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十三万三千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之后
①,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六千六百七十五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二十一万六千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四十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十八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四十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①,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四百三十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四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一万八千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三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或人民币八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五万元。这引起一百六十个中国记者和七十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八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了这些之后,气氛不免紧张。他的女儿邓林这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她是过来人,熟睹政治风云,经验丰富,当即想出办法把气氛缓和一下。她指着火车站上“深圳”两个字,扶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说:“看,您的题字。人家都说,写得多好。”
邓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谢非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1989、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谢非说,“他谈话不像老人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人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巡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他“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这话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普通中国人想要什么。当时中国有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人,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邓小平得到其中多少人的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被任命和被贬黜,都没有经过老百姓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最得人心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只能暗度陈仓。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了解中国的人都会知道,权力老人的辞职,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真的离开权力。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早有所谓“垂帘听政”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几十年里,所谓“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背后,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也许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还能不普通,这就是他抽的烟。那是上海为他特制的“熊猫”香烟,过滤嘴比普通香烟要长出几倍,甚至超过烟的长度。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惟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口罗嗦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
“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
……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这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成例。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怂恿他们自行其是。看来当地党的主要领导,比如李灏和郑良玉,甚至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谢非,都有点等得不耐烦,可又全都不敢擅自做主。这局面异常沉闷而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奥妙:有些事情,你想等着上级在你的报告上写了“同意”再去做,那就永远也做不成,可你要是自作主张,也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做与不做之间,距离只在分毫,若非久经宦海风浪、政治经验老到之人,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现在,深圳市委的那些官员和《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的那些委员,已经认定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长,还是市委的常务委员。邓的南巡后来终于能够公开,此人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
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
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东方风来满眼春》堪称杰作,它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我们遍览90年代中国媒体的记录,可以发现,党委宣传部与党报社长总编携起手来自行其是,这是惟一的一次。文章发表以后,陈难免后怕:毕竟有皇甫平的“教训”在前。他“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明显地感到危险正在降临。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六天。一直到30日晚上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详细报道了邓的深圳之行,用时十分钟。新华社也播发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外国人也兴奋起来。“他在那里发起了赞成改革的运动。”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惊讶地说,“可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发动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说:“邓小平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镜头,这一次用时四十五分钟,至少两亿中国人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只是间接听说这件事,现在却能历历在目: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欢呼的群众身边走过,手有些颤抖,但说话和手势还很有力。陈锡添也看到了这些镜头,和他当时在现场看到的完全一样。他又回头去看他的文章,发现北京只改了一个字———删去“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不禁长出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一刻犹如新生。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不已,相信危险已经远离。这感觉是对的,危险不仅远离他和他的报社,远离那座城市,甚至也已远离整个国家。
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连续几天的“倒春寒”过后,北京的气候较往年为冷。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性①,现在却说“具备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洪学智将军说他支持邓小平。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上将杨白冰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拥护、支持、参加和保卫改革开放。”他说,“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他这么一说,“保驾护航”这四个字就成了那个星期军队里的流行语。李鹏总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把工作报告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代表们说,别的都是小事,至少有两条是大事,非加在报告里面不可:一个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是“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理就痛痛快快地加上了。
现在,全中国都听到改革开放的航船响起汽笛声声。深圳市委宣传部开足马力编辑《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这书的时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全国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十二万册。有人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六十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镇长、乡长、村支书,还有三十八名少将和二十六名中将。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些军人的喜气洋洋的脸,一个“画外音”说:“将军们大开眼界,表示要为改革开放壮行色、助声威,保驾护航。”薄一波不再沉默,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一次“关键时刻的关键谈话”,《半月谈》再也不必担心宣传部长指责他们只说“一面之词”了,它的“第十三期”豪迈地喊道:
“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有人声讨两年多来的激进言论,有人批评政府官员的行政过于保守,这些对于“左”的人士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十多个学者聚在中央党校开会,也没有经过谁的批准。去年夏天这院子里的“学习班”没有了,班长的“和平演变三部曲”也藏之名山了,现在轮到下面这些人出山:王若水、李锐、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董辅秖、吴明瑜、戴园晨、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一望而知,几乎都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中最有名的人。过去两年半,这些人全都离中央党校远远的,也不说话,现在回来了,又说又笑。有个记者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阶段。”这不是夸张。上海把邓小平南巡的彩色巨照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辑做了一个标题《漫步》,又倡言“换脑筋”,说是“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也不再沉默。除了中央党校,还有世界观察研究所、《改革》杂志社、《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都是这些人的讲坛。中国新闻社当时这样报道《改革》杂志社里的一个聚会:“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童大林说他是“梦寐以求”,感觉到“新的一页已经翻开”。徐雪寒年逾古稀,抱病跑来,颤抖地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三年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说他反对新“凡事派”:“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文人相轻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眼前这些理论家们在很多观点上并不能互相信服,可是这一次全都对吴明瑜“一致赞同”,就连高尚全和龚育之也在响应。后者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素以稳健著称,看来也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他说这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这是把1992年和1978年相提并论了,与吴明瑜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开口,大家全开口,都说姓“社”姓“资”阻碍了改革,把中国搞得不能前进。校长乔石显然在纵容这些人。不过,乔石的办法比较含蓄,他没有跑到党校来,而是去了山西。在那里,他说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什么呢?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问题和倾向又是什么?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他说,“‘左’的干扰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多年以后,历史家在谈论到这些故事时,把它叫做“改革派”的反攻。听听田纪云说的话就会知道:所谓“反攻”之说,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根据。这番话又是在中央党校讲的:
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就像他说的,他把邓小平的精神具体化了,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富有刺激性。然而还有更加刺激的呢。他说: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此人长着一副圆脸,慈眉善目,任内讲话无数,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犀利,这么真情洋溢和不留余地。听众席上一个人当场感叹:这是“一篇最为激烈的‘讨左檄文’”。田纪云话音甫落,手抄本立即传出,由党校制作的录像带畅销一时,各种铅印胶印的记录也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这是当时人们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经历过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事件的人,不会理解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所能引起的巨大波澜。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大事的源头,牵涉着当时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如前所述,“左”的人士过了两年半的好日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对“左”的厌恶。昭阳说他们“无寸功于建设,却不断挥舞破坏的旗帜”。很多年以后万里谈到这些人,断然说:“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就看‘左’不‘左’。只要‘左’,就不行。”这个退休老人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一历数“左派”劣迹,当然他也讨厌“右派”。他心目中的“右派”和别人所说的右派不是一回事。他说,“左”的人们到今天“还能自由自在,没有人批判,这是右了”。
说“左”的人们自由,并不过分。自从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没有尝到过什么苦头。被批判、被歪曲、被侮辱、被剥夺、被损害、被漠视,所有这些苦难都让主张自由的“右派”吃尽了。颂扬自由的人没有自由,而批判自由的人却挺自由,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就是这样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压力越来越向“左”的人们靠近。若干年后,一首颂歌唱起那时候的情形,柔情似水,歌名叫《春天的故事》,其实那个春天并不温柔,火药味挺浓的。在那些“左”的人们看来,气氛异常冷酷,就像严冬骤然降临。“寒冷的西风把红花绿叶扫得一片凋零的时候,仍然坚持着,”一份杂志的“1992年6月刊”中写道:“即使是独个儿吧,仍坚持信念,不惧西风。”赵士林看到这一段,就说:这是“‘左’的阴暗心理。”一个攻击性很强的漫画家,丁聪,画了一幅新漫画。画面上有个稻草人,在狂飙中摇摇欲坠,左手握着一根“大批判”的棍子,右手捧着一纸“教条主义”的文章。几只乌鸦左右盘旋,寻找机会把那些被风吹散的稻草拣回来。脸上眉目歪歪斜斜,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左”字。画的名字叫“新稻草人”。
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于光远、王蒙、甘草、孙长江、吴江、宫达非、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沙叶新、林子力、袁红冰、牧惠、许觉民、黄彦,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书海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防左备忘录》。
最孚众望的作家们也加入了反攻者的阵营。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袁鹰说:“让春风驱净阴霾,还它万里晴空吧!”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这样就可以让他安静一些:“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巴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人们“论是非”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了做事情。文人们本来思想敏锐,更何况笔锋带着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既犀利又生动,可惜过于尖酸,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余地。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宣传部长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社长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那位更老资格的人,理睬他的人也一下子少了,他出京巡视,处处觉得人家对他敬而远之。
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右”取代“左”,或者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
新时代的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中越边境的前沿阵地。整个80年代这里都有一种特殊气氛。那个身材瘦小、歌喉洪亮的士兵徐良,他的锯掉左腿后斜倚在轮椅上的身躯,他唱的那首既血腥又浪漫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是这种气氛造就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战壕、掩体、猫耳洞、弹坑、满腔的仇恨、山野中的坟茔。对于军人来说,那是神圣的荣誉,对国家来说,那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篇章。战争对军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这没有疑问,但现在让人惊讶的是,和平对军人的号召力似乎更大。在国境那一边的凉山市,广西南宁市的邬氏兄弟和他们的亚洲店,是在战争废墟上崛起的第一个和平标志。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南将军,李文进,曾使美国军人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和一百多架战斗机,也曾使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现在则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是越南经济公司的顾问,也是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拓者。
和平的日子正在到来,老山脚下一个叫天保的地方,现在成了开放口岸。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贸易的通道上还埋着一万八千颗地雷呢———四千枚反坦克地雷和一万四千枚防步兵地雷。4月22日,这里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一侧,军队出动了,身负铁锨、小镐、火焰喷射器和遥控爆破器,一大串的重型推土机尾随着他们。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辉煌时刻。”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将士们不再高歌“血染的风采”,而是高喊“边贸让战争走开”,还有“消灭战场,催生市场”。随便哪个军人都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从来都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给自己用的,还没有过在“敌人”眼前销毁自己武器的事情呢。可是这一天上午九时,军人开始做这件事了:把自己的火箭筒对准自己的地雷。火焰喷薄而出,炮声隆隆,火海中,雷声滚滚。当时在场的一个作家写道:“犹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在老山山谷轰响不绝。”又有一道淡黄色的烟雾从遥控爆破器中飞出来,蜿蜒三十米,所经之处,火光冲天,惊雷动地。硝烟散尽,机声再起。军人们开动压雷车,向雷区滚过去。又开来十吨重的军用推土机滚压数遍。5月1日,中断十四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炮火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没有了,这个孕育了无数战争故事以及无数活着和死去的战斗英雄的地方,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香蕉、菠萝、芒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中越边境上守了二十一年的军人,王琦,那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有人在扩大私人投资———这叫“先富起来”,有人在取消“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叫“摘红帽子”,逃出去的私营老板们一溜烟全都回来了———这叫“新时代的还乡团”,这些都是两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圈地盖房子,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温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初严厉指责它是“和平演变温床”的省委书记,现在说他从来就是支持温州的。无论干部还是农民,谁也不用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操心了,他们全都忙着抢粮食、抢蔬菜、抢生猪,还有西瓜、柑橘、蚕茧、羊毛、棉花……抢所有的农产品。警察在交通要道设卡,不是在追踪逃犯或者“海洛因”,而是在堵截农民和他们的蒜薹,通海县党的官员沿用当年指挥战争的习惯,把这叫做“蒜薹阻击战”,还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农家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所以串通起来打了一场“迂回游击战”。一个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三峡工程被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专家论证的结果是四百零三票赞成、九票反对,但是反对派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性这东西真是奇特,无论它曾经表现出怎样的懦弱、驯服和逆来顺受,一旦有了机会,它会立即恢复本来面目。《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种挣脱了枷锁的感觉全都渗透在人们生活中了。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北京赵登禹路一四三号的“亚当夏娃保健中心”也开张了,这是北京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老板叫文经风,是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经济学硕士。“我是个儒商。”他这样说。他的橱柜里面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标签:“壮阳药品”和“痿必治”。一个简单的故事铸就了《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西北山沟里一个农妇的丈夫被村长一脚踢中“要命处”。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可她宁肯不要钱也得要个“说法”。于是,她拖着六个月的身孕开始告状。“说法”要来了,她又难产。村长救了她之后就被警察带走,她又后悔了。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以后的故事就全都在电影之外了。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圣马克金狮奖”,饰演秋菊的巩俐还得了“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奖。导演张艺谋,一个留着农民式的寸头、满脸憨厚的中年汉子,把这电影带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部轻松、温馨的影片”,没有《红高粱》的悲壮、《菊豆》的阴冷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惨烈。后面两部电影早就拍好了,却不能放映,现在他借着“秋菊”的洋名头,也一并拿到长城饭店去首映。“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还得拍电影。”他这样说。可是,那孕妇秋菊的口头语———“给个说法”,却被观众带出了电影院,成为那一年中国人的谈资。
很多人说1992年是“张艺谋年”。其实王朔也挺风光。他的“过把瘾就死”,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和“给个说法”一样流行。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把沉寂多日的中国文坛搅了个天昏地暗。6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组别出心裁,在北京西四地质礼堂举办王朔电影会,将王朔小说改编的五部电影一下子都放了,每场通过抽签选出六名幸运观众,与王朔会面。其中有个电视连续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从这年年初开始就把全国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王朔自称是个“天才”,借着电视屏幕写自白:“一间平平常常的屋,几个忙忙碌碌的人;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几颗实实在在的心。”可一位女大学生见了他之后说:“呀,他怎么会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一点点。”那时候女孩子还没有总结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格言,但至少已经不大喜欢老实男人了。
大城市里都在寻找最漂亮的女孩子,给她们戴上不同的桂冠,在北京是“新世纪小姐”,在上海是“文化礼仪小姐”,在天津是“月季小姐”,就是不敢大大方方地说“选美”。组织者担心没人响应,但很快就发现这是杞人忧天。消息甫出,应者蜂拥而至。北京有二千三百个,上海有一千个,天津有六百个。有女学生、女演员、女作家、女工人、女干部、女医生,还有女军人。根据当时天津报纸上发布的消息:一个区长对他属下的一个女干部说:“你去参赛,意义非同寻常,是对机关干部形象的一次重新塑造。我们不是呆板木讷的机器人。”还有一个军官,向一位女上尉发出动员令:“军中有勇士,军中也有美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选美也不能畏缩不前。”
那真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春天。几千个女孩子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形体。香港《明报》的消息说:“一度被视为禁区的选美,正在北京悄然开放。”其实不是“悄然”,而是轰轰烈烈的。竞赛的组织者说,“这是一场‘温柔’的角逐。”报纸评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看做‘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了。”外国的记者们看了,大惊失色。在他们眼里,中国女人都是裹在肥大的衣服里,色彩单调,线条混沌,长得倒是蛮漂亮,可是面色呆板,连笑也不会。岂料一夜之间,她们的样子就变了。一个芳龄二十、喜欢粉红颜色、爱看电视的宾馆结账员,张蒙晰,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她得到一千元奖金,宾馆经理于是叫她改行去做公关,记者们竭力描绘她的容貌,用尽美好的形容词:“像静静的湖水,清澈、晶莹;像出水的芙蓉,散发着阵阵淡雅的清香。”“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个梳着刘海的童花头。”“清秀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甜甜的笑容。”这样的文字在今天报纸上满篇都是,还有比这更香艳的呢。可是在那时候,在那些整天告诉人们谁姓“社”谁姓“资”的报纸上,居然冒出一个张蒙晰,真是新鲜可人。
有人说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在中国这块被封建礼教禁锢了几千年的‘冻土带’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明丽的风景。传统的、陈腐的观念发生了倾斜,而全新的心态却得到了平衡。”但是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大家生活都不富裕,选出十个、百个美女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选美所用的钱用于贫困的山区,让孩子们的校舍美一美,不是更有意义吗?”有个评论家在报上质问:“西方选美从来是巨商豪富侮辱女性的把戏,世界上有哪个不发达国家去搞这种把戏?而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妇女的名声要靠天生丽质的漂亮姑娘去争取吗?”大赛的主办者显然是想拿漂亮姑娘去融化“冻土带”,不过,也不敢有任何过分。他们一边加紧行动,一边在嘴上绕来绕去地解释,“新世纪礼仪小姐”的评选绝非简单雷同于西方国家的选美。那时候,人们对于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有了这么多复杂的想法。赞成的、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明目张胆的,暗度陈仓的,勇气和胆怯,坦荡和羞涩,什么都有,可是没有人来禁止,没有人来张扬,也没有人说什么“干扰了稳定”之类的话。
才子的运气看上去比佳人要好。那一年大学生比美女金贵,五十六万四千本科毕业生在这个夏天毕业了,加上研究生,也只有五十九万人,可是全中国至少需要九十万人。大学生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像现在,出了校门还怕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挣钱难,而美女想不挣钱都难。“上海小姐”张蒙晰得到一千元奖金时,珠海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已经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过来一辆“奥迪牌”轿车、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公寓和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四元的支票。由此开创知识分子获奖数额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说梁广大了不起,一个作家还说他是领着一群绵羊去打仗的狮子。梁广大到底不同寻常,他认为人才不是“绵羊”,是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我领导的不能是一群狮子呢?”他这样说,“重奖科技人才,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一群狮子到我的身边来啊。”有几个星期,他担心“有人非议这件事情。”看来这是过虑了,没有人抨击他,至少不像抨击“选美”那样批评他的“爱才”,倒是有报纸把华君武在80年代的著名漫画“武大郎开店”又登出来,讽刺那些妒贤嫉能的人。从春天开始,大家就在“抢人才”,现在回想起来,“人才大战”这个词就是那个春天发明的。“选美”还要打出什么“文化”、“礼仪”一类的招牌呢,可是对科技人才,用不着这个,只用奖金就行了。锦州发出去七十六万元;四川颁发八十万元;青岛九十五万元;南京是“三套住房”;山东是二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安徽,中部地区很穷的一个省,也出了三十万元。这些都是奖励给科技人员的,都发生在那几个月里,报纸上面公布的获奖者,除了迟斌元,至少还有四川的侯光炯、广东的沈定兴和徐庆中、山东的李登海、江苏的吴梧桐、安徽的台震林和姜万勐。没有人会说这些人“名利双收”全都源于邓小平南巡,但是你若问起来,他们十之八九都会提到,邓小平在珠海曾经说,他赞成梁广大重奖迟斌元的决定。这迟斌元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一天到晚除了研究他的凝血酶,什么都不管。没有户口,没有档案,也不问他的凝血酶姓“社”还是姓“资”,可邓小平和他谈得挺投机,对他说,“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对于大张旗鼓奖励迟斌元的那个梁广大,邓小平也把他视为同道,给他撑腰。“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邓有一次对梁说:“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即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秖、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回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十三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著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节选自《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之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