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的引入和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阶层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性,既具有资本经济的一些特性,又带有社会主义的一些属性,还掺合着许多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传统因素。从利益、权力和身份三个维度透视这种关系时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阶级阶层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博弈为主导、以权力为型塑机制、将身份地位作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关系,其未来的演变方向面临着博弈的扩大与合法性等问题的挑战。
关键词：中国社会; 阶级阶层关系; 利益博弈
在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研究中,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不存在阶级阶层关系,只存在社会不平等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的阶级关系,它们之间有着一致的基本利益关系,即使有矛盾也是次要的,不会影响基本一致的阶级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出现过的阶级关系,其中主要是劳资关系。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依然存在着阶级阶层关系,而且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又是非现有的理论所能单独解释清楚的。中国社会阶层关系既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比如劳资关系,又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比如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关系,还打上中国许多传统特色的烙印,如讲究“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官本位”等级思想等。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转变的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将前现代、现代化、后现代的所有现象浓缩在一个短短的时空中,增加了当前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复杂性。基于先前发表的分析框架,当前中国目前的阶级阶层关系自然包含着利益关系、支配关系和身份关系。但是,这三种关系的比重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表现的方式也很不同。为此,我们对当前中国阶级阶层关系做这样的假设:当前中国的阶级阶层关系以利益关系为主,支配关系和身份关系渐渐地有所显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利益关系所主导。
一、利益博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主要表现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整个社会从过去的政治理想天国中跌进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世俗人间,经济效益、实惠、赚钱、奖金、发财、富裕已经取代革命理想、凌云壮志和浪漫情怀。按照波拉尼的说法,那是市场侵蚀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领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利益导向成为改革开放的主旨。它确实唤醒了人们,成了人们参与经济建设和追求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发展奇迹。在利益世界中,由于机遇、能力以及制度和权力等原因的影响,社会趋于分化,改变了原先的“一个阶级二个阶层”的阶级格局和阶级关系,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关系与以前相比大不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利益关系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主要内容。
当前中国阶级阶层利益关系表现为三种具体的行动关系:一种是合作互利关系。改革开放释放出大量自由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资源”,这不但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每个阶层获取自身的利益提供了一定机会,而不同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也为其他阶层提供了相应的获利机会和空间,这是各个阶层之间相互合作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大量外资进入和民间资本的投入,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很难创造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民工跨区域进城务工,都与各种资本的投入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资本(特别是外资)之所以越来越青睐中国,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与资本由此而找到了合作的空间和机会。在实际过程中,企业老板与工人还是合作多于对抗,尽管这种合作可能是不对等与不合理的。同样,政府官员与企业老板的合作更为明显:政府官员靠发展经济以创造更好的政绩,通常会优先照顾老板的利益,于是,各地纷纷出台各种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甚至绝招,以招揽更多的老板来本地投资兴业。与此同时,中央对稳定的重视,也迫使各地政府官员在除了用强制手段之外不得不适当地关注民生,尤其要安抚好弱势群体的情绪,而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愿直接采取与政府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那样将会付出很高的成本,他们更多地希望从与政府的合作中寻找自己的利益支点。
另一种是共谋与剥夺关系。当前,一些强势阶层成员联手通过一些相当残忍的手段对弱势阶层利益进行剥夺,并有继续发展的态势。河北定州暴力征地事件就非常典型。最近,国务院正在修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条例,许多地方政府则努力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尽可能多地拆迁一些房子,以扩大自身的利益。为了对抗强势阶层的掠夺行为,利益受损害的弱势阶层成员或上访、静坐,更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诸如自焚、跳楼等极端做法来表达他们的无奈和抗争;也有一些弱势人群采取以暴易暴的行动来对抗拆迁者,或者冲击地方政府。比如,招商引资中不顾农民的利益,把高污染企业引进来,造成大片农田、农民饮水乃至山林植被遭受污染,不但庄稼受损、牲畜遭殃,农民生命健康也遭到严重损害。农民因得不到任何补偿而纷纷上访、静坐乃至暴力抗争。最近,湖南浏阳镉污染引发上千民众围堵乡镇政府和上街游行;陕西凤翔长青镇孙家南头村、马道口村731名受检儿童中615人血铅超标,其中163人中度铅中毒、3人重度铅中毒,村民为此围堵周围的冶炼厂。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最近几年,群体事件激增,它们大多反映了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些案件折射出了当前中国阶级阶层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
强势阶层成员在言语上刺激弱势阶层成员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其特点是对弱势群体缺乏任何形式的关怀,更多的是漠视甚至歧视。最近,因房价居高不下而引发社会不满,但2009年3月,身为人大代表的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在人大分组会上发言说:“房价不是我们开发商决定的,而是由市场来定的。现在房价高,但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你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为什么非要到广州、深圳买?”[1]可是,这位经理根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财富正是那些买不起房子的阶层创造的。之前,曾有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总对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问题而公开叫板说,他们就是为有钱人盖房子,而不是为穷人盖房子。当前,强势阶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越来越公开地宣示自己的利益和主张,甚至到了不顾任何道义和社会公正、漠视社会公益和弱势阶层利益的地步,显得有恃无恐、寡廉鲜耻。我们认为,目前出现的许多群体事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当前阶级阶层之间共谋和剥夺的利益关系,而较少地体现为政治关系,虽然也涉及到对政府官员和有钱阶层的不满及不信任,但是,最主要还是针对掌握公权力阶层与掌握资本的阶层对弱势阶层利益的共同剥夺,即它们之间的一种合谋或共谋的阶层行动。
再一种是竞争关系。市场是一种竞争机制,为各个阶级阶层提供利益竞争的平台,与此同时,国家其他制度改革也引进了一些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阶级阶层之间的竞争。当然,竞争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所谓恶性竞争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相互压低价格的竞争,而是一种利用不正当手段和方式进行的竞争。目前,中国阶级阶层之间的恶性竞争主要表现为强势阶层利用自己的强势资源无止境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弱势阶层也采用自己能想到的不当手段(造假、欺骗等)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导致阶级阶层之间信任的流失和缺失。恶性竞争正在不断地侵害良性竞争,并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论是合作还是紧张与冲突,当前中国各个阶层之间首先还是为了利益而来,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虽然不能说当前中国已经到了“物欲横流”的地步,但是,追求利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纷争无不是集聚在利益上面,或者说至少以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维持阶层合作的基础也是利益。从劳工关系到干群关系,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到大型项目建设,都存在着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配置和纠纷、冲突。
二、权力成为形塑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运行的主要机制
尽管利益博弈是当今中国阶层关系的主要体现形式,但权力却是形塑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幕后推手和主宰者。笔者在这里采用埃里亚斯的权力定义,即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相互依赖关系表明参与者对对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旦某一方宣示撤出,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威胁其他参与方的利益,实际上也是宣示一定的权力,但并不是所有参与方的相互依赖是同等的,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别,一方面有可能比其他方更依赖后者,相反的可能也存在,这种依赖存在着一方支配其他方的可能。所以,权力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支配关系。在中国过去的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企业、个人和社会,有效地增强了后者的支配能力。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行政治理格局,也没有动摇有权阶层的支配地位。如果说有一定变化的话,那就是企业家、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得到扩大,其支配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确立。如果说过去的阶级阶层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那么,现在发展到在经济领域出现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现象。如果说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面临的是不均衡性问题的挑战,那么,支配关系所面临的是合法性问题的挑战。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在总体上仍然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国家社会管理者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确实存在着支配关系的合法性问题,其根源是:权力获得没有经过其他阶级阶层的认可;腐败问题损害了国家社会管理者的合法基础;一些国家社会管理者在日常管理中罔顾其他阶层的利益,作风粗暴,官僚主义盛行。虽然国家社会管理者对其他阶级阶层仍然拥有支配能力,尤其是控制能力,但其公信力很低,其他阶层从心底里并不真正认可这种支配关系,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支持。于是,凡是发生针对政府官员的事件,不少老百姓都会踊跃参与,出现所谓“利益无涉”群体事件。最近的阶层关系开始从利益冲突曼延到“利益无涉”层面,从重庆万州事件到贵州的瓮安事件,都存在这种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一些阶层成员在寻找发泄存在已久的对权力者的不满和怨恨,这进一步降低了执政者的合法性水平。
企业的雇佣制度是企业家阶层与工人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之间支配关系的基础。在这方面,企业家支配其员工的合法基础是为后者提供就业机会,这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达成的,所以,员工对企业家的支配地位是认可和服从的。与此同时,企业家也需要员工为他们的企业发展尽职尽责,于是也对企业和老板拥有一定的权力关系。但是,资本永远属于强势资源,员工不可能反过来支配企业家。当然,企业家对员工的支配不是全方位和不受任何限制的,否则便会遭致员工的反抗抵制,员工也可以选择离职做最后的了断。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劳资纠纷不断,一个根本原因是资方过度地使用对劳方的支配关系,过度使用劳方的劳动,而忽视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要求。最近几年爆发的“民工荒”、“用工荒”迫使企业老板更好地看待工人的工作要求,收敛过去那种过度使用支配权力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开始屈从于工人的权力要求。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临时现象,因为资本的权力具有很大的扩张性,能够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为此,只有构建更为严格的对资本权力的约束及向工人加大赋权的制度,才能有效地缓解资本对工人的过度支配。
中国企业领域中的阶级阶层关系更为复杂,因为中国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企业所有制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方与劳方的支配关系:国有企业阶层之间的支配关系遵循行政规则来运行,企业老板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只是企业所有者的代理人,他们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待遇,企业职工也有着一定的行政待遇。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制,大量企业员工下岗,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震荡,但没有下岗的国有企业员工仍然享受着很高的福利,企业老板对他们的支配影响相对小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员工的支配影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雇佣大量农民工,农民工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关系并不比他们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好多少,基本上属于同样的处境,即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国有企业中部分员工的“民工化”,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家对工人的支配能力,因为私营企业老板会告诉其工人说:“你看,连国有企业工人也会下岗,你们就别提你们所谓的权利了。”最近几年,由于劳资纠纷不断,国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家对工人的支配程度,增强了工人的维权意识。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会越来越多地对资方的支配能力提出挑战,实际上,劳资纠纷非但没有因为国家政策的出台而减少,反而在增多。
随着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管理岗位和层级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阻隔了企业老板与一线工人的直接互动,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阶层即经理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由他们直接管理工人,并实现对工人的支配关系。按照赖特的理论,这两个阶层也处于矛盾地位:一方面他们是被支配者,同工人一样;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对工人的管理和支配权。组织规模扩大和科层化实际上增大了阶级阶层关系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是阶级阶层关系的润滑剂,可以削弱和限制最高阶层对底层阶级的支配能力,缓解两个有着根本对立性质的阶级的矛盾。管理者和办事员阶层与企业家阶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权力张力,但这种张力不同于劳资之间的支配关系。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中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对阶级阶层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中产阶级在阶级阶层关系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或缓震器。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支配能力,而这种能力不同于上层阶级的支配能力,比较容易被下层阶级所接受,这里蕴涵着这样的假设:中产阶级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支配地位的,因而容易被其他阶层所认可。从最早提出中产阶级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到李普塞特,他们都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们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并有更多的支配和动员能力发动民主革命,这里有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例子作证。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中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在短时间曾有过社会动荡,但是当民主制度建立后,社会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支配关系角度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而且中产阶级内部也很复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同时受权力和市场的影响很大,中产阶级内部各自忙着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很少有人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当然,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他们中确实已有一些人开始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宣扬社会正义和公平、公正,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合法的支配地位,这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和谐。
从目前来看,中国阶级阶层之间的支配关系与利益关系密不可分,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为利益关系服务,或者说支配关系屈从于利益关系,即前者是为了后者而运作的,因此具有一定的附属性。这与改革开放前不同,那时是利益关系为支配关系服务,“一切为了政治”,而政治就是下级服从上级的领导、控制和支配。现在表面上也讲政治,实际上则是为了利益关系,不论是政府领导还是企业老板,在支配下属的关系以及影响社会和国家重大决策上,都是从各自利益关系出发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阶级阶层对支配关系的信任和服从。
三、身份地位成为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关系建构的核心价值追求
在当今中国,身份关系的阶层化、阶级化越来越明显,对上、中阶层来说,他们现在最缺的还是身份地位,因为他们尽管拥有财富和权力,但是还没有获得其他阶层的认可和尊重,他们急需通过各种方式来塑造与其权力、财富相匹配的身份地位。上层和中层对身份地位的塑造及追求,反过来也刺激了下层成员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和追求,于是乎出现穷人模仿富人、下层模仿上层的生活追风潮。这种状况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所谓“阶级地位不分野”的格局。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职业分立、伦理本位的社会,因此不存在阶级之间的地位分野现象,只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谚语,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有参与的机会”[2](P236)。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构筑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干部制度,规定了农民、工人、干部等身份地位,已经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阶级地位分野的结构。改革开放虽然冲击了这样的身份制度,但是与此同时,阶级阶层的分化与分野日趋明显,尤其在身份地位上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显,炫耀性地位消费越来越盛行。与利益关系和支配关系不同的是,身份地位关系具有很强的主观评价色彩。一方面表现为自我对身份地位的看法和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它们是在不断相互建构中确立起来的。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身份关系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建构有所不同,表现出各阶级阶层自主地去谋求和建构,而不是国家通过制度或政策去建构。这意味着,中国阶级阶层的身份关系还没有定型化,还处在不断建构之中,意味着阶层关系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上层阶级阶层开始炫耀、建构其身份地位,而下层则不甘于其身份地位的低下。第二,中上层阶级阶层的身份地位并没有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第三,阶级阶层之间的身份歧视和排斥已经形成,在行动上不断地表现出来。官员以势欺人、横行霸道,以彰显其所谓居高临下的身份地位,经常出现“我是某某市委的,你告我就去告吧”的话语;还有官员大兴土木,不仅兴建私宅,还为自己和上辈兴建阴宅,光宗耀祖心态全面暴露;至于有钱人买豪宅、豪华轿车,花巨资搞结婚派对,甚至公然张贴广告搞招妻聚会,甚至招所谓的“二奶”;著名教授剽窃学术成果,学术腐败盛行,更有堕落成学位性交易者。所有这些不良做法和恶行,都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感,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官不像官,商不像商,教授不像教授”的感慨。中上层阶级阶层试图通过上述做法来建构自己的地位,但未能引来其他阶级阶层的尊重。与
此同时,下层阶级阶层到处受到其他强势阶级阶层歧视、排斥的事例不胜枚举。最近,有网民发文描述“贫二代”的十八个基本特征,很能说明下层人真实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处境:“一、在各种比赛游戏中失败,尤其是消费和就业方面劣势更加明显。二、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三、别人说:家里钱不是问题;你说:问题是家里没钱。四、寒暑假,经常需要到田里收庄稼或在城里打工挣学费。五、有当城管的冲动,好罩着天天被驱逐的父母。六、经常有扼住命运喉咙的冲动,但每次喉咙都被命运扼住。七、如果读过《红楼梦》,最受触动的应该是晴雯的判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九、从不思考永远有多远这样的蠢问题,却经常为明天发愁。十一、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十二、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十三、最熟悉的交通工具是农用车、火车和长途大巴,经常仰望天空看飞机却没坐过。十四、熟悉人民币分币的购买力。十五、家里往往有没有户口的兄弟姐妹。十六、有仇富心理,并十分痛恨贪官,觉得他们不仅夺取了你父辈的财富,更夺取了你翻身的机会。十七、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3]
虽然这个网民的说法不免有些极端,但至少折射出作为下层阶级阶层“贫二代”的底层社会地位以及在身份上受其他阶级阶层的歧视和排斥。虽然我们不能判定这个网民是否属于“贫二代”,但是他至少有对“贫二代”的同情,这种同情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粹化”特点,正如孙立平所言的,下层有着“民粹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中的一切都看不顺眼,至少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严重的会采用过激行为作出回应。这些过激话语表明,下层社会面临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向上流动的渺茫,这就是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状况。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并没有形成相互认可的身份地位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却表现出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中、上层十分强烈地想通过各种方式彰显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地位,但是并没有获得其他阶层的全面认可,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成员不择手段地试图彰显、炫耀和获得社会身份地位,反而招致社会的反感,从而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下层则不仅已经意识到其低下的身份地位和受歧视与排斥的处境,而且也陷入“民粹化”境地,遭受更激烈的身份冲突和矛盾:不甘于现行的社会地位,但又无能为力,因为强势阶层太强势了。阶层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显然受到利益关系和支配关系的影响甚至左右,但是,反过来也会影响后面两者的运行。由于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身份关系的困境,更加剧了阶层之间的利益和支配矛盾。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一个最大挑战是这三种关系陷入了逆强化的状态,很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和谐社会建设。
四、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演变的可能性假设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既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化”现象,即社会阶级关系经过市场化、工业化的竞争而演变成只有两个对立阶级的关系局面,同时也未完全照着韦伯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路径发展,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掺杂着许多文化传统因素和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当然,中国还处在急剧的变迁之中,现在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还将经历很大的变化,这也增大了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把握的难度,更难以进行有效的预测。但是,基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理论的认识,只能提出一些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判断。
1·阶层之间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仍将通过舆论和其他方式而继续下去,但是“被代表”阶层对“自我代表”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领导阶层在舆论上并不认为只代表自身的利益,而是更多地代表其他阶层的利益,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此而“被代表”了,但是他们不会被动地“被代表”,而会利用这种“被代表”的舆论向领导阶层提出各种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对后者的牵制和约束。目前中国的制度对这种“代表”与“被代表”关系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缺乏有效的程序性规定和操作,因此,这样的关系在现实中会显得相当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既蕴涵着一定的合作,又会产生一些非正式或正式的抗争和对立。其他阶层对自己“被代表”的做法,已经开始有更多的不满,将来会提出更多的“自我代表”诉求。如在房屋拆迁和征地过程中,虽然政策规定,要征得被拆迁者或被征地者同意签字,但在操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村干部擅自“代表”村民签字同意,结果引发了村民强烈的反弹和抗议。还有各种假借民意的做法也屡见不鲜。随着各个阶层的权利和法律意识的提高,这种“被代表”和“代表”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并成为今后阶层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2·各阶层之间的博弈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并动用各种可以动用的资源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这使得阶层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交通技术、通信技术等的突飞猛进,各个阶层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范围内进行博弈,不少阶层性行动都会引发全世界关注。所以,国家必须为这种不断扩大的阶层博弈空间进行制度创新,降低博弈成本,使各个阶层在博弈中达成妥协性多赢格局。各个阶层都学会了运用新技术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也渐渐地明白了新技术对他们表达利益和维护权利的积极效果,将会尽可能地去利用它们。
3·虽然利益博弈仍将左右今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关系,但是,各个阶层将会寻求在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上发出更多的声音,发挥更大的影响,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士阶层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工作的专业人士将会成为阶层关系博弈的又一个新的核心阶层,他们将会成为其他阶层所努力争取的对象。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国家会对专业人士阶层给予更多的重视和牵制。
4·中国阶级阶层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合法性挑战。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阶级阶层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合法性,主要表现为:首先,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一些分化机制存在着不透明、不公平,甚至带有一些血腥、残酷的掠夺、剥夺、欺压等特色。比如,矿山老板对工人生产安全的漠视,实际上就是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对工人生命的血腥剥夺之上;无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而强行征地拆迁,牟取暴力,成为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掠夺。还有各种各样隐藏起来的阶层侵害行为,在股市、国有企业改制等领域不断出现。这种现象在未来仍将难以消失,并直接冲击着渔利阶层的社会地位。其次,阶级阶层行为规范缺失和混乱。社会腐败、科研作假、论文剽窃和抄袭、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其他违规违法行为,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导致社会秩序的一定无序和混乱。再者,阶级阶层关系的演变与人们的预期脱节,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对阶级阶层关系的评价。由于调节机制的弱化或短缺,阶层分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问题,尤其是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到了已经无法遏制的程度,犹如房价飚升而无法遏制一样,从而引发了中下阶层的强烈不满,由此而出现的对阶层关系的负面评价,埋下了阶级矛盾的隐患。最后,中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阶级阶层博弈制度,阶层公开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非常有限,在制度上也没有给出更多的公开表达的途径和机制。如工人不能以罢工、游行等方式表达自己对雇佣者的不满;对政府部门或官员的意见,也不能采用公开的群体性行动表达。
目前,虽然有不少因素会引发阶层关系的紧张,但是也有一些因素缓解了关系紧张。如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化快速推进缓解了农村的压力,国家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政治改革的深入等,都有助于阶层关系的改进,有助于促进阶层结构向着中间大、两头小这种橄榄型理想状态转变。所以,未来的中国社会阶层关系仍将表现为合作、竞争、紧张、矛盾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等多样形态,但是紧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大,值得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人大代表称嫌广州深圳房价高可以回家买[EB/OL]·ht-tp: //house. ifeng. com/special/2010lianghui/meitiguanzhu/de-tail_2010_03/07/361809_0. shtml·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A]·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看看中国“贫二代”的18个基本特征[EB/OL]·http: //kou-da.i 360. cn/u/22610995/article_214347724.htm?l s=koo&k=d3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