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告本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一个“应该让公众了解”的，关于国家错误行为的故事。

11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纳粹在美国受到庇护》的文章，随即被美国的许多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文章报道的，是美国司法部于2010年10月交给美国一个民间研究组织“国家安全档案”的一份不完整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司法部自1999年开始，花了6年时间做出来的。司法部称，这份报告还存在“事实谬误和遗漏”，尚未全部完成，还不能代表正式的调查结果。

“国家安全档案”得到的是报告的修订本，其中许多在法律和外交上敏感的材料被删除了。《纽约时报》获得了报告的完整本，并对报告发表一事做了报道。司法部的报告显示，二战后的历史中，美国政府在对待纳粹和纳粹合作者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既有道义坚持，也有道义妥协。美国司法部在起诉和递解纳粹分子出境的不同案例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报告承认，美国公众对这一历史有知情权，所以，司法部有责任对此进行充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适当的方式公之于世。

促使产生这份报告的是马克·理查德（Mark Richard），他曾是美国司法部的一位资深律师，1999年他成功地劝说当时的美国总检察长杰德·热内（Janet Reno）对战后美国对纳粹人员的处置做一个总结报告，而完成这项报告工作的便是检察官费根（Feigin）。这项工作历时6年才得以完成，理查德本人于2006年完成了这个报告的校订后，随即向高层官员要求公开这个报告，但被拒绝了。

这份报告由司法部保密了4年，“国家安全档案”以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为依据，将司法部告上法庭，这才得到了这一报告的修订本。由于《纽约时报》的披露，这件事情使司法部，甚至奥巴马政府都很难堪。奥巴马在上台前，允诺要让他的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透明度的政府，上台后随即让司法部担任协调公开政府行为记录的任务。

美国公众对政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警惕，在美国公众眼里，尽管司法部有法律和外交保密的理由，但它提交给“国家安全档案”的那个不完整报告文本，难免有“隐瞒”之嫌，而隐瞒则比犯错更不光彩。

这份长达600页的报告，涉及了过去30年间20多件有关纳粹分子的案件。报告揭露，中央情报局曾经插手纳粹人员移民美国的事情，例如在冷战时期，利用某些纳粹分子开展战后情报。这些在美国已经有别的报道和研究加以披露，这次司法部的报告中增加了一些有关细节。报告也发现，以前估计受到美国政府庇护的纳粹人员高达1万人，但调查结果发现，实际人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尽管如此，报告还是把这种政府行为视为一种道义羞耻，一种“（美国）政府和（纳粹）迫害者的合作”。

1979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追查在美纳粹分子罪行的“特别调查办公室”（OSI），这个存在了34年的部门，将于2010年年底并入一个任务更广泛的新机构：“人权和特别起诉部”。 OSI调查的成功率很高，调查的107宗案子中，失败的仅为6宗。

这次司法部的报告中，也提到了OSI的失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恐怖伊万”的案子。OSI在调查约翰·德扬尤克（John Demjanjuk）时，认为他就是那个在波兰一处集中营协助杀害29000犹太人的“恐怖伊万”，但后来发现是搞错了，但他仍然犯有其他纳粹罪行，目前正在德国慕尼黑候审。尽管有失误，OSI的工作在美国受到高度的赞扬，它对美国的这段历史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美国为被迫害者提供庇护，以此为骄傲，但却居然也为迫害者提供过庇护”。

司法部报告的发起人理查德，已于2009年6月去世，当时的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在他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在临终前，理查德表示，公布这项报告是他最大的心愿。主持完成这一报告的检察官费根说，报告不只是完成了理查德一个人的心愿，而是在提醒人们，为什么会保密这么长的时间。从产生到公布，这个报告本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一个“应该让公众了解”的，关于国家错误行为的故事。它再次显示，公众有理由不信任和监督政府，惟有如此，政府才有可能去兑现它保持公开透明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