会。...此处有删节...
这些被人统称为民间思想潮流，跟左翼思潮可借势劫持社会和青年不同，这些偏右翼的民间思想一如飘零的花果，只能尽命而听天。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自世纪末我国使馆被炸、《环球时报》洛阳纸贵以来，世纪初张广天、黄纪苏等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王小东言说民族主义主张，张文木构思军国主义等国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在《中国不高兴》一类粗糙的拼凑之作外，左翼阵营尚有黄纪苏那样多才艺的思想者，有张广天那样“忧患”的才子，有汪晖那样受国际学术江湖关注的学人，有甘阳、刘小枫一类出西入中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吾人社会仍有平等、温饱等广众的社会问题需要救济；我们就能够理解，吾人强大的左倾社会基础仍足以给左翼思想以支撑。这也是《切-格瓦拉》、《鲁迅先生》、《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剧作风行一时的原因。
在这些或精致或粗暴的左翼表达之外，右翼思想要么被屏蔽，要么只能借助于南方系报业口吐真言、傍资本的力量低声作态。自然，右翼思想表达在此十年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读书》杂志的左倾使右翼言说失去了重要的平台，它自身也日益直接简单，如李零为革命辩护的口号式文字都可以发表其上；向右转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因内部人事的变动而走向末路；“冰点”事件之后，首善之区几乎只有《炎黄春秋》、《经济观察报》等极少数报刊尚能偶尔发表出位之思。中部地区的《书屋》杂志如同沉默之后，在南方只能取守势的助产士—-编辑们，以发布学院即体制内人文字为乖巧，或在时政问题上企图也小心翼翼地给治国者戴上一些原则性高帽，给官产学精英提供一些有关做人做事是非善恶一类的说教，因此，浮出水面的右翼思想产品多卑之无甚高论。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无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如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官家主义、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拉美化……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因为吾人确实在此十年之间跃进到一个小康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种了不起的成就跟思想界的低能构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一如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一样，汉语思想界也很少给出一种可参考的假说，一种多少接近本质的事实真相。当然，有人可以安慰我们说，一个人的暴富能力跟他的精神心灵或认知能力成反比，最常见的事实即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一个十年间迅速膨胀，并在数千年历史积累的国土上拆掉重建一个唯“新”是从的国家，这不需要智慧远见，更不需要精神尊严。这种安慰大概也说得过去。
（中）
问题在于，有着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记忆的人们，应该记得那时的中国发展近乎无牌可打，坐吃山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有过一改就好的时期，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束缚和变革滞后，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就再难产生全民皆欢的绩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逐步推进，到国企，城市产业工人，到招商引资……放权让利的经济行贿措施，在当时被“增量”、“亮点”、“经济增长点”一类的说词掩盖了真相或本质，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放权让利是释放也是压榨各阶层各行业生产力的过程，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吃完三农吃国企，吃完国企吃财政，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外资……”这种吹糠见米式的效率，相同于王朝时代的竭泽而渔。对各阶层各行业的利用、压榨殆尽，就使其荒废一时，三农问题、工人下岗、财政透支、银行坏账……曾经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之一，李昌平在十年初公布了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以基层的经验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以说，这个共和国建构的自我循环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到90年代中后期几乎失去了所谓的经济增长点。官学代表之一喻权域自豪称道大陆中国是一大工地，到处都在建设；但在这个十年之初，很多工地都停工了，股市低迷，房市拐点，工农无望……大陆处处有着乱尾楼，以至于打工者都会到乱尾楼里养猪。据说，这种养猪过年的经济增长使决策部门也一度束手无策，自编顺口溜：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之久，在90年代末即1998年前后，才度过了困扰历代政权最大的问题之一—-短缺。
因此，站在今天中国经济巨大规模和世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将三十年改革看作一以贯之的上升通道是容易的，但也极不符合事实，更难以使吾人获得清明的理性和健全认知。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的改革，如分税制一类，即是看到了80年代启动的经济发展能量至此耗竭，放权模式在超经济强制的一国之内难以自生出可持续的模式，故朱镕基总理以强力加大了中央财政汲取资源和税收的能力。这种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收权，在当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但到新千年，在这个十年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权力资本胁迫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使得社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高成本地维持稳定，却较有成效地实现了看管一盘散沙即“原子”个人的国家主义。以国家主义合众为一，一如论者所说的“以权抢钱私有化”，以钱买权或权钱合一“官家化”。
更幸运的是，中共执政集团长达十多年的入世谈判努力在90年代末世纪初完成，在此期间开始生发绩效。在冷战及其后多年都没能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红利的中国，在此十年参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度过短缺经济之后的中国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世界工厂”，而真正突破了一国经济体系。按照经济学家于杰的论述，2001年入世，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市场化的开始。这个经济拐点在胡温主政后迅速出现，停工停产的建设不是一落千丈，而是拐势上扬。这个事实是如此重大，三农问题迅速被消解了、下岗工人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了、看守政府机关的小公务员们也时来运转地吃香了、军警特不够支用而需要请安元鼎一类的保安公司或请农民工做协警了、傍大款的故事依然上演但到处都国进民退了……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被称为“改变了中国”，但是，真正将中国经济总量迅速赶德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发生在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主政的近十年。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普通民众都是在这十年里感受到了中国的暴富，中国人的“不差钱”。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尚没有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这个十年，中国的钱多使得货币供应量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十年的货币供应增长了四、五倍，2010年一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则有70万亿左右。
这种超发货币也许是“放水养鱼”，也许是胡温新政的国家主导策略，当然有其理由。于杰认为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变化”的必然结果，即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中国的产能对应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供应跟出口和外汇挂钩。土地和人口的近乎无限的供应，在这种天文数字般的货币资本牵引下，催生了巨量的经济生产能力，使中国普通人都理解到了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能源、原材料、日用品、农产品、工资，在多年停滞横盘之后，都开始了倍量上涨；同时，我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资本掠夺奇观。跟这个十年相比，八、九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或资本原始积累是小巫见大巫了。“1978年后20年的增长记录会逐步弱化，WTO后的范式和路径将成为主角，并形成更具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周期。”
中国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摇摆和政治经济结构定型，使得历史上累见不鲜的资本原始积累至此多以资本劫掠为主。而劫掠最快的，莫过于拆迁，房地产。尽管中国有着更值得媒体关注甚至表彰的经济成绩，但中国人心目中的这个十年，最为瞩目的生产，乃是生产房子，生产城市。在巨量货币资本的诱惑下，中国的生态、心态、世态资源几乎全部资本化、资产化，最后多表现为房地产化。成千上万的城镇，都几乎推倒重来了，我们拆建了一个新的中国。
这种官家与资本合谋主导的时代游戏，因此跟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甚至在此十年的初期，青年、白领、新人类、新技术……等青春少年中国一度大放光彩。媒体、工人、机关人员，更不用说农民，都羡慕青年们的好运。新文化、新生活、新技术……都由新人类们经验并主导了。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好运算是结束了，他们不得不“啃老”；新生活算是烟消云散了，公务员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职业；知识改变命运勤劳可以致富一类的因果律失效了，资本运来了自己，当在工地上搬砖的打工者薪水没有改变时，他参与建设的房屋的主人已经坐地挣了百万千万。人民大众辛辛苦苦地工作，他们为之工作的官家和资本却火箭式地拉大了生活的距离，官家和资本的膨胀速度是辛苦工作的民众万思难解的，是他们贫乏的想象力难以穿越的。在近亿人民尚在温饱线上徘徊、近十亿人民总算觉得吃饭生存不是一个大问题时，中国宣称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阶段。
经济总量的计算、分析有很多角度、结论。货币超发是一个事实，但货币的流通仍得益于劳动等要素。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即流血流汗为中国添砖加瓦的乃是中国的农民、产业工人、白领、农民工等社会阶层，其次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人物。这些不同时空的资源，在货币超发带来的产能加速扩张中，为鱼为肉地摆在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面前，由其支配、消费……我们知道，任何对象，如果我们无能诚实地交流沟通，如果我们无意同情地理解，如果我们无心交待出自己，对其关注、谈论、招募、救济、资助、皈依，都是一种消费，一种利用。十多年来，我们的官家和房地产商吃遍了农民、市民等阶层，我们的文化人吃遍了从炎黄以来的历代名人，我们的媒体人吃遍了可吃的时政资源……这种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知识符号资本的霸权建立，是以拉开跟文明世界和中国民众的距离产生的。如果我们用资本积累时期的观念，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观察，我们可以说，这种个人资本的积累及其经济总量，是吃“人血馒头”吃出来的。
哪些人吃过黑窖工、卖血农民、智障人士的血汗？哪些人吃过煤矿工人、富士康打工青年、性工作者的劳动？哪些人吃过鲁迅、胡适、巴甫洛夫、切-格瓦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唐德刚、黄仁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民国文人、军阀、大师、孔子、老子、明朝、中医、中国、基督、佛陀、真善忍、NGO、民粹、宪政、戈尔巴乔夫、甘地、曼德拉、哈耶克、福柯、斯特劳斯、施密特……人类文明史及当代中国全部的资源，在此十年为食货者们吞噬消费，在哄骗着建设性或以道义理性招摇之际，这些资源绝大部分转化为个人或集团的资本。由于中国人民的长达十年二十年的辛勤劳动而不得积累享受，被三大资本任意挥霍，资本财富也大量流失海外，以至于左派以叫板美国、日本为悲壮崇高，而将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马克思曾观察资本的运行，以为其有违人的良心，并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在当代中国没有例外。
最为辛酸的，告别革命，非暴力乃正义，资本养活工农，领导亲民善治……知识资本的说教堵绝了吾人的自然正义之路，货币资本的横蛮取消了吾人的谈判互利之路，权力资本的专制斩断了吾人的上访陈情之路。十年前改革的经济行贿统治在此十年演变成经济绑架策略，中国人就像孩子一样被大家长式的三大资本管制，不得不参加扩张的教育产业，不得不为走路缴纳不断上涨的油价一类的买路钱，不得不抵押给银行以求得蜗居，不得不忍受少开车少出行少进城的城市化……类人孩们一如傻子被各类骗子们坑蒙拐卖。于是，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黄静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毒奶粉事件、屠童事件、乐清事件……在这个十年层出不穷，一再挑战着中国人民活在当下的心智。人民大众为了中国的代表者去生产房子和城市，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人们难以决断，只有自我了断。自焚、屠童、抢尸……一类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王怡曾说，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权力、资本在这个十年无耻或飞扬跋扈的罪恶，几乎是桀纣以来的中国所未曾有。
货币资本吃利、权力资本吃人、符号资本吃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奇特的繁荣游戏。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运行的多为斗争游戏一样，吾人卷入其中而无能也多无意自拔。这种朝三暮四的游戏在调整后，让今天卷入人生资产化或房产化的人们无能也多无意自拔。自然，朝斗争暮食货的游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狙公再做调整，近三年来唱红打黑和计划绿色经济先后登场的“重庆模式”即是一个局部的表现。一如饱食之后思及淫欲、肥胖之后需要健身、三高之后需要养生一样，养生健身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食色性也。中国人曾宣讲过经济理性、高消费的重要，在原子个人如此泛滥之后，中国人再度宣讲崇高、良知、心态的重要……中国人也讲过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为了中国；此后中国人更讲爱国，爱国是为了保护自己……总之，一切游戏可以朝三暮四，可以朝秦暮楚。重要的，人们面对游戏的反应是如何将资源个人化；如同观察者们感叹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直接的消费、简单的占有，发展到后来，即是个人生活日益失去了时间意识即失去了历史感，日益失去了空间意识即失去了伦理坐标，个人的生活跟社会的生活一样，难以成为正义、价值、尊严的象征，穿透时空。消费、食货，一句话，由名利资产带来的饮食男女，以及由饮食男女带来的名利资产，成为我们当代最为根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因此，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也多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工具。十年前，美国在欧洲的军队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把千年荣誉给予了一个叫高行健的华裔作家；十年前，我国军人王伟在南海跟美国飞机相撞……这些事件都给中外关系蒙上了阴影。自那以后，无论政府组织的反美游行，还是郭飞雄等人引导的反日游行，从官方到民间，从左到右，都曾利用过中国人民的“民气”，并让中国人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过他们的“民意”。但这不妨碍所有的号召都有背后的目的，除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或别有用心的人外，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的宣教者们是熟知他们的目的的。一个例子是，代表中国表示不高兴的民族主义者，已经积聚了在海外生活的资本并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这种失节、失教、失序的现象并非只是个案。在这个十年民族主义一路大踏步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却已经坚定地把海外、把异国他乡当作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之一。从上层精英到普通民众，无不做国际旅行，无不把孩子、妻子、票子存放到海外。裸官盛行，明星戏子几乎多为外籍人士，商人手中不止一国护照……他们回到大陆中国，因为这里有着天底下难得的发财故事和生活热闹。在这种经济物性的游戏里，只有那些没有丧失天良和尊严的人们才能有所拒绝，多少顾及自己的清白。刘军宁先生一度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是宪政、联邦中国坚定的旗手之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能够守住自己的寂寞，在中国经典里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张文木先生是国家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国家地位和战略选择有着勤奋而痴情的思考，但在爱国贼层出不穷的年代，他几乎停止了跟外界的交往；汪丁丁先生，在“回家的路”中书生意气地为自由体制呼吁之后，但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一轻时世、拒绝当道的热闹而清白观世的还有一些，如无业者顾则徐先生、中学教师梁卫星先生、左翼作家张承志先生、学者林贤治先生、电影导演王兵先生、李杨先生……借梁卫星的说法，他们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
但更多的人，加入了社会的游戏。这个世界史上壮观的经济动物，在食色的名利化和资产化表达上如此厚颜、赤裸而无所顾忌。这种单兵突进的直率，使得生态秩序、心态秩序和世态秩序，在失序失范的情况下合力成全了经济奇迹。一切都经济化、游戏化。中国入世不到十年，即在奥运的体育游戏和世博的文化生活游戏上实现了“万国来朝”；中国告别短缺仅仅十年，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了“不差钱”的豪气；与国际惯例接轨尚未并轨，中国就有了严防死守、高架防火墙的自尊意识。政府大楼、文化场馆、创意园区、堤坝绿坝、机构门户……的建设需要，使得大陆中国成为地球上最有协从罗致能力的地区。这种官家和资本的合作，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建筑设计师们最羡慕最想一展身手的园地，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们都得染指的舞台，更不用说，那些歌手、电影明星、导演、艺术家……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市场。
这种经济能量的辐射，也在文化上有所表现。那些流浪的作家、学者、艺术家、经济学家们纷纷迁移，他们自身的人生发展不论，他们确实以参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构成了他们生存的主体。朱大可、杨恒均从澳洲回来了，木心、陈丹青从美国回来了，多多、陆兴华从欧洲回来了，杨小凯、郑永年、丁学良、北岛、张五常、金庸、李泽厚……等则多次出入大陆。他们的回归、介入或亮相，自然各有道理，如李泽厚先生，有着“思想界的邓小平”之称，他的实用主义中国发展观跟邓异曲同工，他当然乐观大陆的经济成绩；杨小凯先生，则以经济学家的天分进入到宪政领域，他提醒胜利者要帮助失败的对手，并且再三告诫后发不仅有优势，更有劣势；北岛有“失败之书”，他记得“时间的玫瑰”；郑永年在左右、中外多进行情绪表达之际，为中国的执政原则和外交哲学做清明理性的分析……这种能量的吸附性如此之强，甚至那些大陆一度流浪到体制外或以体制外姿态表达的学人都再度回到体制内，沈志华回去了，谢泳回去了，温铁军回去了；当然，陈丹青进去又出来了……
这种大陆中国吸引力，使得陈冠中、吴兴文、张大春、张铁志、高信疆等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也纷纷迁居北京、上海。港台文化人参与了大陆社会的演变，吴兴文狷介，独具慧眼，为我们移介了韦伯、唐德刚等大才通儒的著作；陈冠中绅士，从容观察，在大陆作家缺席时报告了《盛世》的真相；龙应台执着，大江大海，翻腾起1949的风雨苍黄……
自然，我们大陆坚守的作家学者也借助于媒体、网络等传播形式，或者立言立功，或者加入了上帝无言下的众生狂欢、盛世喧哗。徐友渔平实，退而不休；崔卫平雅言，文而质义；廖亦武童趣，述而少作；艾晓明诚挚，有闻即录；李银河前卫，性比天高；艾神力行，托孤寄命，一呼百应地以身检验盛世的冷漠和罪恶；野夫陈情，挽歌尘世，在个人的记忆里明认国民的恐惧和残忍……
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阅历，为人们难以索解的经济建设成就盖棺定论，没有什么奇迹，只有常规；韩寒青春少年，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会英雄，没有中国逻辑，只有逻辑；秦晖博学，在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底线伦理，他不厌其烦诉说着“大家长掌勺”的“低人权低福利”等等，这一大师洞见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汉语世界最可贵的伦理共识；陈子明沉潜而坚忍，几乎孤身一人阐述一个中国公民的现代化论纲；孙立平观察社会，是这个游戏社会极少数平实的先知之一，他指陈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吴思先生、陈志武先生、刘力群先生的观察一道道破了社会发展的真相和本质。由于结构定型，中下层人民的制度改革学舌最终都是春梦一场；官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冲动，最终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规模的政府；不仅啃老的年轻人难以通过知识、勤奋改变命运，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格势禁、势力划分严明的繁荣市场奇特地使得中国社会“未富即老”……
在这种暴发的中国社会市场巨大的漩涡带动下，数代中国文化人都登台亮相或一闪而过了。如果我们走近一个群体，我们或者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们执着的关怀；如果我们在一旁看着漩涡里的表现，他们的声音微弱而难以听闻；如果我们看看四周广众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呼告无望的“原子”个人跟知识精英的关系之脆弱，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兴趣、圈子和认同。李锐、胡绩伟、何方们至今难以脱去他们青年时代穿上的外套，其他遗老遗少则比“套中人”们更有兴趣地面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他们开口即有着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悲慨凄惶；在这一正统的名教之外，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的子孙们也开始了他们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说辞。王怡等人在跟布什会面犯下错误之后，几乎从公共空间消失，而回到了上帝的怀抱；明海、胡孚琛、戈国龙等人为佛教、道教的中兴略尽绵帛、夯实地基，他们在一个世纪向外看的时尚里坚定地向内寻找；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人则要求独尊儒术……这些热闹，崇拜，仪式，在伟大的历史学家看来，不过是上演同样的故事：“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谬；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显然，我们可以把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寰宇置换为今天的大陆中国。
（下）
因此，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谈论分析过中国的繁荣，有无数的文字颂扬过中国的崛起，这诚然能感染我们与有荣焉、生逢盛世、咸与维新。但是，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美国、西方社会已经是乐土，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大陆中国遍地是机会，在自由世界、在乐土、在盛世机会里，人人皆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争而名，不世故而得尊崇；那我们将遭到现实和历史的多重报复。如果我们缕述各文明经典的教诲，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比如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盛世狂欢完全背离了这些神谕。
圣贤寂寞，英雄无路，才人命薄，赋到沧桑诗才工，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通例，因此，我们时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仍少有人闻问或被误解地存在着。王康先生已经“天下谁人不识”，但识得其关怀和观念的人寥寥无几。他是百年来善养浩然之气且一以贯之的大思想家，在立言层面，他天然拒绝了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反复、狂而后贤或贤而后圣，而将大人君子、圣贤国士的忧患以及亲友的细致关怀统一起来；毛喻原先生在同龄人中是最为清白、最少受污染的思想家，他编辑的个人刊物《汉箴》是最近几年思想性极高的平台，至于他自己则执着地表达着存在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是我们中国的“克尔凯廓尔”；陆兴华先生在域外参悟西人知识谱系，回国自立，他对当代文化现象和知识人的批评有着不留情面的尖锐，他艰涩的文字表明他尚未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刘自立先生退休后开始了政论写作，他以边缘思想家的视野、原则孤独地拷问着犬儒时代的学人，他的文字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心；顾则徐先生中年退出体制，在盛世里一度以方便面、白菜度日，这位博览群书的思想家，以参透人性的悲悯打量中国的人物和文明，他传记的朱德是我们遗忘一世之久的中国人物，在他笔下，朱德成为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政治家，一如其他论者所言鲁迅是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这些中国圣贤念兹在兹的极少个人的食色，而是中国的繁荣进步，中国的民胞物与……
显然，没有时间的距离，我们难以描述汉语思想界最有活力者的全貌，我们尚不知道可与世界知识并肩而立、或者能够服务于当代文明世界的汉语思想的质地。但我们相信，也许是巨国经济规模给予我们的自信，中国文字自有外人难以清晰界说的神韵、气象，跟诺贝尔奖所表彰的理性光荣和而不同，中国最高的思想和精神不在于个人至上，而在于道成肉身、兴废继绝、立心立命、顺天应人，在于明明德而新民至善，在于跟天地精神相往来；我们相信，当代社会已经有着汉语精神思想的高地，需要我们放下偏见、误解去接识它们。
网络技术的传播、经济繁荣的搭便车，也给予了人们在学院、主流、体制外表达的机会。这被称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跟王朝时代的文化传承略有不同，今天的诸野跟主流社会一样粗鄙无文，甚至体制外多是体制内不同形式的复制。这种现象，导致文化爱好者广众，质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纳入“民科”队伍而不受重视。虽然如此，民间学人的努力仍有着自己的市场和相应的荣誉。熊逸熟读哈耶克、波普尔，他的理性手术刀解剖中国经典及先秦诸子，不免显露多重荒诞；杨鹏从边陲工作起步，他发现了老子执政之道，并试图还原执政者清静无为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黎鸣研读中西哲学，为我们报告“西方哲学死了”的结论，他的人学呼唤是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刘刚李冬君夫妇则为文化中国召魂，在惨烈的历史中，他们寻找着文化中国的江山形胜和诗意；芦笛、钱文军等活过文革时代的人，在网络时代有了思考的空间，他们以真理的代表向民众指控一切知识结构或言说中难以理性自洽的专制者；……在这些人中间，值得致敬的还有上海的张远山，他以二十多年的阅读，寂寞地跟庄子作伴，穷尽庄子的世界，还给庄子以专制中国思想圣典的光荣。
自然，还有更多边缘、体制外、纯粹民间的声音，比如丁东倡导的口述记忆、林江仙的《大风》、老六的《读库》、郑仲兵的《往事》、何蜀吴迪的《记忆》……以及海外的王友琴、宋永毅、仲维光、赵越胜、康正果……他们或者是一个人的出版社，或者是同仁合作的刊物，或者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为当代中国提供60年来的个人和社会背景；他们在保存记忆、涵养文化的沧桑、直指时政的同时而有着个人的趣味。
在大陆中国的个人言说中，余杰先生名满天下，他执着批评的声音已经穿越了五年十年；沙叶新先生是大剧作家，他退休后的时论唤回了传统中国知书达理的记忆；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者，他的诗词创作有如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焦国标先生当年打倒意识形态而一时洛阳纸贵，今天则做平实地编辑着手工式的《黑五类》；罗永浩先生不仅有牛博网的创建之功，也有《我的奋斗》之言说；柴静、王克勤、笑蜀、长平、王小山等媒体中人，或是记录良心的调查，或是议论社会的翻覆，或者示范网络的救援；……而海外，王军涛、吴国光、何清涟、陈彦等人的言论，都可圈可点；至于胡平那样的大思想家去国多年，仍能够为大陆知识界诊断出“犬儒病”的病理和发展趋势；余英时那样的大师学者，一生同情中国文化中的士之心史，当代大陆学人的表现将成为他立论的最好材料。
但是，如周有光所说，我们应该以世界看中国，以历史看中国；而非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如果我们能够视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们就知道汉语世界的思想精神是如何地可怜；而把历史拉长，看看我们的先辈，如民国思想，如龚自珍的才学，由此上溯，看看自曹雪芹、王明阳、朱熹、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中国精英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当代的汉语世界是何等地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汉语人少有能够安于本分，而是不免于盛世的诱惑，不能免俗地与时迁移；因此，汉语人少有在知识论上获得健全的意识，少有在知识的总量上继承或接管文明的财富。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这种表达，跟官家的宣教一样组成了当代社会新闻出版的繁荣主旋律，它们多数远离人民大众的感受，脑残式地教化民众。跟权力资本、商业资本一道，知识资本在当代也多是以威权、狰狞的面孔出现的。“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
在温饱边缘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国民众眼里因此多是这些风光一时的知识人，以法国社会学家的观察，这种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贫乏，以致于网民自造“草泥马”、“河蟹”、“神马”、“脑残”、“牛逼”一类的概念来控诉或揭露。但是，公正地承认，让中国十年来受益的经济繁荣确实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压制了思想。无论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想破脑袋，我们都无能穿越当代中国，我们难以给予中国社会十年发展最可参证的总体性解释。我们在思想、心灵、人格的底线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别大陆的公共空间时，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年轻的思想者们还少有人上场。如同任不寐曾借密尔之语叩问这片土地上可还有人，在当代汉语思想的荒原上，我们几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
因此，今天的中国尚未摆脱传统文明中那种治乱循环，自以为代表中国的人们并未能把中国带入持续不断的变迁。在当代的世界知识总量里，汉语知识所占的比例极为可怜，思想产品、价值观、逻辑框架、人格精神，等等，更是等于没有，十数亿人的头脑和心灵的产出略等于零。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版总值略等于欧洲一家出版社的销售额，这一事实足以使吾人羞惭。
由此可见，吾人十三亿之众，虽然暴发多年，但确实属于原子式个人，尚未能精进成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为福而道、禄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为富而礼、贵而义的有效个体。用这个十年的思想成果之一来说，我们十三亿国民，不过都是不得自由、心智不够健全的“类人孩”。那些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们尚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可观的精神、思想和知识产品，他们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他们自己。十年前，以“当代汉语贡献奖”为代表开启了民间价值系统重建的艰难历程，期间“华文传媒大奖”、“自由写作奖”、“林昭奖”等民间奖励加入进来，但到今天，权力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已经合力完成了对民间价值的剿杀。而在权力和市场提供的“感动中国”一类自导自演里，牛逼精英们开始了他们的现演历程，他们已经给自己颁发无数奖章。对异端之评判，如无论是诺贝尔的什么奖，从十年前到现在，他们都表现出类人孩式的言行，这种失教失态，今天仍在发生。
世禄、食货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们中国人自身，尽管我们多年来已经厌倦了各类精英，但是我们跟世禄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无能，我们也多只能纸上谈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认知领域，我们也未能教训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惮，因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训肉食者的君子大人。如庄子所谓，今者吾丧我，今天我们都丧失了自我，因此，他们不觉得我们值得尊重，他们看不起这个“丧我”的吾人群氓。
三大资本横行于盛世，却压制民间任何自我发展、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空间。“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但这种理解如果成为个人或一时的社会心理，则只是阿Q“精神胜利法则”的变种。因为镇压并不必然出于恐惧。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只要我们看看近年中国的官员在国际社会要求改变游戏规则，要求中国的话语权，挖苦、嘲笑西方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自己的“农民腔”、“痞子语”、“粗鄙无文”自豪……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恐惧，而是如历史教科书说晚清官吏的“懑憨”、“愚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挟中国自重，对内不能给民众足够的福祉，对外不能维护地区的安全和平，相处则以自家的丑陋为“中国价值”。
因此，公正地说，精英并不恐惧。遗憾的是，“他们恐惧”几乎成为了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共识，甚至余英时教授也曾在笑谈中认可这一说法。其实，细究起来，他们不是恐惧，他们只是兽性的残忍；或者说，他们对上恐惧，他们对下几乎没有恐惧。这也是经济繁荣社会里群体性和个体性灾难不断的原因，是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垄断、冷漠和残忍制造了罪恶、灾难的原因。
把恐惧心理移诸民众身上可以成立，确实，我们承认，活在盛世里的个体如吾人者是恐惧的。把恐惧心理移诸牛逼精英身上可以成立，确实，他们面对中国发展的事实，王顾左右，做闲适状，发大师语，口含天宪，动辄代表中国，绑架中国、知识、学问，他们无能无意揭露真相，无能无意探求中国发展的本质，他们宁愿在盛世中做坐稳了分享红利位置的奴才，宁愿吃人肉馒头以求得小康……他们犬儒而牛逼，因为他们恐惧！
因此，在结束这篇粗浅的十年思想回顾之际，我必须向同行表示歉意：我的判断可能夸大其辞，我的阅读可能断章取义。所作不失，无作未得。我们都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检验，这种历史的审判非当下盛世给予的各类奖励和表彰，而是时空中的消息。我国家民族的发展仍在阶段性的路上，我们仍在努力，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这十年的汉语思想尚未能建构起吾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坐标。我们只须切记，我们不仅只活着这十年，不仅只活在当下，这盛世繁华只是为未来做了准备。诚如佛语，法华一会未散，弥勒已然降生。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在各大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就在一个多月前，上海大火后自发凭吊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举着打印的标语：“人在做天在看！”汉语世界的思想者们，也将带着自己的答卷接受时间的筛选。
2010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