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网】在2010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主题午餐会上,许小年以企业家精神为题,以严厉的批判展示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让企业重回舞台当中,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脱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以下为许小年发言内容:
我今天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以及重振”。可以看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这在各个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国企只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我指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然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是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这个意义来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
不仅国有企业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进行干预。干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几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行政干预手段都已经在房地产上使用过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经营环境恶化导致实业转向投资
政府对经济活动、市场活动这样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企业家放弃了理想,转向了投资,在企业间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
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做投资,不做实业了,实业做得越来越困难。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变成了抱怨天下不均,近年来在收入分配不断分化,人们习惯性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恶化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是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是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菜贩子囤积心理。当仇富心理取代了财富尊重,企业家丧失了精神动力,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是“裸观”。
弃“创造财富”转“财富再分配”
企业家精神和诠释文化当中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奖励和激励价值创造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再造,我们知道它的长期后果是什么,什么是价值创造就是有效的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纷纷去竞争,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重新分配中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这样的经济将失去活力。价值创造部门萎缩,价值创造速度下降。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政府各个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有数据为证,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135万人中间报考国税系统的约40万,报考海关30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形成三四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局面,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
同样我们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刚才我讲到的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实际上信息不对称,因为大家不太知道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
都知道国税部门可以,海关部门可以,所以70%的人涌向了这两个部门。这表明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是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很自然民众会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和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企业家精神将重振
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和权势文化的兴起不仅会使我们国家的创新力衰退,还会引起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求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我们执政党的文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决定的。让企业重回舞台当中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脱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有的官员受到了民众的谴责,我们的观察表明主动与他们联手是少数人,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希望透明规范去运作,不愿意冒风险。他们不受政府寻租和过渡管制,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安排。起码比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掠夺他人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作坊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的企业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代表,不幸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自己创造,将自己的重点从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非常有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李聪根据许小年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