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南省有约1亿人口，数目比许多国家还多。在中国，省是仅次于国家政府的最高行政区划，其下有市、镇、乡等。然而，广东省的一个镇的人口便可能多达50甚至100万，超过许多外国城市。因此，对中国政治而言，区域问题——尤其是区域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区域差距是由其地理环境造成的。在面积广阔的大陆国家中，包括印度和巴西，只有中国拥有小部分的海岸，但却有巨大的内陆。当人们的消费主要是粮食时，这并不成问题，因为重要的是水和土地。但在现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社会里，交通成本可能变得日益重要，也就是说地理状况可以造成区域间的巨大不平等。

当然，造成这些差距的还有其他原因，但地理条件却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它解释了推行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为什么能够较早和较快的发展。沿海地区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更多的资源分配，是因为它们靠近海洋，而海运一直是运输资源和产品的最廉宜的方式。

中国将来会有更多和规模更大的高科技和服务产业，它们对交通运输的依赖较小。但是，由于中国对进口资源来满足基本需求的依赖不断增加，沿海地区将继续享有运输成本上的优势。

所以，就经济繁荣程度而言，区域差距可能不会缩小。事实上，差距往往还会扩大。西部省份甘肃的首府兰州，可能永远赶不上靠近上海的制造业基地苏州。

沿海地区的固有优势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尝试较平衡发展的努力，体现在沿海和内陆区域在资本和劳力两个方面的双向交通。通过政府的财政分配和其他方法，资本从沿海流向内陆地区，以改进包括交通等的基础设施。这类投资可能获利不多，但却应该被视为平衡地区发展条件的“公共产品”。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10年，一直通过“西部大开发”作出这样的努力。

人口的流动能克服地理限制

当然，单靠政府的努力不能诱使工业投资者前往中国西部，因为基础设施的开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公路，就没有办法运输原料和制成品。但即使有了公路，还得支付过路费、油费、运输车队的维修保养和其他费用——而如果要出口，把产品输送到沿海口岸，可能还需要5天之久。

另一方面的“交通”，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会更重要，即劳动力以相反方向由西向东流，推动一个国家所能取得的唯一经济平等——人均收入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平等。一个对国内生产总值作出更多贡献，生产力和工资较高的沿海城市，会吸引更多人分享它的繁荣，直到“边际生产力”下降为止。同时，当一些人迁移到沿海区域时，内陆地区的资源就可以由较少人共享，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

由此可见社会流动性对促进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徙，80％的人口最终会迁移到沿海地区。中国目前正经历这一过程，如果中央政府继续鼓励国内人口迁徙，区域差距的问题最终将得以解决。

从全球来看，南北差距的问题也是如此。过去，一些人认为，只要生产要素之一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世界就可以取得平等。但我认为其他因素也一样重要。单一因素流动性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动态的现实世界里，如果不能迅速缩小收入差距，其他可以扩大差距的原因如地理因素，可能会发挥支配作用。这将持续乃至深化全球的不平等情况，尤其是在北方国家不愿意允许国际人口自由迁移的情况下。

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在2010-2015的五年规划中，提出不仅要鼓励国内地区间人口流动，还要让乡村人口更容易进入城市和安顿下来。备受争议的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居民注册制度）不会立即废除，但却会被逐步淘汰。

无可否认，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会引发社会矛盾，但曾经处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面对过这些问题。中国也同样必须克服它们。不然，它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

（本文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英文原题：China's Great Migration，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