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时代”是张五常讲的。早就听到他讲，听了想，想了看，看了又想，觉得教授所谓“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经济大时代”，轮廓越来越明显。2004年秋季，自己开始对北大同学讲，得到回应，然后就陆续写下收入本文集的专栏文章。
从来喜欢观察细小的经济现象，做落手落脚的研究工作。不曾料到，得到教授的提点，偶然抬头远望，真就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是非常“宏”的经济现象——几十亿劳动力在全球市场上开展经济大比拼。其中，“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耀眼夺目，怎样低估也在世界舞台上占了一席之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说，廉价劳动力。是的，中国和其他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劳力便宜。不过，要是单凭劳力廉价就可以克敌制胜，天下发展中经济岂不早就出头？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工成本更为低廉，1980年城市国营工人薪水不及欧美工人的1%，而农民收入更低到微不足道！可是那个时候，满世界哪里可以看到“中国制造”？
开放重要。经济不开放，不同成本的产品不放到同一个产品市场上竞争，劳动力再廉价，也不是竞争的一项优势。闭关锁国，劳力廉价不过是关门受穷的同义词！开放更重要的含义，是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生产的技术和窍门、产品的款式和花样、商业活动的组织办法，在开放的市场里很容易传播。信息是可以分享的，这对后起之秀特别有利。
但是，人们接受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要经适当的激励才能得到发挥。是的，技术和经济信息的“可得性”是一回事，“要不要”以及得到有关信息后是不是尽最大努力应用于经济活动，是另外一回事。下乡的时候，看到同一个农民在自留地和公家大田里的劳动判若两人，就知道“激励”对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拿中国的经验看，要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改、改、改，还会不会有今天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把上面几层意思来来回回想清楚，我认为看经济至少需要三个变量。第一，要素成本，包括劳力、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之价；第二，组织和制度费用，就是把经济要素组织起来的规则与制度的确立、执行和运行费用；第三，经济要素的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技术和知识水平。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以低者为优，要素品质则以高者取胜。一个经济如果要素之价相对低，制度费用降得急，而要素质量又得到稳定的提升，那就挡也挡不住地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这是所有后起经济的崛起之道。当年的美国，相对于英国是这样奋起直追而上的；后来的日本、德国，以及再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后来居上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终于轮到了中国。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特别巨大，劳力和其他要素的成本因长期贫困而特别低廉，改革开放冲破了原有体制的禁锢，使制度费用下降得特别急速，还有就是中国人在市场环境里学习潜力的发挥，特别令人叹为观止！
没有人否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依然巨大。但是凡价皆高的发达经济，要素成本实在过于昂贵了。法治基础稳固、市场制度完善，当然是长处，不过因此也就没有了进一步节约制度费用的很大余地。发达经济真正的竞争优势，是技术和知识等人力资本存量雄厚，可以长期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可是，谈到技术和知识，在举世通讯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的条件下，“信息可分享”准则又无疑偏向发达经济的追赶者。
天下大势是清楚的。欧美、日本的竞争利器是源源不断创造独到产品——执“独到优势”牛耳是也。中国和其他开放的发展中经济呢？独到产品不多，但只要人家会做、自己也会做的，就一定能把“成本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拿订单、挤对手、占市场。“独到优势”与“成本优势”大对决，当今世界想不热闹也不可能。行家看门道，我认为在开放条件下，“成本优势”据经济攻势。证据很简单：现在拥有成本优势的经济，比发达国家还要高举自由贸易的伟大旗帜！
这是经济大时代的难得机会，从来没有遇见过。由此带来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会不会把这个历史机遇放跑了？成绩好、势头好、前景好，不等于一定就能把机会抓住。历史经验有迹可寻：“穷则思变”易，小有成就再变难，而最危险的是在大时代的机遇面前行差踏错，转错了大路向。
所有麻烦，集中反映在制度费用上。如同一切成本曲线一样，制度费用降下来一定还会再升上去。市场规模扩大了，狭义的交易费用就相应增加，无可避免；非市场的经济组织费用，向来高昂，如果渐进改革不再推进，甚至停滞，这部分的制度费用会更加高昂。加起来，全部制度费用的实际走势究竟如何，有哪些节省之道，实在至关重要。这也是本书观察经济大时代的一个重点，请读者阅读时不要放过了。
结集到本书的文章，主要来自作者前后开设的三个专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其仁文章”，《经济观察报》的“挑灯看剑”，以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与薛兆丰合开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作者感谢三家报纸的编辑和读者，特别感谢张东生、殷炼和张力奋耐心的催稿努力和精心的编辑工作。没有他们，作者不可能做到每两周写出三个题目的文章。同样，没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和任旭华，这些文章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结集成书。最后，作者特别感激张五常教授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这本小书一下子就有了“收藏价值”。也许他知道我欠他的实在太多，干脆有求必应吧。
2005年12月25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