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入党介绍者 将罗素引入中国第一人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
他曾一度辉煌，但骤然转入长久的暗淡。
约在90岁的时候，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乡巴佬”进京
1906年的正月十四，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寒风凛冽，一辆骡子拉的车吃力地走在从河北献县到北京的途中。13岁的父亲跟着他当时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七叔，走上了到北京求学的道路。父亲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
1913年秋天，父亲跳班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父亲在那篇《回想北大当年》中描写当时的生活，对于北大藏书楼（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情有独钟，他回忆说当年藏书楼的书除了工程书之外，几乎没有他不看的。而他发现罗素并介绍罗素，“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北大毕业之后，父亲留校做助教，由于平时课程并不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父亲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投身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可以说与这段经历关系很大。
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在北大听课时，就曾经在图书馆担任过登录图书的工作，有时候登记错了，父亲就会提醒他。
五四运动前后，父亲和李大钊、陈独秀已经是非常熟悉而又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是当时最早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
问学与问天下
父亲最早对罗素发生兴趣就是在前面说过的北大藏书楼。有一天，父亲在北大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英文书，这就是罗素所著的《我们的外界知识》，1914年在美国出版。父亲翻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从此就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广泛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推荐给他的同学。
1919年至1920年间，父亲先后翻译了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等文章，还撰写了若干介绍罗素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1920年10月，罗素来中国讲学，父亲得知后9月中旬就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罗素。
罗素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在上海举行，由赵元任先生担任翻译。他的演说平易畅达，语皆中的。父亲说罗素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干脆”。在与罗素交谈的过程中，父亲更多是作为一个学生，向罗素请教哲学问题，这是他们都感兴趣的。
父亲前半生参加的活动太多，始终没有办法埋首书斋，五四运动也好，抗日救亡也好，他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后来在父亲的晚年，美国的历史学家舒衡哲多次访问父亲并撰写了一本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舒衡哲当时就问父亲：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之中呢？父亲当时就说：知识分子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良知使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出现了缺憾，父亲在晚年检讨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用心过分，浅尝辄止”。有一次我和周谷城先生的孙女聊天，她说，如果父亲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我的叔叔张岱年。叔叔在学术上确实受了父亲很大影响。我在给父亲整理文集时也看了叔叔早年的一些文章。叔叔早年对罗素以及马克思哲学产生兴趣，引路人应该说就是父亲。所以后来有学者说父亲没有完成的著作由我叔叔完成了。
现在叔叔九十五岁了，住在北京大学。身子很硬朗，只是耳朵有点聋了，东西也很少写，只是还是时常看书看报。经常有学生去看望他或者请教，他还是保留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的忠厚，总是来者不拒。人家走的时候还总是送出家门。他总是对我说：“不行啦，一年不如一年啦。”我时常过去看他，前一段时间我的婶子（冯友兰先生的表妹）摔了一跤，把身体摔坏了。我就劝叔叔说尽量减少一些学生的来访。最近还没有去，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经常留来访的人在家吃饭。
“你们家老头儿，有意思！”
1948年9月，父亲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呼吁和平》，发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杂志《观察》上。因为这篇文章，父亲受到严厉批判，政治地位从那以后完全扫地。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后来还是由周恩来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
我小时候，父亲每天除了伏案读书，有时也教我识字，和我一起游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专门向我讲授过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导我怎样做人。我七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日记本，在扉页上写道：有为而有所不为。父亲讲给我听，我也似懂非懂。
晚年的父亲在我眼中，似乎除了书之外没有别的爱好。1974年，母亲得了半身不遂，父亲只是埋首书斋，家里的事基本都是我来料理，每个月我都要算计这个月的开支，把水电费、买煤买粮食的钱都算出来，但就是搁不住父亲买书。有时候日子过得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父亲都能淡然处之。
当时家里订了五六份报纸，有时候实在不能维持，就拿一些旧书报来卖钱。每到这个时候，父亲总是阴沉着脸。那几天我总是不敢跟他说话，因为只要跟他讲话他就翻脸。而每次买废纸的师傅拿走报纸之后，他也总能想起一些舍不得卖的，就追过去再把报纸买回来。一个师傅曾经对我说：“你们家老头儿，有意思！”
1976年，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16块钱，第二年是每月18块钱，第三年是21块钱。出徒之后是33块，随后才是38块6毛。三十多块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没出徒的时候日子的艰苦可想而知。当时跟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都有表带，就我没有。我就跟父亲说我也想要表。父亲拿不出钱，又不愿意让我失望，就把自己的表给了我。
父亲常说：“尽其在我，听其自然。”冬天的时候家里五个屋子都用炭火取暖。当时家里的保姆是南方人，不懂生火，我每天上班也不能随便请假。家里的火经常是这个正着着那个就要灭了，父亲就自己把这个炉子中的炭倒到那个炉子里，又从那个炉子倒到这个炉子。他把这种琐碎的家务作为一种调剂，一种锻炼，善于在生活中寻找乐趣。
舒衡哲的访谈
1979年11月中旬一个寒冷的下午，父亲在20年里第一次被允许接受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采访，这位西方历史学家的中国名字叫舒衡哲。后来舒衡哲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所有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世界影响的）的文献及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第一次采访之后，舒衡哲表达了希望以后能够到家里继续跟父亲进行谈话的愿望。当时外国人还不准自由到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可是父亲立刻回答：“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先后近60个小时的访谈中，父亲与其说是在接受舒衡哲的采访，倒不如说在给自己寻找一面镜子，他要在这面镜子里寻找自己被忽略了的过去的真正面目。虽然在父亲的晚年，曾经有不少中国学者采访他，但是父亲在跟他们对谈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不能探索的、有关他的经历和内心世界的死角。
在1980年4月28日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父亲的退党。那是在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所以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是父亲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他把自己的看法说出，结果却遭到了嘲笑。父亲感到极端难堪，愤而提出退党。父亲走出激烈的辩论会场，从旅欧时就跟父亲成为好朋友的周恩来跟他走出会场，表示支持父亲的观点，并劝说父亲不要退党。
“但是，我还是退了出来。我就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说着，父亲大笑起来。他越说兴致就越高，因为他觉得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可以对他的性格做一个概括。他把这四个字给舒衡哲这个外国史学家写在纸上，接着又笑，又说：“是的，我总是那个样子，在1925年，1948年和1957年都是这样……”
人生真是意味深长，父亲早年可以说轰轰烈烈，晚年却默默无闻，现在跟人们说到张申府，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他了。
■ 人物档案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个把西方哲学家罗素、罗曼·罗兰等的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中国。
1920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还代表党组织接受了朱德的入党申请。
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任《新青年》编委。曾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任教，讲授西方哲学史、逻辑、数理逻辑等课程。抗战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
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时，《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著有《所思》、《我相信中国》、《所忆》等。（口述人张燕妮：张申府之女，没有正式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到文物印刷厂工作。工作五年之后，调至全国政协。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人口环境处。）
舒衡哲:听张申府谈罗素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张申府。我们暂时没有谈及五四运动，也没有再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作用。我们的话题越来越深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今天，他想谈论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的美德，想通过这次谈话表达他的思想，在土生土长的中国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
张申府在我面前的纸上，写了“中庸”，这是中国哲学中他喜欢的境界。他努力向我解释这个境界与他称之为“仁”的心理状态的关系。张申府相信，仁，一定伴随着对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观的追求。
自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见面后，每一次谈话都涉及到罗素。罗素是他的救生艇，看起来它让张申府漂流了多年，即使中国在狂热的革命浪潮沉没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他再添新论，说：“我相信我懂罗素，可能我是中国惟一懂得罗素的人。罗素自己不懂孔子，但是他的思想很贴近孔夫子，这种相似别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即使罗素否认这一点。我的哲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你一定会说，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座桥梁。”
……
我问：“罗素自己不是轻视儒学吗？”我提醒张申府，罗素在他写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经写道：他“不欣赏儒学的价值观，”因为“儒学充满着琐碎的礼仪，”他感到“儒学倡导者主要关心的是人们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行为规范。”
张申府停顿了一会，说：“是的，罗素确实太不理解和尊重孔子，但是，那正好是他思想片面性的又一个例证。他把孔子降为空洞的宗教仪式。而我的哲学吸取了二者的精华，从不盲目。直到今天，我最佩服的两个哲学家就是罗素和孔夫子。”———摘自美国历史学家Vera Schwarcz（中文名舒衡哲）的访谈集《真言》，余景华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