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双改单对电信公司收入的影响，应该由上述一个“减少效果”和三个“增加效果”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没有人可以超经验地判定，手机收费双改单对于移动公司总收入的“净效果”一定为负，因为双改单减少收入的影响未必一定就敌不过它对收入的增加效果。
此次香港市场恐慌性抛售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的股票，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基金经理们将手机单向收费看成“坏消息”，而将维持手机双向收费的政策，看成“好消息”呢？
收费方式与盈利预期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精于计算的基金经理可能作出如下预测：如果手机收费双改单，电信公司的收入就要减少，要是移动通信的成本没有大的减少，电信商可预期的利润就要下降了。
话说2000年11月20日之后，内地手机单项收费的传闻越来越“透明”之际，香港数家国际级投资银行，果然纷纷发表研究报告，分析或预测内地手机一旦实行单向收费政策，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未来盈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像历来的一样，各大投资银行的看法不尽一致。比较“中性”一点的，如霸菱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手机收费双改单会在短期内减少两公司的盈利，但因为资费降低可以刺激通话量，两公司的长期价值反而会上升。乐观一点的如美林证券，则认定“由于降低收费将刺激通话量的提升，对公司有利”，并因此将中国移动12个月的目标价定位为每股65元，中国联通为每股20元。比较熟悉内地市场的中银国际，专门分析手机双改单“将加速内地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这家投资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1999年内地约有1 000万手机使用者因惧怕不甚合理的双向收费，所以将手机作“只打不接”的关闭处置。别人打不通这些“单项使用者”，因此本来可能发生的通话量就被“节约”了。该报告估计，实施单向收费后内地将不但可以继续维持手机用户的迅速增加，而且移动通话量也将在合理收费模式的刺激下加速增长。至于比较“悲观”一点的，比如BNP百富勤，虽然发表了“2001年中国移动盈利将下跌24%，中国联通盈利将下跌54%”的惊人估计，但明确指出其估计的前提是 “假设通话量不变”。该研究报告同时指出，要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通话量在双改单后的2001年分别增加23%和21%，上述盈利下跌的效果就将被完全抵消。显然，没有一家够分量的国际投行，事先就“判定”手机双改单后两家内地电信公司未来的盈利一定会下跌。
对我来说，要是哪一位“行家”敢说手机资费双改单一定引起移动电信公司盈利减少，那他一定是在说笑话。是的，手机单项收费会使移动电信公司从每一通电话中得到的收入减少一半。从这个因素看，手机双改单会减少移动电信商的收入。
但是，至少还有另外一些影响收入的因素也会因为双改单而产生影响：(1)那些原来经常关机的“单项使用者”可以放心地开机了，从而增加了其他使用者打通他们的机会，并因此增加通话量和移动电信公司的收入(这是中银国际的报告分析过的)；(2)对于原先为接听电话而付费的手机用户，取消了“受话付费”等于降低了移动通信的价格，所以可能刺激“接话消费”量的增加(否则，他会要求对方尽可能讲得短一点，或者赶快换一部固定电话)；(3)“受话付费”的取消，等于提高了原先受话付费者的收入，因此可能增加他们的其他消费，包括增加“煲手机”的消费。总体来讲，手机双改单对电信公司收入的影响，应该由上述一个“减少效果”和三个“增加效果”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没有人可以超经验地判定，手机收费双改单对于移动公司总收入的“净效果”一定为负，因为双改单减少收入的影响未必一定就敌不过它对收入的增加效果。
降价会增量
从国际经验看，手机单向收费的净效果不但为正，而且相当地“正”。中国移动总裁在股价大幅度波动之际，曾经援引国际经验对记者说过：手机收费双改单一般引起通信流量增加30%以上。可惜这位总裁好像因为底气不足，补充了一句：这种影响在中国将会怎样，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讲得那样没有把握？难道中国移动电信消费者真的特别到可以导致需求曲线不向右下方倾斜？其实，经验与好的经济学理论总是惊人的一致。从世界板块来看，欧洲手机单向收费，因此欧洲手机的普及率和通话量执世界之牛耳。你没有听说过英国巧克力糖滞销的一个原因，就是移动电信普及到了中学生，孩子们要“煲手机”，把原来买糖的零花钱都挪用了。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实行手机之间的单向收费政策后，不但客户的通信量增加，而且电信公司的每月每户平均收益(ARPU)也增加。
至于说双改单引起移动运营商的预期利润减少，那是建立在两个严格的“预测前提”之上的静态判断。第一个前提，就是双改单后的单位通信成本没有变化，所以收入一旦减少，利润就会下降。第二个前提呢，就是通信流量不会因此增加，所以单位利润的减少也就是利润总额的减少。但是，这两个预测前提都不是真实世界里的事情。在真实世界里，不但单位通话收费的减少一定刺激通信流量的增加，而且还会产生其他影响利润变化的效果。比如，由于通话流量增加，移动通信庞大的固定投资就将被“摊薄”，导致每通电话的平均成本下降，从而增加单位通话的利润空间。诚然，这种利润增加，不一定马上敌得过由于单向收费引起的利润减少，但是因为通信流量的增加，移动通信公司总利润在绝对量上还是可能增加。这就是说，双改单对移动通信公司利润的净效果，完全可能成为非常传统的“薄利多销”模式的现代版本。
要害在于对公司的信心
内行听门道。我不认为堂堂香港国际大基金的经理，真的就不懂得以上所讲有关移动通信收费双改单可能的收入影响和利润影响的ABC。香港诸多国际大投行的研究报告，明明也提供过清楚的分析。问题在于，移动通信的市场(收费)条件改变之后，公司能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具有决定意义。如果通信量受到资费降低的刺激而突然变大，不但电信运营商的工作量将突然变大，而且要求更为细致和严格的管理。没有可靠的服务质量基础，突然加大的市场需求量虽然“可能”增加流量和总利润，但更可能引发一场管理的灾难。我们知道，即便在对服务质量不如电信那般敏感的传统行当里，“薄利多销”也是一把双刃刀。对于驾驭不了大批量多销的“玩家”，这把刀是要割伤自己的。
所以，我宁愿对本次恐慌性抛售事件作如下发问：香港的基金经理对这两家公司的市场能力有信心吗？他们相信不相信，这两家公司能够将手机收费双改单后刺激通信量和利润总量增加的“可能”转化为未来的“现实”？我以为，这样来发问，可以发现香港基金经理们为什么闻讯双改单就大量抛售股票的原因。我将向读者解释，香港基金经理对内地垄断性境外上市公司的信心，与其说是来自这些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不如说是来自其独有的行政性垄断地位。所以，凡是可能冲击行政性垄断的消息，即便是利好的，也会被看成利空。
200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