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25年元旦，青天白日旗在广州升起，它便预示着象征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五色旗在中国公众仪式中的消失。然而，事实上，早在1924年8月，孙中山便下令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从其控制下的华南地区的所有机构的旗杆上降下。

五色旗虽然作为中华民国的最初国旗，但自始至终，孙中山却对其并不满意。孙认为这面国旗背离了革命的最基本原则：民族统一。既然革命是汉族推翻少数民族专制的革命，为何要使用象征五族（汉、满、藏、蒙、回）的五色旗来模糊这样的主要功绩呢？

除此之外，还因为在这面旗帜下，袁世凯进行了专制的活动以及一系列政治交易。使得其受到了玷污。因而，即使在1924年，民国国旗仍象征着1912年临时约法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表达，即使在此之前的诸多保卫自由主义约法、宣扬科学、民主、个人价值等等的运动都是在这面旗帜的号召之下，但现在，也挽救不了这面旗帜的最终消失。

不过，孙中山对这面旗帜的厌恶，恐非以上全部内容。更大的可能是孙出于新型革命政治的需要，即党国政治的诉求需要而最终导致的。

尽管孙对民国国旗一直抱有差不满的情绪。但最初却是谨小慎微的。只是到了自己的政党在自由主义宪政中的资本跌落到最低点时，方才公开其不满。

早在1921年，孙中山当时在广东便对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粤人治粤”感到不满。因其与孙的“以党治粤”的口号相对立。但当时的孙仍然克制着自己。此时的孙炯明，在广东不仅发展出了与本省相关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且还进行了地方的民主试验。在1921年，陈炯明就支持了没有国民党指导的县长民选。尽管孙中山不满此举，但其仍然认为，因为这场与三民主义的民主原则并不相悖，所以尽管认为广东的“民智未开”，但仍是不容怀疑的。孙说：

“广东人民有没有这种程度（必需的政治自觉程度）？在兄弟看来，恐怕他们没有这个程度； 既没有这个程度而又要实行，是不是要闹乱子？但是民治主义是我们党里本来的主张，当然不容怀疑的。”

但孙也认为，为了实现必需的政治自觉程度，还是需要实行对国民的三民主义操练，从而实现“以党治粤”的方案。

但当1922年，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以恢复宪法正统来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而要求南北总统同时下野时，孙拒绝了。这给了希望以“联邦”形式实现国家统一的陈炯明以借口。因此，在这一年里，陈炯明将孙中山驱逐出了广东。当孙孤零零地重回到上海时，他便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自由主义宪政的承诺，思考其对民国旗帜的忠诚，并且认为，应该重写三民主义。

因而，当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开幕时，孙中山便明白无误地提出，现在不是要以党治国了，而是要以党建国了。在随后的会议上，孙提出要支持建立起一个国民政府以取代共和政府。尽管有党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该组建的是“中华民国正式政府”，而不是“国民”政府。但最终的表决结果还是同意了“国民政府”的提法。因而，当天晚上，不少代表开始欢庆党和国的结合了。

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来自北美的代表，反对组建国民政府的黄季陆提出，应该采用比例选举制以保证少数派党员在党内的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但这一提法违背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背后隐藏的逻辑，即以列宁主义为路线，强调党员个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以组建一个高度纪律化的党组织，从而实现高度纪律化的党治国家。因此，尽管黄季陆与孙均视政治政党为民族国家的预备学校，但显然，两者所持的国家是不同类型的国家。黄主张的是一种自由主义模式的政党组织和国家建设，而孙主张的是一种“革命的专制”。

自此，当1925年，青天白日旗这一体现孙政治理念的旗帜取代五色旗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共和政府在中国的消失。但此时，在思想领域，中国在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并未结束。而是在三年之后的1928年，国民党最终建立起的党国体制下的文化专制，才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1928年便已经决定了其在1949年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