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愈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虽然在一定阶段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和应当适度先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和应当适度延后，但这终究是暂时的。如果认为未来30年将能复制过去30年的这种格局，以至将这种暂时格局拔高为永恒“模式”，那将是一种根本误判。
事实上，即使是在过去3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处置也并不都是适当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已在这个阶段日益严重地滞后了，并已导致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这就使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具有了空前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能否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已直接地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
这是因为，第一，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是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一场人为的金融危机和一个时代的终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某些人士的金融操纵和金融投机，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大量的金融泡沫。这种金融泡沫既给美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又给美国带来了虚高的经济增长，最终则是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国际金融风暴。但这场国际金融风暴现在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打断了美国的融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于一体的金融主义道路。虽然这种金融主义道路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但在国际金融风暴的重创下，美国显然已经不可能在危机过后重走老路了。这就是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非常不同于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就意味着，以往二十多年美国金融泡沫带来的长期高增长，已经不可能再现。如果去掉了美国经济增长中巨大金融泡沫所带来的虚高增长成分，以往二十多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与欧洲差不多。这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的3-4％降到1-2％。1-2％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难说是高涨、繁荣了。所以，继欧洲、日本之后，美国也将告别经济繁荣，直接显现出经济增长已经饱和的富裕社会所特有微弱补充型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繁荣曾经使之成为了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的终结，发达国家作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历史也终结了。经济高涨、经济繁荣实际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经济现象。只有处于经济繁荣阶段的国家才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就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
第二，新的国际环境已经迫使我国必须走着力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道路，而不能只是把扩大内需作为暂时的反危机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初主要是靠内需拉动，以后很快就转向了主要靠外需拉动。美国金融泡沫带来的长期高增长，实际就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美国的大错无意中成全了我国的大发展，但也使我国内部的改革压力大大减轻，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个阶段，中外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奇异组合，不仅带来了我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而且也带来了我国消费率的大幅下降和居民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奇异组合已经破局，它所带来的高增长和低内需也已无法共存。仍然指望美国重现强劲增长，从而中国继续走依靠外需拉动的老路，这是不切实际的。只有深切认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周期性，我们才能从这种幻觉中解放出来。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地走上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当然并不是说开拓国际市场就不重要了。事实上，由于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最大限度地开拓国际市场。但我们不应忘记，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世界市场的1/5。从经济发展目的来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首先应当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从现代化标准来看，只有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普遍满足，才能说中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从国际经验看，二战以前，西方外贸占70％，内贸占30％，主要依靠外需，内需严重不足，这就无法保持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无法真正实现以普遍富裕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二战后，西方转向内需拉动为主，内贸占70％，外贸占30％，结果就实现了持续有力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的程度也大幅减轻，从而一举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西方的这种经验，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必须走这种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真正走上通往现代化的历史坦途。
第三，只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改革分配制度，普遍增加收入，而不是靠穷人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掏腰包。
二战后，西方转向内需拉动为主，主要就是依靠改革分配制度实现的。这其中最突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这种分配制度的基础则就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基础能够保障财富的不断涌流，因而也就能够保障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的实现。这种分配制度使普通消费者的收入愈益丰厚，使国内市场得以大幅扩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方这种经验包含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必须按照这种经济规律扩大内需。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内需不足已经主要地是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所以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途径也已是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在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让缺乏保障、囊中羞涩的普通消费者尽可能地去消费。
与此同时，我国还有一个通过改革继续深入建构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殊任务。在这个视角上，通过深化改革，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广大发展创造各种更为有利的条件，也是我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四，只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而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历史发展到今天，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内需，又只有依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实现。
诚然，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有某些空间。在这种体制下，我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即为一例。但是，现行政治体制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作用现在已经如此之大，以至在这种体制之下，要想基本完成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特别是相对于建设公共财政制度这个核心任务来说，尤为如此。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不是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心，而是以满足政府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为重心，这是导致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首要原因，而它又是由权力过分集中的苏式政治体制所造成的。财政权过分集中于政府，人民难以通过人大行使至关重要的财政权，这就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不是向人民倾斜，而是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倾斜。这种政治体制所形成的阻碍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最高领导层建设民生财政的良好政治意愿，也不能不在重重阻力之下大打折扣。财政制度改革是这样，其他各方面的重要改革大多也是这样。
经济与政治密切相联。权力过分集中所形成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使经济利益向自身倾斜，而不是向社会倾斜，因而也就必然会使符合公共利益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举步维艰，而各种贪污腐败现象却大行其道。如此下去，中国改革就必然会被苏式政体所葬送。所以，我国必须对于这种政体进行根本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等实现决定性的新突破，因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真正开拓出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
第五，能否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直接地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时机。错过了改革时机，革命或动乱就会到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公众对于政权至少有最基本的信任。如果这种信任流失了，公众的政治意愿就不再是实现以政权不变为前提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将是转向要求政权更迭了。一旦走到这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就彻底丧失了。到那时，即使有枪杆子，也没用了。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丢政权。相比之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更是普遍规律，因为任何政权丢失前都是有枪杆子的。我们必须高度关切这种不可逆的历史转折点。清王朝是在失去公众基本信任后垮掉的，苏共也是在失去公众基本信任后垮台的。这是普遍规律，不可抗拒。如果中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那就不仅是执政党的大灾难，而且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所以人们现在普遍希望能够避免这种不幸结局。但我们不能因为主流民意现在是主张稳定的，就以为可以依靠这种民意稳坐泰山，绕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民意是可变的，又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民主匮乏、民众不满等等达到了某种非常严重的程度，民意就会逆转，政局就将不稳，改革就将夭折。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进行。改革必须抓紧。只有抓紧改革才能救改革。只有救改革才能救中国。
进一步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拖延，我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实际已经不多了。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社会不公等等因素的长期侵蚀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已经严重流失，而且长此以往，再有大约10年左右时间，就有可能达上述民意转折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时间点甚至还有可能提前。因为，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主要依靠居民消费的内需拉动的话，现在的大规模投资拉动就会因为缺乏国内外市场而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导致严重的内源型经济危机。而若出现了这种经济危机，官民利益将更难平衡，普通公众的利益就将受到重大损失，民意的流失就将更加严重，因而上述民意转折点就很有可能提前到来。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出现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合并爆发的危险局面。这就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可以缓行，更不是可以放弃，而是已经成为了直接决定未来十年内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认真地启动具有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就还有机会。如果不能，那就只能吞下痛失政改时机的巨大苦果了。看一看最近公众在杨佳案、邓玉娇案等等中的激烈反应就知道了，如果中国天下大乱，将会发生些什么？所以说，抓紧时间筹划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稳定和繁荣中国，不仅关系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全体官员的最大利益。
毋庸赘言，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既然只有抓紧时间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天下大乱的历史灾难，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不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
最后，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了直接决定未来十年内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那么当前最具战略决定意义的工作，自然就是抓紧时间研究、筹划和推进真正具有根本性、革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是这样，那么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能力，自然也正是研究、筹划、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力。
当然，这种能力不仅是官方能力，而且也是民间能力。归根到底，这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能力。我们的民族能否开拓出一条既坚持党的领导、又能从根本上发展民主政治的道路来，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最大挑战。如果不能，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就只能在坚守包含党的领导原则的苏联模式政体与包含普选、法治等等原则的西方政体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就只能是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危险困局。毋庸讳言，以往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长期举步维艰、严重滞后，除条件和利益因素外，主要就是卡在了这个地方。
但我们也应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我们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的。经过各方面的长期探索，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思路、大方案实际已经逐渐浮现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阐述这种大思路、大方案，而是阐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了直接决定未来十年内中国命运的最大关键，因而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管力也已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力了。在这个主旨之下，我想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经淳淳告诫过我们的一段话，这就是：
“改革的基本政策……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这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坚守住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所确认的各项普世价值、近30年来我们在民主法治领域所取得的巨大的认识进步、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等等政治底线，我们就将有机会、有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希望！
（本文是《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加快改革》的一部分，原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