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节点。
“1949—2049”这一现代化时间表，随着60年时光的远去，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下半程”。“十二五”正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接续点。
在这一时期，靠什么续写“上半程”的辉煌与荣光，走上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靠什么“动力源”推促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改革开放。
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上，该如何判断中国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
30多年来，改革进程势不可挡，刻下了清晰的“三大步”：到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2000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正运行在“第三步”的区间内。这五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民生领域改革捷报频传。
“这钱，比儿子的抚养费还及时！”广东番禺石楼镇农民李大爷每月最高兴的就是去银行领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金。“祖祖辈辈种田吃饭，手停了口就要停，没想到现在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退休’领养老金了！”让李大爷感慨的新农保今年将覆盖全国23%的县，农民在实现“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能报销”后，又将实现“养老不犯愁”。
“十一五”期间，从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持续了2600多年的种田交税史，到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让1.5亿农村家庭受益，从新《劳动合同法》使劳动者劳动有合同、维权有渠道、工资有保障、伤病有保险，到保障房建设快马加鞭，努力迈向“居者有其屋”，改革在民生领域频频着墨，可圈可点。
行政体制改革大刀阔斧。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政府机关流行这样一句话：“你‘退步’还是‘进步’了？”意思是：政府要在行政审批和直接参与开发建设上 “退一步”，在营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上“进一步”。经过四轮改革，浦东的行政审批事项砍掉了整整2/3。
“退步”正是进步。五年来，从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大部制改革”，从政府信息公开到行政问责制度，政府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应该管的事情一定管好。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变为“掌舵”，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基本经济制度日趋完善。
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有减有增”，“减”的是数量，“增”的是竞争力、控制力和带动力。
非公经济发展风帆高举。“非公经济36条”的发布，使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拿到平等“入场券”；“新非公经济36条”的出炉，更是打破了针对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民间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首次超过50%。
改革全线推进，财税、金融、市场体系、综合配套等领域改革也纷纷启航。
历史，往往是多侧面的统一。一部跨越雄关的改革史，同时也是一部海纳百川的开放史。
这五年，开放有“量”。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全球排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二位，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这五年，开放更有“质”。外贸结构在优化，利用外资质量在提高，“走出去”战略迈出重大步伐。
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脉搏正和世界一起跳动。
改革开放将为转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奠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格局
展望“十二五”，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改革开放，依然是未来五年的鲜明指认。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进而言之，改革开放在“十二五”时期尤为重要。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等复杂因素，但根源往往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开放正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事实上，‘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四大课题都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坦言。
课题之一，“十二五”时期，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外需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就要推进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
近年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会使生产力增长快于居民消费能力增长，导致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会严重制约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提高。释放消费需求，就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共享蛋糕”，做到“国强民更富”。
课题之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何调整优化结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推进行政、财税等体制改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遏制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盲目发展低附加值工业的冲动。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更是击中了要害，比如开征房产税，有利于改变地方财政对工业的过度依赖，有保有压，不再“捡到篮里都是菜”。
课题之三，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这就要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还需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用价格机制倒逼市场主体减少资源、要素消耗，提高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
课题之四，在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如何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这就要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改革。
未来五年，改革开放将肩负更为重要的使命。转变发展方式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这次抉择，关系到我们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也关系到一个古老文明的生死，一个东方大国的尊严。“而‘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仅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将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从而奠定未来几十年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改革任重而艰险。渐进式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重视改革顶层设计，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细读“十二五”规划建议，一幅未来五年的改革开放全景图跃然眼前。
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十二五”规划建议借用“顶层设计”这一科学工程设计中的概念，意在表达这样的涵义：改革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协调、系统推进，发挥整体效应，“各自为政、单兵突进往往会出现‘木桶效应’，即进展最慢效果最差的那项改革会拖累整个改革的进程。”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的表述新意颇多。比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一些基层政府财单力薄，常常陷入‘吃饭靠拨款，建设靠卖地’的窘境，难以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有利于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源源释放消费需求。”王一鸣说。
再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以前，决定征什么税都由中央决定。不开‘明口’，一些地方就搞‘暗渠’，变相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乱收费等形式筹资。”王一鸣说，“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有利于增强地方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也有利于让政府收入来源透明化，增强约束和监督。”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体改革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要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仅为2.5%，而美国为25%，日本为20%，欧洲为10%—15%，韩国为15%多。”迟福林说，“必须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利益格局日益多元，社会矛盾错综交织，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有利于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十二五”时期，将创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共同利益，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正站在新起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