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刊载于《书屋》今年第六期上摩罗的《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耻辱者手记〉第二版序言》，颇有“真相大白”之感。摩罗最近的《中国站起来》一书，引来学界一片质疑声，历来在人们心目中作为启蒙思想的自审先锋的作者，也顿时变身为一位当代气功大师，这位大师最拿手的表演是，对轮椅上的瘫痪病人大喝几声“站起来！站起来！！”就能够起死回生，让病人顷刻康复。但摩罗这篇文章真实地揭示了他从《耻辱者手记》向《中国站起来》“华丽转身”的思想历程，倒使人们猜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种隐秘结构，很是值得研究。
文章一开始，摩罗就对人们有关他用今天的摩罗否定昨天的摩罗的说法不以为然。“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十三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什么”可以归结为“一件事”、“一种知识”和“一个发现”，据说这是解开摩罗思想转型之谜的钥匙。
首先是“一件事”，他说：
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
摩罗先生所做的这件“事”，也许可以看作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次“上山下乡”的个人体验；但在有过十年知青经历的我眼里，这仍然只是当代旅游者到旅游点观光，不过这位观光客更为虔诚而已。有点怪异的只是，这位旅游者不去参与苗庄或彝寨的节日和婚礼，却独独参加人家的葬礼。也许这可以作为一个新点子介绍给那些“民俗村”的策划人，供一些有受虐狂的旅游者去品味；但要由此引出“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乃至于“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恐怕就有过度诠释之嫌。而断言对这种“正当性”的批评性意见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并“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就更是捕风捉影了。实际上，离弃了这种“底层社会的正当性”的，正是这个“底层社会”中的骨干分子，即流入大城市的大批青壮年农民工。我很难理解，摩罗的“田野调查”为什么不追踪这些离土离乡的“不孝”儿女的足迹，为什么不去考察一下，他们出于什么原因而宁可从富士康的大楼上往下跳，以抗议另一个同样“底层”的社会的不正当性，也不愿意回到乡村故土来享受这种充满“人情美和神圣感”的“正当性”？如果没有这些外出打工者传达回来的现代文明信息和汇回的血汗钱，今天的农村又从哪里找到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意识和“经济利益”的来源？摩罗的“田野调查”真的是田野调查吗？他那种冒充别人孝子行礼如仪的作秀行为，难道符合正宗的乡村祭祀规矩？按规矩，他必须被收为人家的养子，并负有养老送终的义务（当然也拥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才能够以孝子身份参与葬礼。摩罗会愿意吗？即算他愿意，还要看老人家愿不愿意，看人家兄弟姐妹愿不愿意，否则不是破坏了“底层社会的正当性”？
其次是“一种知识”。他说：
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东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天壤之别。……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看来，摩罗先生从“上学以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凡是读过中学的世界历史课本的人，怎么会需要从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去“发现”西方人在殖民地屠杀当地人的“蛛丝马迹”？（不过好像摩罗先生只读过“文革”时期的小学？那就难怪了。）但即使没有读过中学历史课本，也应该看过美国的西部片，其中不少描绘白人如何屠杀当地印第安人的情节。就算这些都没有看过，那么摩罗先生既然谈到“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至少总应该了解当时的人之所以大声疾呼批判国民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等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惨痛教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物竞天择”原理则是“五四”一代建构世界图式的理论蓝本。这些一百年来众所周知的常识，难道还需要摩罗先生重新来“发现”吗？难道他所“发现”的这一“新知识”能够“颠覆性的改变”“五四”以来所建立的“世界图式”，而不是正好证明了他对于包括“五四”的“世界图式”在内的历史知识的无知吗？
再就是“一个发现”，其实已经是第二个“发现”了：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诸多民族、诸多阶级的紧张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这个文化的目的就是用文化维护自己这个群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并极力将其他民族的存在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传播推广自己文化的过程，就是将其他民族、其他阶级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广他们的上帝和普世价值，并居高临下地批判其他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组织到他们的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揭穿这个事实、表达这个判断而写的。
这其实就是当前颇为流行的“文化多元论”或“文化相对主义”。所谓“发现”，厚道一点猜想，是指摩罗自己而言，即他以前从来不知道，而今天终于被“启蒙”了，而不是说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相对竞争原则，否则的话就会有Ｎ多人起来和他争“发现权”了。当然，如上所述，最早的发现权要归到达尔文，其次是严复和康有为，再就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但这些先行者也都知道，这套“物竞天择”的理论本身是从西方来的，所以，尽管西方人借这套理论将其他民族“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我们却只有向他们学习，抛弃自己的“国民劣根性”，才能够真正“站起来”、并把他们也“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所以，西方人和“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都知道，相对之中有绝对，一个自己不争气、不学习而抱残守缺的民族，就必将灭亡。摩罗先生的逻辑则是：“谁若心悦诚服地接受别人的文化，谁就必定会同样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那些文化的母国。”就是说，学习别人就会丧失自己。我不知道他在说这话时的“谁”是否真有所指，还是仅仅表达了一种诅咒和怨恨的情绪，但我至少知道，西方十八世纪有大批的学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文化，至今也并不都是“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而日本人则正是由于当年“心悦诚服地接受别人的文化”，所以才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而一跃成为新兴的世界列强。
摩罗的历史知识的惊人贫乏还体现在他的如下“知识”或“发现”上：
……这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借助“五四”启蒙运动或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而那两个资源所建构的世界图式，都高度肯定西方殖民者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和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这种肯定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另一种罪恶的后果，那就是隐晦地认可他们殖民的正当性和掠夺与屠杀的正当性。
一个连小学生都清楚的历史事实是，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正是北大学生对巴黎和会上列强企图维护其“殖民的正当性”的强烈抗议，如果摩罗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一事实，那他实在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五四启蒙的资源”。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正是为了振兴中华、永远不再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通行的口号是：“落后就要挨打。”要想把认可殖民主义掠夺和屠杀的正当性的罪名栽赃到“五四”和八十年代启蒙者的头上，不是心术不正，就是脑子出了问题。其实，摩罗本人就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过来人，他的《耻辱者手记》吹响的正是新启蒙的号角。如果真如摩罗所说，“《耻辱者手记》是在一个房间之内张扬屈辱者反抗强暴的权利与尊严”，那么这种“弱者的个人立场”和屈辱者的“权利与尊严”不是“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又是什么呢？现在摩罗后悔了，要用《中国站起来》对自己早年这种“逆向种族主义倾向”的错误加以“审视与纠正”，按照光明正大的做法，就应该宣布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但他似乎又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他的确还想四处讨好，于是又再版自己当年产生巨大影响的《耻辱者手记》，并宣称自己不过是经历了“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两个发展“阶段”，两部作品有种“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本来就是“五四”启蒙的两面，犯得着为了“争族权”而否定“五四”吗？
当然，要否定“五四”，首先得把“五四”妖魔化。但摩罗先生似乎做得很不爽快，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捅上一刀又摸上一把：
“五四”一代在中华民族惨遭失败的最低谷，毅然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不惜以自轻自贱的方式对这个民族展开血淋淋的大批判，这恰是自审意识的高度张扬，他们的观点虽然包含不少错误，他们挽救民族危亡的热肠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却是十分宝贵的。
这段话怎么听起来也是怪怪的。首先，说“五四”一代是“毅然主张抛弃民族文化”（就像说某人“毅然残害同胞”一样，用词不当），有何根据？胡适的“整理国故”、蔡元培主政北大时的兼容并蓄、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哪一个是抛弃民族文化的？即使抨击孔教最为努力的陈独秀，也说得很清楚：“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其次，所谓“自轻自贱”也是空穴来风。鲁迅笔下的阿Ｑ的确是以“天下第一自轻自贱”自居，但那不正是鲁迅所批判的么？自轻自贱指的是丧失个人的人格，而不是批判某种思想。恰好相反，“五四”一代对自己身上某种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反省正是树立个体独立人格、重塑自信和自尊的必要前提。再次，所谓“血淋淋的大批判”完全是耸人听闻。摩罗大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和他儿时眼见的血淋淋的“文化革命”混为一谈了。但如此歪曲贬损一番之后，摩罗却口气一转，竟然开始表扬起这种“自轻自贱”和“血淋淋的”行为来，说这些都是“自审意识的高度张扬”，是“十分宝贵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热肠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整个这段话不太像是摩罗的“自审”，更像是得了双重人格症。
在精神病学上，双重或多重人格症是指，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一般说来，所有的情感、思想和言行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不显出另一身份的痕迹。但在某个时候，通常是在受到精神刺激之后，可突然转变为另一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切情感、思想和言行按照后继人格的方式行事。这时，个体对过去的身份完全遗忘，仿佛从心理上换了一个人。从一种人格到另一种人格的转化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当后继的人格开始执政时，原先的主体人格刚开始是意识不到的，并忘却业已发生过的事情。多重人格症的起因通常被归结到儿童时代所受到的不正当的教育（参看百度百科搜索“人格分裂”条）。但我不是精神病医生，我只是在这里提供一个角度让摩罗先生更深入地“自审”而已。
至于摩罗通篇絮叨的“逆向种族主义”，我想也用不着多说。只有满脑子种族主义的人才会把一切事情都从种族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再也没有别的维度。摩罗计划中的壮举是“正准备从一个窄小的角度（按：即种族主义的角度，这是他自谦的说法），写一写欧洲种族在五百年殖民扩张中所表现的国民性，看看他们究竟是不是像‘五四’前贤及我们这些继承者所想象的那样，真的具有什么‘优根性’”。这说明，摩罗的种族主义（当然是“正向的”！）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历史观甚至世界观，他和他的那些同道们正勇往直前地向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迈进。祝他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