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有幸多次向张岱年先生、黄楠森先生请教中国哲学走向问题。
1993年4月，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约请黄楠森和我们几位北大、 人大研究哲学的同志，共同探讨中国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想法概括为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大成智慧学。
21世纪中国哲学向何处去？
思想主潮既不是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保守主义儒学复旧论，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论。这就是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创造富于时代精神、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也是融会“中西马”的大成智慧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深刻认识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特别要正确处理以下五个全局问题：
（一）关键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智慧流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民族智慧；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代表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外来智慧，集中体现了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的科学成果与时代精神。因而，三者之间不是简单平列关系，而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融会中西，综合创新，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三者之间，在哲学问题、哲学智慧、时代精神、文明走向上，有深刻共性；三者之间，在语言风格、表述方式、哲学范畴、哲学体系上，又各有鲜明特色。
因此，把三者熔为一炉，有所创新，是艰苦细致的漫长历史过程。
（二）前提问题：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些年来，有两个公式相当流行：“社会主义＝僵化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教条主义僵化公式”。这两个公式都是似是而非、根本错误的。
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史150 年长河中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本质上是活生生的、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水平的活智慧；而与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相联系的“左”的教条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支流岔道。
我们必须抛掉僵化模式、教条主义的脏水，同时保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新生婴儿！
为了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我们必须做到“回归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
当前特别应当抓住三个主要生长点，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活水：
早年马克思三大“手稿”、一个“提纲”中的实践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起点；中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主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一直贯穿到晚年马克思四大笔记中的世界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的深化发展。
（三）尖锐问题：如何正确借鉴西方哲学？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七大转向，值得我们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借鉴：第一，主体性转向。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主题、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主题，转向主体论主题，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代表了这种走向，并且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中的感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第二，科技革命转向。出现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维纳、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人先后开创了富有哲学色彩的纵断科学，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突变理论等；第三，日常生活转向。从胡塞尔等人开始，要求哲学关注点从玄而又玄的本体论、认识论，转向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第四，语言符号转向。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开始，一直到德里达、利科、伽达默尔、波普，从主客体关系的两极，转向作为反映形式与中介系统的语言符号系统及语言符号解释活动；第五，交往活动转向。以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重点转向交往活动研究，开始触及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问题；第六，价值观转向。韦伯、爱因斯坦等人都呼唤哲学重心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罗尔斯的正义论、麦金太尔的至善论，要求超越西方近代以来的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第七，融会东西转向。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到汤因比、李约瑟等人，都要求超越单一西方中心论，走向东西哲学、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全球化趋势与知识经济的提出，更推动了这种转向。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四个核心观念上有根本局限，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一是片面狭隘的哲学观，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主流思想都否定哲学首先是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当然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二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三是单纯功利主义乃至实用主义价值观；四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观、政治观、国家观。
（四）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我们必须做出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即代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活东西；代表自然经济、封建专制、封建迷信的死东西。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死东西占上风只有宋代以后几百年，不占主流；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是具有永久魅力的民族智慧、民族瑰宝。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在西欧产生，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三大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应当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西方播种，却在东方中国首先收获，绝非完全出于偶然。中华智慧的闪光点，正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结合点。这里列出十个要点：（1）实事求是的唯物论；（2）阴阳交合的辩证法；（3 ）以和为贵的价值观；（4）天人合一的宇宙观；（5）知行合一的实践观；（6）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7）生生不息的持续发展观；（8 ）尊爱非攻的永久和平观；（9）注重综合的系统整体观；（10 ）协和万邦的天下观。
（五）迫切问题：如何深入发掘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大智慧？
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着富于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魅力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层面去深入发掘：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个方面，就是义利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改革开放的具体辩证法；六块基石，就是知行统一的实践观—虚实统一的唯物史观—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台阶式与持续性统一的发展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外统一的全球史观；若干要点，还包括共殊统一的特色观，名实统一的社会主义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机遇观，渐进性与革命性统一的生产力观……邓小平理论中的大智慧，正是我们面向新世纪、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智慧的出发点和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