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软硬约束

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难关

刚才大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美国学术氛围很自由，邓小平都很赞赏，我们也来点学术自由。

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

我认为，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思考与行动。上期人民论坛杂志的战略概念里面没有包括对策性，应该补上。战略实质上是实践性的东西，而不是单纯思想性的东西。战略的实践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对策性。战略对策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对策。战略的基础是具有这三性的深谋远虑(包括有关的理论思考)，战略的落脚点则就是由此形成的战略对策及其实践。简言之，战略的核心就是战略对策，没有战略对策就没有战略。一位哲学家可以讲得很抽象、很宏观、很深刻，涵盖到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但若没有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对策，那就是在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在讨论战略问题。哲学是这样，其他学科也都是这样。抽象理论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战略则是理论向实践深入延伸的东西，延伸的核心标志就是它的对策性。

由此，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就可以明确了：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就是在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重大问题上比较用心、比较求真务实、比较深谋远虑、头脑比较清晰而灵活、进而能够提出比较切实的战略对策的知识分子。按照这种定义，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实际就是拥有这种思维类型、研究取向和研究能力的人士。所以“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即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

不能做排他性的、等级的、职业性的分类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但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一是不能做排他性的分类。即不能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略性的，其他都是战术性的。譬如，如果把哲学家说成是“战术知识分子”，那就很荒唐。

二是不能做等级分类。即不能认为战略知识分子就是最高档的，其他知识分子则是较低层次的。按抽象度来说，抽象理论的层次高于战略思维。按实用性来说，战术研究的实用性也是战略研究不可取代的。形象思维与战略思维不是一个类型，更无所谓高低之分。

三是不能做职业性的分类。战略知识分子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机构、职业、职称群体之内，并不是特定机构、职业、职称群体范围内的专有人才，所以不能根据这些职业性因素判定哪些人是战略知识分子，哪些人则不是。比如不能说只有智囊机构里的人才是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把这些误区都排除掉的话，“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智者，这些智者不一定是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人士，他们也有可能是既做理论研究，又做战术研究，但又在战略问题上有见长的学者。他们也不一定是专职学者，也有可能是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律师、民间研究者等等。总之，凡是这种类型的智者，都是“战略知识分子”，或曰战略思想家、战略人才等等。我认为，如果“战略知识分子”只是指这种思维类型的人才的话，这个概念就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

我认为，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意义不在于提出这么一个词，而是在于强调战略研究的重要性，这才是其实质性意义之所在。中国现在既缺战术研究，又缺战略研究，还缺理论研究，样样都缺，就是不缺学术垃圾。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好就好在可以引导和鼓励拥有战略研究潜能的各界智者静下心来研究真正的战略问题，而不是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俘虏。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从大国复兴的视角讨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而且特别是作为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但我们的战略研究相当弱，亟待大力加强。

邓小平绝对是超一流的大战略家，他提出了长达70年的大战略，真正做到了深谋远虑，而且整个战略思路非常切合实际，只要真正理解，认真落实，至少在最主要的大方向、大步骤、大方略上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人、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认真地考虑未来几十年的大问题，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现在有些所谓智囊目光短浅，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似乎中国只要能以技术性手段解决眼前的应急性问题就够了，所提出的也都是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建议，根本就是在误导国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我们现在首先就有一个继续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大问题。面对21世纪，邓小平至少是提出了两大战略遗嘱，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想尽办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在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上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先民生后民主，二是先民主后民生，三是民主民生相结合。这就是当前的最大战略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某些人士希望以民生拖延或绕过民主，继续让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则主张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科学、更高明，这难道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吗?

邓小平虽然是大战略家，但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身后的全部战略问题。他总说后代比我们聪明，实际就是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前进。

中国大战略：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资源约束难关

超大型国家自有其特殊的重大战略问题，特别需要认真研究。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国家规模的现代化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供应量约束。我国是人均国内资源匮乏的国家，依靠国内资源根本不可能实现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实现的那种现代化。如果我们是中小型国家，那还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解决问题。但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这种成功经验就在我国无法复制，因为13亿人口所需要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国内无法满足，而且国际资源也无法满足。

有学者估算，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话，就得有6个地球的资源。但我们到哪里去弄6个地球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仍按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再走个二、三十年，肯定就会走不下去了，因为首先就是大部分国内主要矿产资源都开采完了，而国际资源又不可能供得上。这件事外国智囊团和政府早已知道，而我国学者却还普遍不知道。显然，我们已经处在了一种莫大的战略险境之中，而我们却仍在往这条路上奔。

比如我们按照美国方式发展私人小轿车，这在我国的能源、环境、土地、空间的硬约束之中，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固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使这种困境得到缓解，但这仍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解决如此之大的战略问题，显然就需要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了，即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我认为，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这就有可能形成以适度消费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社会和谐为特征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并以此取代以普遍追求物质贪欲的满足及其所带来的普遍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普遍富裕主义的灰色文明。这种文明问题既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因为全球资源谁都不能没完没了地挥霍下去。

所以，今年3月份我到美国演讲的题目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未来》，美国等国的学者也都普遍赞成。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前沿讨论问题，必须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上研究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的这种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这种战略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发展战略问题，而我们是人类中现在就无法回避这种重大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群体。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

这就表明，至少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又是与人类的全局性、普遍性问题紧密相联的。这种战略问题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因而很需要展开多方面、多视角的战略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这种研究必须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小型国家的经验视为普遍规律。比如，中小型国家依靠“大进大出”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超大型国家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小型国家有可能到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再一举实现民主化，超大型国家则是必须在经济现代化的半途中就开始推进颇有力度的民主化，否则它就会被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所击倒。

所以，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必要的。我们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资源约束、世界市场约束、国际环境约束、价值观约束、体制制度约束、文明传统约束等等软硬约束，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这些约束而达到理想境界，想一想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至更久远的发展战略问题。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所以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