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零一零年）是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契诃夫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长期以来，在一些文学爱好者感觉中，契诃夫只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小兄弟，他的名字从没被冠过“文豪”、“伟人”之称，其声望也没撼动过巍峨双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契诃夫却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并列为全球三大剧作家；又与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共享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高誉。
人们对契诃夫的好感是一种“迷恋”。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都承认，只要有契诃夫作品在手，读上几段就文思汹涌，被燃起写作的热望。与英国的伍尔芙齐名的新西兰“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就表示，“愿拿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来换契诃夫的一个短篇”。不过，征服全世界读者心灵的，首先还是契诃夫的文学才华。他的写作座右铭是“简洁是才华的姐妹”；他精通描写的方法学，且有独到心得，称好比从一块石材上雕出人像来，“把不是脸的部分凿去即可”。
契诃夫更具有一双明察秋毫、极具穿透力的文学眼睛，他的精妙比喻经常如电光火石，瞬间照亮事物的本质。唯有他才想得出某人“下巴像光滑的脚后跟”这样的譬喻。再现精致细腻的柔情，更是契诃夫“强项”，令所有摹仿者无从掠美，“有时候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在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带阁楼的房子》）
如果说，才华是淋漓尽致的自我表现，那么契诃夫把谦虚看得更重要。俄国文豪高尔基称契诃夫“善良、温厚、和蔼可亲”；“没有什么比同他交谈更愉快的了”。有一次，托尔斯泰眼里充满泪水，向高尔基赞扬短篇《宝贝儿》，在场的作者契诃夫两颊发红，不停地擦夹鼻镜，许久都不出声，最后叹气说“文章里有排错的地方”。
童年严苛家教的阴影
契诃夫的迷人之处，是个人修为的结果。他祖上是农奴，而向往出人头地、开杂货铺的父亲则是农奴制的化身，他让妻子与下一代长年生活在军营式严苛氛围中。孩子们分担家务的明细表贴在墙上，“如有不从，严惩不殆”的警告，契诃夫到晚年都历历在目。在自家院子里，在近邻的眼皮下，父亲经常把已快成年的哥哥打得嚎啕大哭。契诃夫意识到，野蛮与专横的“因子”也渗透在自己身上，要以内心自觉“把卑鄙一点一点地从血液里挤出去”；他连“到富有亲戚家赴宴的喜悦”都自责。契诃夫怀着难愈的心头之痛说，“我的童年没有童年”。
可是，就在这样的童年，契诃夫“相信人类的进步”，而且终生信奉。他一生坚守独立人格及自主意识，不受任何时髦思潮的影响。他把理性、正义视为最高原则。契诃夫终生谦卑但绝不自卑。包括父亲在内许多人的错误言行，他的态度是“可以宽恕，但绝不原谅”。
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有一个突出现象，那就是，文学家高于思想家，“形象”大于“思想”。许多攸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几乎都先由文学家发现并提出。作家们更预言未来，用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主人公阿斯特罗夫的话来说，就是“打开通向未来的道路”。
契诃夫无能力塑造“英雄”形象，但他自觉而认真地描绘生活中的“非英雄”现象，告诉人们“谁不是英雄，不要跟谁走”。中篇《匿名者》主人公、“进步分子”奥尔洛夫就是这种“非英雄”。他在执行暗杀任务过程中思想发生激变，转而跟原本要铲除的政敌沆瀣一气。当时，“进步分子”思想转向经常发生，只是当事人没大肆宣扬而已。如何面对追随者的真诚及自己良心的叩问呢？这成了涉及道义与责任的“大尴尬”。谁知，昨天的领路人、今天的变节者全然不当一回事，并毫无心肝地将纯洁的追随者遗弃在执行任务的凶险现场，任其自生自灭。契诃夫对此予以极严厉的谴责。其实，《匿名者》不也把俄国革命后贪恋腐化的滥权者钉在耻辱柱上？他们也是“变节者”。
《第六病室》影响列宁
比《匿名者》更具预言性的，是中篇《第六病室》。小说主人公安德烈·叶菲梅奇是精神科医生，为人正直又勤于思考，最终成为专制政府的怀疑对象，也沦为职场倾轧的牺牲品，被当作病患关进精神病院。叶菲梅奇甫进精神病院，就遭到护工尼基达的毒打，于当晚毙命。《第六病室》发表后震动全国，读者惊呼“俄罗斯就是‘第六病室’”！
惊呼者中有一个十六岁少年，他就是日后掀翻沙皇宝座、建立红色帝国的列宁。列宁姐姐乌里扬诺娃在回忆录中披露，《第六病室》给列宁留下强烈印象，“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没法再待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彷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由恐怖产生憎恨，再由憎恨孕育反抗；以列宁为首的一代革命者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第六病室》对俄国革命“居功厥伟”。
个人的尤其体制的野蛮粗暴，是契诃夫不共戴天的敌人。《第六病室》中的护工尼基达，使人想到契诃夫早前短篇《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中的退伍军人，他既不是村长也不是警察，却以一种“不是鹰犬胜似鹰犬”的狂妄、冷血与偏执，主动向专制政体“表忠尽孝”。他不许村民站在河岸上，甚至不准村民晚上点灯，因为法律没有“百姓可以在河岸三五成群”及“可以晚上没事点灯坐在家里”的规定，所以他有责任、有权力阻止。
自称“血管里流着农奴血”的契诃夫，尖锐抨击“平民暴力”，从不避讳。他深信，任何暴力都出自“卑劣同源”，对人类文明具有极大杀伤力。护工尼基达昨天还是唯唯诺诺、端洗脚水的仆人，一旦成为专制体制的组成部分，就成为冷血魔头，并以农民式勤勉，津津有味干尽残忍之事。尼基达式的暴虐也出现于契诃夫三十岁时的纪实作品《萨哈林岛》之中，一些女苦役犯和自由妇女为谋生计，不得不卖淫；“监狱看守把最年轻讨人喜欢的留给自己，其余的就听任苦役犯糟蹋”。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书中披露，苏联流放地劳改局官员像挑牲畜一样，将剥光衣服的女政治犯选为自己的性奴，所作所为比萨哈林岛的监狱看守更恶名昭彰。革命成功后，俄国曾编写扫盲课本，编入追求平等、正义的人民誓言“我们不是老爷，我们也不是奴才”，但这誓言却很快被大大小小的尼基达、普里希别耶夫式的红色新贵践踏得一干二净。因为平等对他们是“天大的侮辱”。
二零零八年九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远东马加丹，该地区从沙皇时代到前苏联一直是政治犯的流放地。梅德韦杰夫向斯大林清洗政策牺牲者的纪念雕像恭献康乃馨。这是一尊跪坐在地上、双手掩面哭泣的女性青铜雕塑。而雕塑背后，是《萨哈林岛》与《古拉格群岛》这两座鑴刻着俄罗斯非人痛苦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