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研究里，有一个词叫科学史的辉格主义。什么意思呢？科学总是进步的，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来的好。但我们看一下历史，这不成立，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也不成立。比如说，一般人通常认为，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其实不是。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大家认为他错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1800多年，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得到确立。经济学有类似的情况，就像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很多人关心和讨论。这里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当我们由封闭走向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就取得了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我们过去利用国际市场比较成功，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做得不够，做内贸比做外贸还难。其实，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GDP已成为世界第二，许多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许多中等国家，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加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未来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遗憾的是，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形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上政府部分）。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 “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了让那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凯恩斯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概念，从两者理解未来经济转型，政策含义是不一样的。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是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从凯恩斯理论来看，经济增长要靠增加内需，特别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变成了政府的职能。打个比方，如果需求不足了，凯恩斯理论的建议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个人1台电脑，现在让你买2台 （或者让原来的电脑提前退休）；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就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受到大家的欢迎，才是真正的增加需求。
也就是说，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意味着开发市场，必须靠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靠什么？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可靠的产权保护、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创新才能有合理的回报。而从凯恩斯的角度讲，增加需求靠的不是创新，而是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企业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很容易卖掉产品、而产权保护并不可靠的时候，没有人有积极性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动。
再看投资。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今天放弃100块钱，是看未来能不能带来110、120块钱的回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储蓄率高不仅不是件坏事，而且是经济发展必须的。但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扩大需求，就可以创造GDP。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效率不高，反而经常是浪费。GDP增加了，但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再看贸易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创新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好的贸易政策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净出口可以增加需求从而增加GDP。比方说，一个国家一年出口100亿美元，进口90亿美元，净出口10亿美元，这驾 “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另一个国家，出口1000亿美元，进口1001亿美元，算出来发现净出口是负的，国际贸易不仅没有增加GDP，反而减少了GDP。太荒唐了。所以，信奉凯恩斯理论，一定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完全是错的。
再看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用凯恩斯的理论去看，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增加需求就好。在产权改革与法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大量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投资增加，速度上去了。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样做，对经济持续增长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有办法开发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增加的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经济转型呢？
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政府怎么能不关心短期问题呢？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
不幸的是， “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仅仅一年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手忙脚乱地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扩大投资，发放政府补贴等等，遏制通货收缩。但最近，国务院刚开完会，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通货膨胀。甚至提出，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稳定物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价格管制。
现在看来，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理念，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1月20日在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整理，已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