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灾疫频发的政治-经济成因
人口问题、污染问题、掏空大地，此三者构成因果关系链条：人口是导致污染和掏空大地的根本之因，掏空大地却是污染的直接之因。所以，掏空大地和污染全球化的根本之因是人口增长。但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归因，因为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掏空地球和全球污染。导致大地掏空和全污染的直接社会原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进行有目的、有价值定位的政治-经济设计。
1、刚性市场规则导向自然剥夺
要市场成为有效的，应该使整个社会的得益达到最大和成本达到最小。[3]（P118）
人口生产、掏空大地、污染，此三者构成一个纵向运行的链条：人口的无度膨胀，本身就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污染，并且，人口膨胀，不断促进了消费和浪费，大量的热能转化为废气，导致了污染；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为解决基本生存和更好地生存，必然指向自然而掏空大地，掏空大地却使森林、海洋、江河的净化功能不断弱化或丧失，污染加速。
然而，无论是掏空大地，还是全球性污染，都是人类片面追求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恶果。推行放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或推行政府导向性的市场经济，就是在创造工业化。工业化带来的最终负面效应，就是温室效应，就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气候，并通过气候的改变而改变着一切。
工业化进程、片面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导致气候改变呢？因为工业化进程、片面经济增长所追求的只是市场的有效性，而不及其余。
市场的有效性，就是市场行为追求成本的最小值和收益的最大值：在这里，“收益的最大值”，是指包括投资者、企业、劳动者、政府在内的社会得益达到最大化，因而，它不考虑自然社会；而“成本的最小值”中的“成本”，只指经济行为的市场运作成本，它所考虑和计算的只是促成其经济行为产生并获得相应结果的直接关联因素，比如原材料、劳动力、生产成本、经营管理成本等等。比如房地产开发，收益达到最大值，是房产商、政府、房屋购买者可以或如何使收益实现最大化；其成本只是房产开发所直接消耗的成本，而土地的最终减少，土地上居住者因此而丧失生存根基所带来的全部生存问题、社会问题、房产开发所带来的系列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热能问题等等成本，却往往并不计算在内。
概言之，在市场中，经济行为所追求的是刚性规则，这一刚性规则就是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这一刚性规则就是经济理性原则。根据这一经济理性原则，能够纳入成本计算范围的内容，只是原材料成本、劳动能力成本、生产成本和经营管理成本，而不会计算环境成本、生态成本以及未来的代际成本等。何也？因为这一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片面经济增长的经济理性原则，是建立在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基础上的：物质、资源，只具有使用价值或者说工具价值，对物质的工具价值的任意运用与发挥，这是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物质既然作为工具价值而存在，它的存在只构成对人的有用性，并与环境、生态相分离的，正如我们此时使用放在墙角的一把锄头而并不会使房屋的空间状态有任何改变一样。
概言之，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的经济理性原则，为市场的有效性规则建立奠定了认知土壤和价值平台，从而铸造起了市场有效性规则的刚性价值取向：追求成本最小值和收益最大值，这一刚性市场规则导致了对自然的剥夺主义。因为，要使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首先必须有充足的原材料，必须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必须有优质资源；其次，惟有降低成本，惟有不断地减少和节省成本开支，才会使收益最大化。由于前者，人类拼命掏空大地；因为后者，人类忽视污染，因为人们并不把污染纳入成本范畴。所以，掏空大地和全球污染，此二者最终不过是经济市场的刚性规则所导致。
2、集权政治模式铸造征战主义
政治不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经济永远是政治的具体实施。经济领域那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原则，恰恰由政治所滋生和滋养；经济市场所追求的成本最小值和收益最大值刚性规则要发挥出活性功能来，最终需要政治并必以政治为动力。
政治本身就意味着集权，因为政治本身就倾向于集权并本能地追求集权。政治集权表现在经济市场领域，就是不断向经济市场领域蚕食其自由性，包括其自由空间和自由方式。这种蚕食经济市场自由的集权，既可是传统方式，也可是现代方式。传统方式就是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或接管市场，前者如放任自由经济市场接受政府干预，后者如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代方式就是运用和开发技术来控制市场和经济，使市场和经济掌控在政治的手掌之中。在现代工业化进程向深度和广度领域进军过程中，技术成为政治集权的最佳方式。这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支持、鼓动并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因为技术是市场和经济的动力，政府支持、鼓动、投资开发高新技术，实质地构成了政治集权的有效方式。二是政府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来实现集权。比如现代的网络技术，极大地缩小空间、缩短了时间，对市场的监测和控制不仅无孔不入，而且获得了立体效果。
政治集权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人的自由程度降低；二是政治权力稳固性弱化。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治自身存在，因而，不断强化的政治谋求解决如上两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发展经济，就是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因为发展经济，追求经济高增长，能够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和经济生活水平上的提高。同时，引导社会发展，激发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这个过程，也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由关怀、权利追求转向对经济关注，对收益提高，对财富增长的关怀方向。这确实可以见到普遍成效。因而，为了持续地、长久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收益、财富梦想道路，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刺激经济，就是持续不断地追求经济增长，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整个社会引向单向经济增长道路。由此，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进军，向土地要财富，成为生活的主题，也构成人生的目的。于是，大地被掏空，是最后的结局；污染全球化，是其最终的结果。
四、当代灾疫频发的科学-技术成因
1、科技主义导向自然违背
人们通常把科学和技术连用，以表达科技的一体化。但实际上，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东西。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方式，技术则是人们为改变生存环境和生存水平而根据自然法则和规律来按照自己的意愿延长自己的手臂。科学与技术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科学动力于对自然世界的好奇与惊诧，科学探索纯粹基于认知和了解世界的奥秘，没有实利要求；技术则不一样，它始终是实利需要的产物，对技术的发明与生产，就是为了解决实利问题。虽然如此，但科学探索得来的成果，自然地为技术发明与革新提供了视野、思路、方法。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构成了技术的动力。
这只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来关系状态。近代技术革命以来，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刚好做了一个颠倒：技术成为了科学的动力。因为近代以来基于大机器工业范式构建和发展，技术因为生产的需要而被提上动力地位，技术的革新和发展，要求科学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并且，从政府到财团、企业，为不断开发新技术而为科学提供研究平台和经济支持。从此以后，科学再不是个人的事业，它成为社会的事业和政治的事业，科学必以技术为动力，以政府、财团、企业的意志为指向。此种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科技主义。
科技主义就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整合表述。科技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把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并使科学服从技术的要求；二是技术是科学的动力，科学为技术服务，并通过为技术服务而服务经济和政治；三是科技万能论，具体地讲，第一，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因为技术进步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才是推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动力。第二，把科学定位为是创造绝对真理的方式，并要求一切认知、一切思考、一切判断和决策，都必须以科学为准则，科学既是思想认知的出发点，又是思想认知的目标，更是思想认知的最终标准和最高法则。
科技主义的这三个特征，喧哗出它的实利主义本质：科技主义因市场垄断和政治集权合谋而产生，它必须全面服务经济和政治，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或政治保障的需要。所以，科技主义是实利需要的产物，即在工业化和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进程中，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生产或运用，都需先动用政治的力量。但政治力量参与的前提，却是此一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运用是否具有并释放出保障政治的功能效应。只有具备这个可能性的前提，政治才主动与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们紧密合作，这种合作的合作的实质是政府或财团雇用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进行目标明确的科技研制、生产、运用，并首先为此一科技的研制、生产、运用打前站，做开路先锋，并为其提供平台和保障：“政治须先广告、说服、选举，然后通过反对抵制而推行之，而工程师们却能够直接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使得技术能够构建一种既成事实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把政治家和公众置于作出反应永恒的压力下，而且把他们置于工程师们为评价和避免危险所作判断的慈悲之中。这种力量伴随着革新的速度及关于其后果和危险的明确性的缺乏而成长，且即使对技术安全保证的信任因此被削弱，这种力量也在成长。”[11]（P81）
从本质上讲，科技主义既是一种垄断主义，也是一种集权主义。作为一种垄断主义，科技主义指向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的垄断，首先且最终是资源的垄断，因为只有当垄断资源时，才有资格和实力垄断产业。科技主义对资源进行垄断的突出表征是对自然的垄断，即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人类经济的资源市场，看成是为人类经济发展所任意开发、运用和调配的资源场所。正是这种性质和实质意义的垄断主义，才导致了人类对经济市场的发展无视自然界的生态运动，才形成了人类追求持续经济增长而违背自然的自身存在法则与运动规律。
科技主义指向市场经济的这种垄断主义，最终动力于它的集权主义。作为一种集权主义，科技主义指向政治生活。从政治利益集团论，权力的稳固与牢靠，需要以经济为后盾；从国家方面论，国家的强大，同样需要以经济为基础。因而，发展经济，增长财富，提升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恰恰是政治作为的集中表现。所以，政治必须走向集权，必须通过科技主义而实现现代集权，并必须将其现代集权指向经济，导航并推动经济对市场实行全面垄断，并首先且最终全面垄断资源，把自然世界定位为是一个为我所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市场。
2、化学物质改变生物链
科技主义导向现代人类，对人类形成致命打击的，不仅是资源的枯竭，更是对人类生命本身的致命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是通过进入生命的内部，进入人类生命的密码系统来修改生命或毁灭生命。
科技主义导向人类最终形成自身生命的致命伤害，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污染，二是化学物质的生产与使用。应该说，化学物质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也是一个污染的过程，但它所造成对人体和生命健康的伤害，远不是污染所能囊括的，因为它是当代各种新疾病、各种绝症疾病和流行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毒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它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毒害着人体，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伤害。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里，化学合成物广泛地运用到日常领域、食品加工领域和建筑装饰领域。比如，各种塑料用具武装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的塑料化，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有毒的化学合成物打交道。几乎所有家庭对洗涤剂的依赖，更是造成了人们饱受化学物质的毒害而难以觉悟的困难：“洗涤剂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污染物，现在成了一个公共供水中的麻烦问题，全美国的污水专家都关心它，但还没有实际可行的办法来处理掉它。现在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什么洗涤剂的致癌物，但洗涤剂可能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促进癌变，它们作用于消化道内壁，使机体组织发生变化，以使这些组织更容易吸收危险的化学物质。从而加重了化学物质的影响。”[12]（P209）食品工业的大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但同时也使人们陷入了无止境的吸纳有毒物质的生活过程之中。因为“在一般家庭的食物中，肉和任何由动物脂肪制成的食品都含有氟化烃的大量残毒。这是因为这类化学物质可以溶解于脂肪。”[12]（P155）而“牛奶是由食品和药物管理条例规定不允许含有农药残毒的少数食品之一。然而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进行抽样检查时，残毒都会检出。在奶油和其它大规模生产的奶酪制品中残毒量是最大的。”[12]（P156）
然而，化学物质对人体的毒害和对人的健康的威胁，最终通过农牧渔业而得到普遍的实现。因为向农牧渔业领域投放各种化学合成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很悲观地指出，一个人要想发现不含DDT和有关化学药物的食物，除非到一个遥远的、原始的土地上去，还有就是必须放弃现代文明的舒适生活才行。何也？比如哪怕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每年也要向农牧渔业领域投放500多种化学合成物付诸应用，更不说像我们这样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向农牧渔业领域生产和投放化学合成物，是为对付生物世界的敌人而确保人的食物资源得到供应，但却不能确保人类的生命健康，而且成为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的杀手，因为这些化学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投放到农牧渔业领域，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刺激、激活、增强了生物世界生物的繁衍能力和生产、释放毒性的能力；二是人类生活所依赖的全部食物资源，都是在有毒的土壤和环境里生长，人类吃的是有毒食物。因为这些广泛使用于农牧渔业的化学合成物，通过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而进入植物、动物的生长过程，然后通过粮食、鱼肉、蔬菜、水果而进入人体，改变人体功能、结构甚至基因。以水为例，无论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流动的水，小溪、江河、湖泊、以及灌溉农田的水，几乎都被污染和毒化了。地下水和地表流动的水一旦被化学合成物所污染和毒化，各种致癌物质就轻易地进入了公共用水领域，直接通过饮用水而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导致癌症的高发性。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C．惠帕教授早就提出警告说“由使用已经被污染的饮水而引起的致病危险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引人注目地增长。”因为，“水的化学污染的最惊人的方面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河流、湖泊或水库里，或是在你吃饭桌子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想到要合成的化学药物。”[12]（PP37-38）化学合成物在农牧渔生产领域推广和运用，将无止无尽而不能终止，这不仅是为了更充足的食物生产，也不仅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在这片供人和万物栖居的大地上，“使用合成物的整个过程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开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从而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合成物，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这一原因，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化学合成物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12]（P6）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界是一个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整体，它的存在有它自身的法则，因而大自然不是容易被塑造和改变的，自然世界中的每种生物，每个物种，也不是能够轻易地被外部力量所改变的。无论是家庭使用的化学合成物，还是投放到农牧业领域的化学合成物，都是为了灭杀昆虫。但人们却忽视了自然世界的这个自身法则，忽视了昆虫世界是大自然中最惊人的现象，对昆虫世界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通常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昆虫世界里出现。“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正在两个广阔的领域内发生。通过遗传选择，昆虫正在发生应变以抵抗化学药物，．．．．．．我们使用化学物质的大举进攻正在削弱环境本身所固有的、阻止昆虫发展的天然防线。每当我们把这些防线击破一次，就有一大群昆虫涌现出来。报告从世界各地传来，它们很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情况，即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之中。在彻底地用化学物质对昆虫进行了十几年控制之后，昆虫学家们发现那些被他们认为已经在几年前解决了的问题又回过头来折磨他们。而且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只要出现一种哪怕数量很不显眼的昆虫，它们也就一定会迅速增长到严重成灾的程度。由于昆虫的天赋顶本领，化学控制已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由于设计和使用化学控制时未曾考虑到复杂的生物系统，化学控制方法已被盲目地投入了反对生物系统的战斗。人们可以预测化学物质对付少数个别种类昆虫的效果，但却无法预测化学物质袭击整个生物群落的后果。”[12]（P214-215）即改变整个自然世界的生物链结构，从而改变着人与生物圈、地球、自然之间的生态链，这种改变的一个恶劣表现，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丧失安稳性，人的健康失去了可能性，因为生物链和生态链的改变，是瘟疫生发与流行的最终自然根源。
3、核能摧毁最后的安全
在今天，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呼吁、宣传、演说以及制定国际法规，不绝于耳，但与此同时，核竞赛却在紧密锣鼓地推进着。其实，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想法和愿意，只是拥有核武器和核生产能力的国家的愿意和想法，这种愿意和想法之所以难以实现，更多地是拥有核武器和核生产能力的这些国家，是想在保持自己已享有的军事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考虑全球军事安全，却很少从全球物种生态安全这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从全球生态安全这个角度来考虑，就不是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问题，而是全面彻底地销毁所有核武器和禁止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和核生产的问题。
何以会这样说呢？因为核武器和核生产，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军事安全的问题，首先且根本地是一个全球物种生态安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天地球上的生物物种----当然包括人类物种-----因为核生产和核竞备而已经逐渐在丧失着最后的存在安全。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其新墨西哥州进行原子弹实验厂实验成功，揭开核威胁的序幕。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造成10多万人当场死亡，其后又有20多万人因核辐射或死亡或引发严重疾病。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境内的切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爆炸，使31人当场死亡，13、5万人被迫撤离。但其核辐射却并没有因为这一爆发事故的结束而结束。几年前，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出示一份调查显示，切诺贝利核泄漏所形成的核核辐射，却使9、3万死亡，使27万人罹患癌症。
上面这些数字可能会让人感到一时的震惊，但同时也让人们感到核威胁、核毒害对我们很遥远，因为在人们看来，核爆炸、核泄漏，只是偶然，核战争，也似乎不可能发生。因而生活中没有核威胁，我们也没有受到核伤害。其实这种想法很天真，并且是一种天真的错误。这种天真的错误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并不是人们的愚蠢，而是政治强权和实利政府对信息的全面封锁。20世纪40年代，自美国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开始，人类就已经处于了核毒害之中。约纳坦．斯切尔（Jonathan Schell）在《地球的命运》中指出：“在通常情况下，核危害看起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对生命形式和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可是事实上，核危害却是生态危机的最核心部分，诸如使喜马拉雅山瞬间笼罩在乌云当中，不过是各种可以想见的破坏自然的形式中的一种。”[4]（P63）核毒害之所以是全球生态危机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第一，“核武器的发明可能真正地标志着自然终结的开端。终于，我们拥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一瞬间，在世界上每一处都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4]（P63）第二，不管有无发生核泄漏、核战争，只要核试验、核生产、核反应堆还存在，还在不断的涌现出来，人们就处于核毒害之中。因为核试验、核生产所产生的放射性的活动残骸----射尘，却被风所携带而穿越国界，在自然世界飘浮，并通过大雨而带到地面，然后通过土壤和水而进入植物、动物的生长过程。“某些物理学家警告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不要出门，但是并未向公众报导，因为那样会触犯保密协定。不过，科学家在他们自己中间却有着一种强烈的互通迅息的倾向，于是很快在遍及全国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们都私自对他们汽车上雨水和灰尘中的辐射性进行试验。无论在哪儿，在空气中、雨中、土壤中以及水中，都有被核爆炸所带来的污染。尽管官方还在保密，原子能却使环境问题首次出现了。所有的射线对生命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很多生物学家们也认为，射尘对每一个活着的生物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5]（P39）不仅仅如此，“核武器试验已经不自觉地在人类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全球性的环境实验。射尘把锶90以及另外几种放射性元素，散布到整个生物的庞大网络之中；人造的放射性已经在每种植物、每种动物以及地球上的微生物中积聚了起来。”[5]（P41）这种积聚，对人体存在安全和人类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癌症、遗传缺陷、总寿命缩短等等，都由射线引起。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截止1963年，在美国人口中估计大概由射尘导致的有生育缺陷的人是5000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约8、6万。联合国原子能辐射影响调查委员会也做出类似的估计，即截止1958年，大约有10万严重缺陷者是由于核试验引起的。欧内斯．斯腾格拉斯博士通过调查研究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有40万名婴儿致命死亡可能要由射尘单独承担责任。20世纪5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国家有核生产能力，因而当时全球核生产能力有限，核试验有限。然而60年后的今天，拥有核生产能力的国家已多达十几个，核试验几乎是连续不断，天空、大地、水、土壤中核射尘不断。更可怕的是，今天，梦想拥有核生产能力的国家将越来越多，已经拥有核生产能力的国家虽然在谈判桌上，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宣传中高喊核裁军、核不扩散，一个比一个厉害和能干，但实际上核竞赛越演越烈，水平更高、杀伤力更大、毒害力更强的核试验越频繁不断。正是这种实质上的核竞争，使地球上的生命一步步丧失了存在的最后安全。这种丧失的标志，就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核射尘，导致了生命基因和人体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各种遗传缺陷和各种当代疾病源源不断的产生。同时它把整个地球、所有生命、一切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灭顶之灾的危险生存之中。这正如德国核反应工业资深专家沃尔夫．哈夫勒所指出的那样：“很明确，理论与实践或试验与错误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核反应堆技术来说不再是合适的。．．．．．．．核反应堆工程师们采取把安全问题分解为许多问题的办法，来对付这一两难境地．但即便是问题的割裂也只能有助于拉近基本的安全．．．．．．．保留下来的‘残余风险’打开了通向‘假定的’王国的大门。”（哈夫勒，1974）[11]（PP79-80）核专家和核工程师们可以按照政治家的要求而在理论上寻找诸如此类的方法而设计出一种假定的核安全，但这种假定的核安全也只是近似。客观地讲，凡核工业存在，人类就没有生存安全；凡核工业在不断强化和扩大，人类的生存安全将最终丧失干净。这对每个人都一样，因为“饥饿是阶级的。即使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挨饿。但在核污染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民主’的。地下水中的硝酸盐不会因为遇到总裁的水龙头而消失。”[11]（P81）
五、当代灾疫频发的历史-文化成因
客观地看，化学工业和核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其直接动力恰恰是科技主义。科技主义的灵魂却是垄断、集权、称霸。以垄断、集权、称霸为灵魂的科技主义，它的生成、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支持力量和一种文化土壤的培育。这种历史性的支持力量，就是机械论世界观；这种能够培育它的文化土壤，则是人类中心论传统。
1、人类中心论传统
人类中心论传统，构成了当代灾疫频发的首要文化原因。
人类文化传统所饱含的内容广泛，但最核心的东西却是思维-认识模式、情感表达模式和价值引导模式。所以所有传统，包括大众生活的风俗、习惯、礼义，还是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惯例、祖制、规训、制度、律令，或者是文学艺术中的风格、美学等等，背后所支撑者不过是一套思维-认知模式、情感表达模式和价值引导模式，而这些支撑传统的模式在社会中总能够获得统一性，即它可以对各个领域发生作用。因而，表面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领域，其实最终是受同一种东西的引导。比如大众生活领域的传统(即风俗和习性)，政治生活领域的传统（治术和模式）、艺术领域的传统（风格和方法），这三者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性，但在质实上，它们的内在思维-认识模式、情感表达模式和价值引导模式却是同构的。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其政治传统是集权专制模式，其根本的治术是大棒与胡萝卜，即刚柔相济。而在大众生活领域，其根本的传统是尊尊、亲亲，男女之有别，它生成群体（即社会）风俗,也塑造出个体生存习性，而其风俗与习性的灵魂，却是严格的血缘宗法等级和家长专权。与此相对应的是科举制，科举制的灵魂是八股化的思维-认识和情感表达模式，这种思维-认知和情感表达模式背后所支撑的恰恰是集权和专制的价值引导模式。它所表达出来的恰恰是张驰有度、虚实相生、含而不露，这恰恰与刚柔相济的政治治术相异曲同工。
概括地讲，凡构成传统的东西，始终是共通的和共享的东西。惟有如此，传统才构成文化的土壤，才成为认知的基石。
传统属于人类，它源于对自我、种群和自然的体认。这三种主要的体认方式形成了人类文化的三种基本传统：对自我的体认，形成人的主体性体认传统；对种群体的体认，形成社会性认知传统；对自然的体认，形成自然性认知传统。而人类中心论传统即是人对自然体认所形成的自然认知传统，这一传统的历史性扩张与积累，构成了当代灾疫频频爆发的根本文化动因。
一切传统都建立在共有的思想基石上，这个思想基石由哲学来提供。因而，检讨人类中心论这一自然认知传统，须从哲学入手。从哲学入手，须首先检讨西方哲学传统，其理由是现代文明、工业化进程均始于西方。西方哲学传统就是古希腊传统。在古希腊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由智者运动孕育，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培育，而生成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再经过中世纪的宗教浸泡与神学审查，进入近代社会而形成柏拉图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然而，能够为近代文明尤其是工业化进程提供不竭的思想资源和强大解释功能的，恰恰是亚里士多德传统。
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构成的源头智慧，应该追溯到普罗泰戈拉那里，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一切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主张，所包含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却是以“人”为起点和目的的。普罗泰戈拉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人本位思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吸纳演化为一种绝对主义的人本位思想
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的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能役使它们，当然也可作为食物；至于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部可食用，但有些还是可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衣服和工具都由它们而来。若我们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地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1]（P106）
自亚里士多德始的16个世纪之后，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重复了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并把亚氏的这一观念赋予神的旨意“让人类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牛羊以及所有的野生动物和地上所有的爬行动物，于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繁衍生息，遍布地球并主宰之，要统治海里的鱼及空中的飞鸟，以及地上所有能动的东西。”[1]（P108）人类主宰自然和地球，是神的意旨。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叫他来统治和主宰自然和地球。所以，自近代以来，那种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这种观念才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类看来，动物天生就是被人所用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且，自然本来就是按照造物主的意旨而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所以，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自然，更可杀死或可以其他方式役使动物。
近代虽然是一个从人身上分享神的时代，但要确立起人在自然宇宙中的神圣地位，还离不开神性外衣。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经过惟理主义者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这种特殊的神性方式，表达和强化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并从而完成了对康德的奠基工作。康德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深厚的思想土壤和历史平台上，完成了对人类中心论传统的最后完善工作，构建了人为自己立法和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尺度原理。康德为自然立法的思路是这样展开的：他把权利和道德身份限制在“主体”（subjects）和“目的”（ends）范围，从而使之与“客体”（objects）和“方法”（means)相区别。认为只有人才有权利和道德身份，因为只有人才有自由和理性，只有拥有自由和理性能力的人才有权利意识，才有道德身份。所以，在自然面前，人只能是立法者。只有当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时，拥有对自然的立法资格和权利时，人才获得真实而完整的主体地位。既然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当然人对自然没有责任，既或是从自然为人类存在提供服务的角度看，人对自然也只有间接的义务（参见康德的《伦理学演讲》）。
由此不难看出，人类中心论思想获得全面的确立，不仅是哲学持久不息的功劳，而且还有宗教为其提供了终极依据。历史学家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萌生于古希腊哲学的人类中心论思想，之所以在近现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并成为现代人类掠夺自然、蹂躏地球的根本思想资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犹太基督教。因为当代科技是在以人类中心论观念下发展起来的，这才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这才是当代灾疫难频频爆发不息的深层思想根源。[1]（PP108-109）
2、科学理性哲学的自然态度
科学和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工业化社会，它将自然当作冷漠的、无价值的、机械的力量，从而分裂开伦理与自然的联系。现代科学把自然看做机器，它遵从物理和力学定律。自然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伦理就没有了基础，伦理价值只是个人的看法或感觉。现代工业社会里的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官僚主义、无意义的工作及文化堕落都缘自这种分离行为。[1]（P152）
贾丁斯的概括极为准确。现代大工业机器社会是以科技主义为动力。但科技主义得以生成和扩张的思想基石，是科学理性哲学。
科学理性哲学是近代科技革命和哲学革命合谋的产物。科学理性是以经验理性（古希腊前期哲学）为基础、以观念理性（自爱利亚学派始经历中世纪而至十八世纪康德集大成之哲学）为框架而构建起来的近代哲学蓝图，它经历18和19世纪的发展而进入20世纪，发展成熟，形成现代哲学体系，并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石。
科学理性哲学的内在精神结构图式可简洁地描述为人本中心、机械论宇宙图式、经验主义观察与实证方法和数学描述方式。在科学理性哲学的精神结构图式中，人本中心是其目标，机械论宇宙图式或者说机械论世界观既是其思想基石，也是其整体思维—认知框架，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实证是其科学方法，数学描述则是其基本的表达方式。[13]（P20）
在科学理性哲学图景中，人本中心论目标则具体表述为人类物质幸福论。为实现此一目标，必须引导人类走向行动、关注行动。科学理性哲学所关注的基本对象，既不是感觉世界，也不是存在世界，而是生存领域的行动世界，其所思考的重心是行动何以可能和以怎样的方式、方法行动更有利（于人的利益谋取）的问题。所以科学理性哲学的探索与思想体系的构建，更多地注重于如何引导人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围绕此，科学理性哲学为自己达向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引导，提供了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即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
科学理性哲学之所以抛弃形而上学本性而达向对人类实践世界的行动指导，就在于其思想基石是机械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是科学理性哲学的灵魂，因为机械论世界观张扬了两个东西并把它推向极端，一是断定世界是惟物质的世界；二是断定物质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机械论世界观的这两个主张一旦变成至高的哲学命题并最终构成实践世界的法则，整个世界的存在性质就被人类主观地消解掉了，世界的物质性质被人为地绝对放大，并使之构成世界本身。这样一来，“世界在人的视野中变成了纯粹的自然（即物质）世界，变成了完全能够而且必须为人所任意利用、征服与掠夺的功用世界：世界的存在就是它对人的功用性。．．．．．．．．因而，世界是完全且应该由人来任意安排（分割与组合）的世界。由此，人由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万物的主宰，被人彻底物化了的世界变成了人的奴役对象。”[13]（P21）
概言之，科学理性哲学宣扬世界的彻底物化观、世界物质主义的机械观和人对世界的绝对主宰观、对世界进行无限利益追求（征服和掠夺）观。此四者构建起了科学理性哲学的认知体系。以人对世界的绝对主宰为前提，以世界的物化观为基础，以世界物质主义机械观为认知框架，以对世界进行无限利益追求为目标，以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科学理理性哲学获得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导向系统，即惟物质主义和惟科技主义的价值导向系统。在这一导向系统的导向与激励下，人类踏上无休止地征伐自然的战车，征服和改造自然一路凯歌，然自然和生命世界之生态链条却在这一路凯歌中节节断裂，最终引发出这势不可挡的灾疫之难的频频爆发。
3、惟物质主义的教育模式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一句千古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论断既为对科学理性哲学提供了生存论的合法性依据，又在为科学理性哲学达向广泛的实践指控鸣锣开道。科学理性哲学立足于改造世界，从两个方面展开实践渗透，一是创建起鼓动幸福论雄心和支撑人类幸福论信念的物质（霸权）主义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二是创建起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体系。此二者又必须且只能通过对科技的绝对依赖和崇拜而得到整合，通过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分配机制、消费模式、价值原则、审美风格的生成与构建而得到定格,但最终需要通过教育而得到社会化的落实。
教育作为现实的教育，既是历史承传的，也是指向未来的。但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教育既不需要传统，也不需要未来，只注目对人进行现实的行动鼓动，这就是现代教育。
从表面看，现代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各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理想，但从实际论，它的真正指导思想是以惟物质主义和惟科技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科学理性哲学。以此为思想指导，现代教育所宣扬的主题有三：
一是人本中心占有论。在这种教育理念中，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其不同的表达形式。因为无论宣扬什么主义，都以物质幸福论为目标，都追求人类的最大利益而牺牲地球利益，都无休无止地自我鼓胀贪婪的欲望并以此为动力指向对自然世界、地球生物圈的无情征服、改造、掠夺。
二是知识-技能主义。近代大学教育开设文理七科，其目的不是培养专业技能和谋生的手段，而是对人进行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受教育者获得理性教化精神、品质与能力。这就是怀特海所崇尚和主张的 “教育所要传授的是对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思想的条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14]（P21）然而，现代教育完全抛弃了近代大学传统，抛弃了对人的身心和精神品质进行整体训练的传统，而锁定教育就是灌输知识，就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和谋生的手段。在现代教育中，教育就是追求等级，就是追求物质财富。因为惟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物质和物质权力上升为存在主体，构成了世界的中心。人与世界的关系演变成为一种赤祼祼的物质关系和权力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并且“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合符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15］（P81）在惟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下，人与物的关系产生全面的颠倒，人与世界（包括他人、社会、国家）之间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关系：人是物质的动物、财富的动物、金钱的动物、钞票的动物。不仅如此，在把人自己定格为与物质的纯粹关系中，物质、金钱、财富、钞票演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和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事实地与权力凝结成了一种形而上的权力关系：人是权力的动物。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斗争，就是为权力而斗争；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就是在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放手搏斗。所以，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只能“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15］（P76）
三是消费-享乐主义。现代教育始终不渝地迎合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全面张扬惟物质主义和惟科技主义价值导向，其根本目标是服务人类物质幸福论。而服务物质幸福论的教育主题非它，即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现代教育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主题，完全符合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工业社会，无论是过去的大机器工业社会，还是今天网络技术化的后工业社会，其基本的生产模式都是“以消费促生产”。由于消费是生产的动力，鼓动消费的必须心理动力就是享乐主义。这种以享乐为消费的动力、以消费为生产的动力的社会生产模式，最终把人本身变成商品，性肉主义成为其必然的结果，也成为现代教育开放性的重要特征。
概括地讲，从人类历史-文化方面来探讨当代灾疫之难频频爆发的根本原因，人类中心论传统是其历史原因，以惟物质主义和惟科技主义为认知导向的科学理性哲学，是其思想根源；以人本占有中心论、知识-技能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现代教育，恰恰是人类中心论传统和科学理性哲学深入人心的普遍社会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最后把人人塑造成为物质主义掠夺者和地球蹂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