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我尊敬的教授问：人类分明进入了一个经济大时代，为什么经济学者对这个大时代的转变却反应迟钝？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观察经济大时代，往往有一些特别的困难。没有深入可靠的观察，分析难有用武之地。

究竟是不是一个经济大时代呢？让我们从最近一则财经新闻说起。2005年5月18日，美国宣布对四类中国纺织品设限；同一天，欧盟宣布对两类中国纺织品实行“紧急特保”；两天后，中国财政部公告：自2005年6月1日起上调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需要提点一下：纺织业是中国最普通不过的行业，中小民营企业当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高科技。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行当，却要惊动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政府为之费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无意评说事件本身。我们要问：这样的事情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当我们退到很远的位置来看待事情的全局，应该不难举证经济大时代的转变。

岂止一个纺织业！抬头看去，玩具、鞋类、箱包、打火机、眼镜、文具、礼品、自行车、摩托车等等都是很普通的产品，没有哪一样是经济发达国家真的不会制造的。可是似乎转眼之间，“中国制造”就铺天盖地而来。单论制鞋业，当今中国一年制鞋60亿双，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这样的事情过去发生过吗？

也不单单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商业周刊》今年有一期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中国价格（China Price）”。何谓“中国价格”？据称“这是最让美国工业界胆战心惊的词汇。你必须把产品售价削减30％，否则就将失去顾客”。这份杂志举证受到冲击的美国行业，包括机械模具、网络设备到液晶电视，统统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事实上，今天全世界2/3的影印机、1/2的微波炉、2/5的个人电脑、1/3的电视机和空调、1/4的洗碗机以及1/5的冰箱，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事情，过去肯定从来没有发生过。

卷入全球经济竞争的更不是只有中国。放眼世界，印度、俄罗斯、越南以及东欧、拉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诚然，中国开放得早，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不过，你要是和我一样相信，中国的经验包含普遍性，那么就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竞争的深入，世界经济版图还要发生进一步的巨变。实际上，印度的软件工业已经独领风骚；“越南制造”的产品也已摆进了欧美的许多连锁商场——后起之秀实在是多姿多彩。

的确，取一个角度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已卷入了全球范围的经济比赛——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经济大时代的来临。纵论工业化以来的天下大事：英国领导工业革命时，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美国奋起直追时，人口规模以千万计；日本和东亚“起飞”时，人口规模以亿计；到了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开放和卷入时期，人口规模以10亿计。知识、资本、技术、人才、产品和服务在几十亿人口的全球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地流动和重组，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观察这样一个堪称千年变局的经济大时代，有哪些困难呢？我以为基本的困难来自于观察世界的态度。经验是这样的，一个对世界有一大套先验看法的人，没有可能认真观察世界，那就什么也不要谈了。

第二个困难在于，人们常常高估自己的预计或规划能力，对普通人在市场体制约束下的自发经济活动，在不经意之间就看低了。而我们进入的这个经济大时代，主角正是在全球市场上从事分散活动的普通民众。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今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差不多都是过去多少年来被批评为“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缺乏整合”以及更早时期所谓“以小挤大”、“浪费资源”的产品。可是，今天中国经济被世界看重，靠的就是背了无数骂名的竞争性行业的产品。想想看，搞过那么多庞然大计，有谁规划过中国年产60亿双鞋？

机缘巧合，我当年曾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调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对农民自发选择的伟大力量，从来不敢小看。是的，仅仅产权界定和市场开放这两招——那是农民的创造——就使多少年“短缺”挥之不去的中国农业，变得时不时就出现“卖难”。农业如此，农村工业如此，城市开放的工商业也如此。倘若问，清楚的产权加市场开放能不能刺激竞争力？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几年前听说温州的打火机占欧洲市场的70％，我还是高兴地大吃一惊；今年知道中集集团生产了全球58％的集装箱，又高兴地大吃一惊——想象力实在不够用。

这就带出了观察大时代的第三个困难：虽然有大体正确的推断基础，但就是推不到尽。我们一定看漏了某个重要条件。那是什么呢？是知识！原来，经济行为的激励机制对头之后，还要加上知识的传播才能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才能转化为持久的竞争力。知识的获得、掌握和运用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变得如此明显，应该是大规模工业制造和组织知识普及的结果。目前国内各类人士学习热情高涨，知识在中国的普及方兴未艾。只要政府和行政垄断部门的改革有实质性推进，人们不再浪费很多精力“学习”寻租，我们应该怎样估计中国经济的未来潜力？

最后的困难是，“见树木易，见森林难”。要认识经济大时代绵延全球的“森林”整体，难上加难。不妨向亚当·斯密讨教吧。他出生在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对那个经济时代有广泛和深入的观察。最重要的是，他把问题集中在分工和市场协调的框架里来处理。也就是说，理论是从树木见森林的向导。可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般性理论，才可以把具有极不相同的要素成本、制度费用和知识水平的全球几十亿人范围的经济竞争，放到一起来处理？

每想到此，总感到紧张刺激而又力不从心，怎么也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情形仿佛是辛弃疾写过的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于是和编辑商定，栏目就叫“挑灯看剑”，用于发表一些对经济大时代观察和思考的文字。

2005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