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炳琳教授小传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919年，获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及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自1932年6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其间，兼任法科研究所主任及经济系主任，主讲社会经济史、经济学等课程，又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8月，担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兼法科研究所主任。三校回迁，仍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辞去院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曾经主讲“外国经济史”等课，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部分译成中文出版。
周炳琳教授自青年时起，就积极参加社会改造运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运领袖，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北伐中，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参政院参议员，主张国共合作，倡导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同情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探求和平建国之路。解放后，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家红 撰）
一、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作用
北京沙滩（五四大街）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大院落，里面住着二十多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
走进32号的南大门向西约10公尺是二门，乃一座垂花门。通过二门和第一个四合院，后面就是周炳琳教授住的10号宅。周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下辖政治、经济、法律三系）院长，同时，还曾兼代政治学系主任和法律学系主任。他曾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1931年以来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是北大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写道：
“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周炳琳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
“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遇事让你三分。蒋梦麟在北大那样专横跋扈，说‘我从来就姓蒋’，在国民党内摆老资格，在北大是专制魔王，谁也不敢碰他，只有你敢和他吵架，你凭的是什么？甚至当你出去做官，做什么厅长、次长的时候，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还空着等你，不让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你在北大的地位呢？我替你说穿了：你是‘挟国民党以见重于北大’的。”（《北大三反快报》1952年4月23日）
周先生北京解放前后都住在本大院教授宿舍内的第10号宅，直到1952年10月北京院系调整后才迁往海淀燕园燕东园29号。在中老胡同，它的东边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教授宅，它的西边是北大教育学系陈友松教授宅。我在这所住宅里见到过多位大学校长、文坛巨子、科技精英和革命将领等人物。
早在1930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蒋梦麟部长电令周炳琳代理清华校长。周认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生，如果代理了清华校长，清华人将认为清华大学成了北京大学的殖民地，故坚辞不就。
早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校长感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界学科的人选不熟悉，特请周炳琳代为提出候选人名单。周炳琳于1947年7月12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院士提名，承嘱提出人文组经济学法律学两学科的候选人。兹为法律学提了郭云观、吴经熊、刘志、李浩培等四人；为经济学提了马寅初、陈总[岱孙]、赵抟、杨西孟、蒋硕杰等九人。”
二、周炳琳和何思源
周炳琳（1892—1963）和何思源（1896—1982）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北大周炳琳先读预科后读经济门，1920年毕业于经济系；何思源先读预科后读哲学门，1919年毕业于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学习和运动中，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关系。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周炳琳留学美国纽约哥仑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何思源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炳琳、何思源等十二位代表反对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在大会上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从而，他们本来已被内定为中央委员的，就都被取消了。
回国后，周炳琳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等。
何思源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法学科主任、训育部副主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人选空缺，由何思源主持工作）、山东省教育厅长等。当何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时，曾经请周炳琳帮助推荐人员到政治部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这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竟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半个山东省，被蒋介石政府简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当他赴重庆述职时，被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炳琳教授请到昆明西南联大向全校师生作了精采的报告，缕述他在山东开展武装斗争，部队被击溃之后，再组织，再击溃，再组织，终于取得胜利的经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嫡系军人接管山东，何思源被解除了山东的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当一位没有军权的北平市市长。194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何思源乘飞机刚到北平的当晚，就同他的法国裔夫人一同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看望老友周炳琳、魏璧夫妇，他（她）们用法语亲切的交谈，何对周视同自己的兄长和老友，既亲密又尊敬。后来何思源夫妇住入中南海内西花厅，他们和周炳琳夫妇仍有经常的来往。西花厅的沙发座椅，每次坐下都会弹一首歌曲。何思源在北京饭店屋顶花园上举行宴会，也曾有周先生夫妇参加。
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数学。这时她闲居在家，何思源提出要请她出来担任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但是不得调换原有的总务主任。魏璧担心如果财务上出现问题，将由她自己负责，而没有接受该校长职务。
在解放战争时候，“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3页）在北平的历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周炳琳都要关照何思源，你作为北大的校友，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何思源也积极和周炳琳保持联系，力图防止和制止国民党特务对广大学生不幸事件的发生。何思源在1948年4月12日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和胡适校长的密电中写道：
“源[何思源]随时与梅生[枚荪、周炳琳]、宜生[傅作义]、自昭[贺麟、北大训导长]保持联系，力谋平息途径。”
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中，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埋伏在西单路口的瓶颈地带，准备袭击游行同学，周炳琳急电何思源，一定要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经过何思源的多方努力，特务队伍终于在游行大队到达前从西单撤除，使游行队伍得以安全通过。
1947年6月2日反内战日，北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死难军民追悼会，北大被反动军警特务铁丝网和沙包所包围。特务还围攻北大学生宿舍西斋，周炳琳在大会上作报告后急电何思源市长到北大景山东街（现名沙滩后街）解救。何思源及时赴到，北大同学围着他向他控诉特务暴行。他的专车被群众围困在北大西斋门前，无法启动，车的左右踏板上各站有警卫一人，他们急向天空呜放驳壳枪多发，车前才稍有空隙，得以冲驶出去。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周炳琳和何思源都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工作。他们组织成立“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1月16日该会推派何思源、周炳琳等作为代表，赴香山访晤叶剑英，商谈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原北平市何思源市长的积极从事北平的和平解放，尤为蒋介石所痛恨，1949年1月蒋介石密令处死何思源，并以此警告傅作义将军。此事由保密局毛人凤局长派行动处叶翔之飞赴北平指挥，并派能“飞檐走壁”的飞贼段云鹏等人夜间潜入东城区锡拉胡同何思源宅，炸死了何的二女儿何鲁美，还炸伤了何夫人和其他子女何鲁丽等5人。何思源受伤后，头颈双臂双手都缠满了白纱布白绷带忍着伤痛及时来到周炳琳宅，向周报告受伤的经过。那时何还不知道是定时炸弹炸的，而说：“蒋介石要杀害我们。他用小钢炮（迫击炮）把我全家打得非死即伤。你老兄也要加倍小心啊！”
解放后，他们都是民革中央委员。何思源曾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晚年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周炳琳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全国政协委员。
魏璧女士在十年动乱中不幸逝世，1979年1月由中共北大党委统战部和九三学社共同举行的她的追悼会上，何思源曾亲临吊唁，并且用流利的书法一笔签下了他的三个字的名字。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举行“赵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6周年庆祝大会”。何思源说赵抟是我的老同学，我一定要来参加。他坐在主席台上，因年事已高，提前退席。我送他到北大办公楼东门坐在石台阶上等车。由他在北大读书的外孙去找出租汽车，找了很久才找来在车，将他送回北河沿民革宿舍。
早在抗战以前，何思源教授就有一牛皮箱（西式）的书籍寄存在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胜利回京后也没有取回，解放后也没有取回。直到周炳琳教授1963年逝世后，又经过十年动乱，周炳琳家所存书籍都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库。文革后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批复，将周炳琳的书籍发还，由其子周浩博领回。何思源的这一箱书则仍存在北大图书馆，内有何思源著的《经济统制论》（精装本）等书，直到70年代末，才由何思源派人到北大图书馆领回。他的著作还有《国际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大纲》、《中国人口问题》、《近代中国外交史》、《欧美各国社会之发展》、《求生教育与教育保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法》等。
三、周炳琳和傅作义
傅作义将军对北京大学是素有感情的。1936年8月北大教授胡适等就曾随傅作义将军赴绥远省大青山凭吊过“抗日阵亡烈士公墓”。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从1936年到1937年傅斯年陆续写信给胡适和周炳琳，向他们通报西安事变和南京政局。信中称胡适之先生，称周炳琳为枚荪兄，并且要将这些信件“看后焚之”。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宋哲元的第29军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队，在5月30日的干部会上，军官们反对脱离中央。胡适在31日晚写了与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汗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1948年7月24日周炳琳在《新路》（周刊）第1卷第11期上用笔名发表《傅将军面临一个考验》一文，文中写道：
“他人不能打胜仗，傅将军独能打胜仗，只这样便足以引人入胜。……‘七五’惨案发生，考验之期不旋踵而至，我们仍然爱护傅将军，希望他拒绝拖延的办法，迅明断然的处置，为公道求直，为死者伸雪，以争回动摇的人心。”
1948年夏天，傅将军到中老胡同32号来拜访周炳琳先生。那天，周不在家，周夫人魏璧女士见到传达室送来的傅作义将军的名片，十分着急，叫我出去替他应付。我走到大门外，看见傅将军穿着灰布军服，坐在吉普车的司机座旁边，后边还有几位替他带路的北大学生。我告诉傅将军，很抱歉，周先生不在家，他才离去了。
四、周炳琳家的客人
早在抗战前《清季处交史料》巨著的编者王亮（希隐）先生就曾来访周炳琳先生。他当时是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的董事长，我是一年级学生，他来校视事时，在校长室约见我，对我多方加以勉励。他在民国初年任职外交官，曾出使20多个国家。
1946年底《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先生来到周炳琳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办公室，约请周先生为《观察》杂志撰写文章。他们坐在周院长办公室会客室的长沙发椅上交谈时，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早在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甚至说：“将适用‘处置共党临时办法’加以处理。”周炳琳认为“义之所在，不容缄然”，愤而起草了一份题为《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并征得一共48位教授的签名，在《观察》杂志第3卷第11期（1947年11月8日）上发表。
1947年秋，北大经济系统计学教授杨西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进修。1949年秋，他在回北大工作途中，一时买不到船票，滞留在香港。这时，我党派驻香港机构的高平叔提出请他留在香港在当时由他主持的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杨西孟先生服从工作需要，留在香港收集国际经济情报。这时，在北京的杨夫人不了解情况，认为杨西孟是在香港搞投机买卖，跑到中老胡同周炳琳院长家中哭诉，周先生对她多方劝说，向她说明扬先生在香港是替祖国做事，不是搞投机生意，加以安慰。
1948年夏天，南京政府国防部厅长於达中将到东北四平市，给四平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兵授发大量勋章后归来，途经北平，专门到中老胡同来看望周先生。原来他们是浙江台州椒江前所天主堂小学的同学，他们在那里开始学的法文。於说：此次勋章原来准备发很多的，我考虑到发太多了，就太不值钱了，我将它们少发了一些。可是剩下的勋章太重了，坐民航飞机回南京运费太贵了，我要和空军徐司令联系，找一驾军用飞机免费运回南京。周先生同於达说：你从前是连一只鸡都不敢杀的，现在居然参加打内战，杀人无数。於达听了，无言以对。
1949年北平解放后，周炳琳当时是颇负盛名的民主人士。那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来宅看望过他。原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曾经想请周炳琳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是他已经在北京大学任职不能离开北大，才改派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
1949年春夏之交，一个傍晚，曹禺和巴金一起来拜访周先生。他们执弟子之礼十分恭敬。周先生请他们在沙发上就坐，他们不坐，只肯在沙发扶手边靠了一下。原来周先生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时曾经给他们各自颁发过某种奖励。
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教授北京解放后，经常在晚间到周宅访问和闲谈。
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温州市长的许蟠云先生1949年来中老胡同周宅看望周，许说：我现在没有官做了，可是过去在北大学的德文还没有忘记，请周先生帮助让他到北大当德文讲师，周没有答应。
北京电话局黄岩人毛局长到中老胡同拜访周先生。请周先生出面申报宣武门外前青厂黄岩会馆的房地产，周先生同意了，但委托毛局长替周刻一图章，代为办理各种事务。
五、周炳琳和毛泽东、周恩来
早在抗战以前周炳琳等就曾惠赠礼物给刚到陕北的毛主席。周炳琳和毛主席的政治观点虽然不同，但周是一向尊敬和关心毛主席的。周炳琳夫人魏璧、许德珩夫人劳君展是早期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曾同毛主席一起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魏璧等人去法国勤工俭学，毛主席曾经在上海半淞园送行。1936年毛主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一起商量给毛主席选送些陕北急需的东西，并由魏璧、劳君展在张晓梅的陪同下，坐洋车（人力车）到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当时那种只有会移动的阿拉伯数字而没有时针和分针的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邢西萍（徐冰）教授和夫人张晓梅，设法同其他物资一起用一辆卡车送往陕北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曾回信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号”
1949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到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来同教授们谈话，周总理多次提到周炳琳，并对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表示感谢。1946年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举行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宴会，邀请周炳琳魏璧夫妇作陪（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叶挺和魏璧在此次宴席上的合影照片）。他们在席间话旧，十分欢洽。4月8日叶挺军将军等在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周炳琳当即握笔专函致唁。周总理将此唁函发表在1946年4月21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恩来先生大鉴：
此次飞机失事，贵团同志，男女老少，殉者十余人，闻悉之后，痛悼殊深。忆两月前，足下与颖超女士邀宴，弟偕内人魏璧女士，得与其盛，席间话旧，欢洽逾恒。王若飞先生、秦博古先生、邓发先生，当日皆在座，扬眉姑娘活泼可爱，博古先生同出席于宪章审议会义，接谈尤频。今则诸人已逝，倏焉隔世，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叹无常，尚乞志悲风劲草之喻，益加迈进，努力促成全国团结，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国。死者殉道，生者衔哀，牖启是珍，道将益见发扬，是固全国人之愿望也。专函致唁，并陈悃忱，死难诸先生之家属，并望代为一一致慰，临颖神驰，不尽欲言，诸惟亮察，为前途珍重。顺候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1946年]四月十七日
六、周炳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北京解放后，在1952年的思想改选运动中，周炳琳起初对思想改造有抵触，多次检讨，均未通过，从而成为全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马寅初校长到他家中对他多方进行帮助，叫他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时代前进。马校长在周炳琳家客厅和内室通道的台阶上向下一跳说：思想改造，就要痛下决心，就像我这样向下一跳，就改造过来了！马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
“周先生人很好，不贪污，如果改造过来，可以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可是，周先生的多次检讨，均因内容不够深刻，未能通过。这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给毛主席送上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其中谈到北大师生以及周先生的亲属（夫人和子女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和批判。毛主席当即于1952年4月21日写下了一段批语：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建国来以毛泽东文稿》第3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页。）
1952年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沙滩新膳厅的千人大会上作了第四次大会检讨。他在检讨中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认识到他解放后的“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检讨，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
思想改造后，他撰写《我的检讨》一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林淡秋同志到北大党总支部办公室找到我，由我陪同他到周家中取去，毛主席将它改题为《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一文，在《人民日报》1952年10月9日上发表。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在海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有力地驳斥了台湾编造的他在大陆受到严重迫害的种种谣言。
1954年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历数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台湾回归祖国，该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及海外作了多次广播，全文刊载在《新华月报》1955年1月号上。
梁漱溟在《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中，1952年8月7日的谈话记要中写道：“主席随后谈及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和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两人的一些情况。据闻周之子在壁间悬挂主席像片，而周辄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说此可不必；应许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领袖强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无益。”（《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页。）
这里毛主席允许人民意志自由的态度和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所指的事实却有所不同。经多方调查，周炳琳并无此事。据周炳琳之子周浩博说：“1952年时，我在北京大学俄语系读书。我曾想将斯大林的头像挂在墙上，可是爸爸说：我不喜欢看见他的样子。因此，我就没有把斯大林的像挂起。至于说我挂了毛主席的像，又被父亲撤除了，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看来上述谈话是根据误传的消息而发的。
七、周炳琳和许德珩
许德珩先生是周炳琳先生的老友，周夫人魏璧女士和许夫人劳君展女士都是长沙人，而且互相以姐妹称呼。1932年12月许德珩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而被逮捕，周炳琳联合蒋梦麟校长将许加以保释，并亲自到监狱迎接他出狱。
1946年秋周炳琳再度聘请许德珩到北大政治系任教授。那时许住在府学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府学胡同有一块古老的石碑叫做麒麟碑（现在移放在北海公园中）。所以许德珩自称：我住在麒麟碑！许先生到北大教课之余，常到周宅客厅闲坐。我有时前去同他闲谈。他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们都是些“废铜烂铁”等等。我当时将他和我谈话的内容在上海《文汇报》“人物志”栏1947年2月26日和27日上连载发表。
1946年周炳琳和许德珩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3日以“周炳琳许德珩在平对记者谈国大问题”作为新闻的大字标题。新闻报导中写道：
“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按指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无可奈何。”
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们前往参加，他们都拒绝去南京参加伪国大。
周炳琳还不断劝说胡适校长不要出席伪国大，同他吵得面红耳赤。周还于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
“适之先生：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可是，胡适校长不听周的劝导，飞往南京出席伪国大，而且将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亲手捧交给蒋介石。
八、周炳琳和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
这所院子的西部住着沈从文教授。他对北大的老教授们是非常崇敬的。每当他在课堂上说起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时，他说：
“适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北京大学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教授在课堂上讲起北大法学院长周炳琳教授时，也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他（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1948年胡适虽然不住在中老胡同32号而住在东厂胡同，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先生曾经住在那里，同沈从文先生是隔壁邻居。
北京大学政治系吴之椿教授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在美国华盛顿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他的夫人欧阳采薇女士是宋代欧阳修的32世孙女。他早年曾任宋庆龄的秘书。北伐战争中任外交部秘书兼政务处处长。1927年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开始“分共”后，吴之椿撰写《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向中外新闻界广泛发布。同年8月南京政府也“分共”后，吴之椿辞去公职，陪同宋庆龄在这危难的时刻秘密访问了苏联。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校长是罗家伦）。
他住在8号，他在房前精心培植了一处小花园。解放后，他经常到周炳琳家闲坐。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1958年春他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美丽的花园里打拳。
1948年夏天，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顾孟余教授，是周炳琳的恩师。他到中老胡同来看望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如父子。顾孟余在与汪精卫决裂后被任为中央大学校长。有人对周炳琳说：你该去帮助他呀！周说：当然！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中老胡同32号大门内西边住着芮沐教授，他当时是最年轻的教授，现在已经100多岁了，目前健在，住在北大燕南园中。
大门内东边住着闻家驷教授。1949年我曾带领他的学生党凤德去请他写推荐信，将党凤德推荐给出版总署翻译处沈志远处长。后来党凤德成了《英华大词典》1984年修订第2版的主要负责人。党凤德学长1985年4月在我的该书上写道：
“友仁同志：
承担词典的修订总负责工作，历对五载，日夜拼搏，于84年8月完成付型，赶在国庆卅五周年前夕出书献礼。十二月英国首相访华时，我国领导人作为纪念品，赠送英国友人。此书为我国至今收词最多，篇幅最大之英汉词典，但仍有一些缺漏，希多指正。
党凤德
八五年四月”
1948年夏天，何思源任北京市长时，他将位于颐和园内谐趣园后面的北京市政府的一个叫作霁清轩的内部招待所借给杨振声教授和沈从文教授避暑之用。8月15日我去拜访他们。杨振声教授坐在摇椅上纳凉，沈从文教授在那里写作了《霁清轩杂记》，讲的是颐和园的各种掌故。我在霁清轩回廊下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后排左一为杨振声教授、左二为张企明（张景钺教授之子）、左三为吴小椿（吴之椿教授之子）、前排左一为周浩博（周炳琳教授之子）、左二为冯姚平（冯至教授之女）、左三为雷崇立（雷海宗教授之女）、左四为周北凡（周炳琳教授之女）
我又在霁清轩外的小桥上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我还给他们在颐和园各处拍了一些照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九、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和《新路》
1948年周炳琳等人在北平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发行《新路》周刊，由周炳琳等负责编辑。他在中老胡同32号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请他的女儿周北凡抄写出来，在《新路》周刊上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
由于周炳琳等人在《新路》上发表了严厉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的文章。终于使《新路》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警告，并于1949年12月30日被勒令停刊！
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大南迁，周坚决反对，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南苑机场来接北大教授南下，周拒绝登机南下，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曾任周炳琳秘书的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在谈到周炳琳教授时说道：我觉得周先生的经历时间跨度很长，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都有活动。他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他这个人实在太重要了。周先生的一生我看是搞民主运动搞得很多的一生，他的思想是民主思想很深的。自从五四以来，他的民主一直没有丢、没有放弃，可是他一直很不顺当。他争民主，触犯了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是不允许的。解放后，周先生还是这个民主，所以也不受欢迎。他是这么个命运，他的一生坎坷，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他的主张与外部条件不协调，他又很坚持他的这个主张，是真的坚持而不是假的。周先生的一生不得志也和这有关：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势力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恐怕这是黄岩人的性格所在吧！
任继愈教授还在《周炳琳文集》序言中写道：“周先生奋斗一生的民主事业，我们这一辈人要继续向前，大家还要继续奋斗。”“《周炳琳文集》使我们重温前辈民主人士走过的历史，使我们更加坚定他为推进中华民族民主事业继续前进。”
（2010年7月12日修订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