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奇迹，综合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按照通常的逻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应当随着其生活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应当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上升。但大量的调查表明，事实并非这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急剧增大，行政成本日益高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这方面的压力已经接近临界点。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的警醒和深刻的反思，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满意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科学的发展，需要社会政治改革的深化。
“科学发展是主题”，这正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为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全会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什么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其中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互协调，全面推进；或者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齐头并进；还可以说是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无论怎么理解，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都应当是科学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再一次肯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时代主题和潮流，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继续抓住和用好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首先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而言的，但却不限于此，它也是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机遇期。简而言之，是科学发展的机遇期。
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这个机遇期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原有的一些体制机制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必须做相应的改革。例如，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迅速增加，如果不想方设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将日益增多。
第二，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小康社会是一个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要素的综合性概念，除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民主法治的进步也同样不可缺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在扩大，公平正义显得更加重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仅靠经济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主要应当通过深化社会政治改革来实现。
其三，中国已经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从而利益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它们对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只有通过深化政治改革，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变“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彻底缓解这种张力和压力。因此，如果我们不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胆而果断地推进政治改革，各种矛盾和问题将日益积压，执政成本将难以承受地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将急速流失，甚至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可能会得而复失。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除了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等基本政治制度，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做了专门的论述，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表明，在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十二五”期间，政治改革的重点仍将是政府管理体制。
根据这一部署，未来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
具体地说，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完善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严格依法行政；建设服务政府，就是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公共品；建设透明政府，就是推动政务公开，努力实现公民的合法知情权；建设责任政府，就是要加强政府责任，积极回应公民诉求，严格实施行政问责制；建设效能政府，就是要优化政府结构，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无可否认的重大成就。但政府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向前推进、人民群众政治需求的日益提高，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使政府必然面临新的挑战。
我们的政府治理能力有很强的一面，这在诸如灾后重建、宏观调控和举办奥运等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但也有很多的不理想，例如治理社会不公、腐败特权和食品安全等。
这是因为，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在相当程度上助长公共利益部门化的决策体制；政出多门、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企不分、成本过高等现象还普遍存在；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还相对不足、其服务质量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远没有确立；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太大、失误过多，政策多变、政令不一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行政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依法执政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正如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指出：当前，“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
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是一项长远而紧迫的任务，是中国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不是一个标语口号，有一系列的内涵。从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人均收入，到教育文化、民主法治、国际地位，特别是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突出矛盾，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到来。
我一直认为，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重点，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随着改革重心的逐渐转移，改革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必须有所突破。特别是在事关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官员廉洁方面，改革将日益呈现出不进则退的局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它一般不涉及政治框架结构，是政治体制中更多带有工具性的内容。但它也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内容之一，而远不是全部。它本身的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政治体制的完善。
事实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民主和法治的进程、权力的分工与监督、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培育，都会对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来源：《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