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是我的长兄，比我大十六岁。我在小学读书时，他已经在北大毕业并在北大任教了。我幼年随母在乡间居住，申府随父亲住在北京。1920年春，母亲病逝，兄弟姊妹都随父到北京居住，当时申府同住在大家庭内，他每天早出晚归，也不同家人讲在外边忙什么。事实上他当时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共建党活动。1920年冬季，他就离开北京到法国去了。1923年冬由德国回国。回国后往来于广州、武汉、上海之间，到1929年才定居北京。

他在上海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时也常回到北京家中看望。当时我正在中学读书，对于他的活动也不甚了解。我的国文教师汪震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情况，说张申府是新实在论的代表，我才初步了解申府与哲学界的关系。

1929年申府回北京任私立中国大学教授,兼在北大讲课。当时我在师大读书,与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叫做“人间社”,有时请校外学者来校讲演。有一次请申府讲了一次,题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同学们听了很受启发。一位同学说:还是请学者来讲好,真正有内容。

1931年申府受清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论学与金岳霖、冯友兰颇相契合。同时他又在北大讲数理逻辑,在师大讲现代哲学,都受到学生们欢迎。同时他又在《公报》主编《世界思潮》副刊,登载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用很大篇幅宣扬辩证唯物论。在清华任教时期,是申府在学术界名望最高的时期。当时有一位青年学者郭湛波写了一本《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曾将张审府列为专章(被列入专章尚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

当时国势危急,1935年冬,北平教育界的爱国师生举行了爱国反日的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申府参加了游行,任总指挥,于是引起反动政府的忌恨,于1936年2月将申府逮捕入狱。在狱中关了两个月,才由冯玉祥保释

出狱。出狱之后,又讲了一个多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在反动统治者的指示之下,把申府解聘了。申府被迫离开了清华。申府因为参加爱国运动而受到了迫害。张申府被迫离开清华,不但是清华哲学系的损失,而且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

申府离开清华之后,仍参加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申府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946年又回到北平。

1948年申府对于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不甚了解,本着祈求和平的愿望,写了一篇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共产党领导及民盟左派的严厉批判,被开除了盟籍。从此,张申府在政治上、在学术界一蹶不振,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被社会上很多人们所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受周恩来总理的照顾,申府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很少参加学术界的活动。1979年,申府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偶尔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社会上才知道张申府还在世。

申府晚年仍致力于哲学思考。八十岁时计划撰写《知在论》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其首篇是《实、活、中》,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又写了一篇《知乐歌》,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约在九十岁时,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这是实情实话。但是后德悔已迟了。一学者因为写了一篇不合适的文章而贻误半生,这是令人惋惜的。

在哲学上,申府既推崇唯物论,又深喜罗素哲学,同时肯定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多次讲“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总纲,可惜没有写出详细的论述。他非常赞同辩证法,又钻研数理逻辑,企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谢泳同志来信希望我写一篇回忆申府的文章,盛意难却。仅就记忆所及写了一些印象较深的事迹。聊以表示怀念而已。

摘选自张岱年《心灵与境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