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按】这是已故世的黄仁宇先生写于世纪交替之际的文章，收在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出版的《关系千万重》一书中。听亲历抗战的黄先生说来，民国时代的中国人，虽然饱尝战乱困苦，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民族。黄先生是老派人。斗转星移六十一年之后，他的情怀，已不是今日喝狼奶长大的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所能理解的了。
最近几年每逢重要的抗战周年，有如１９９５年的战事结束五十周年和１９９７年的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请参加他们的集会。我都借词推托，原来电话里也难能解释，他们的集会，都有发愤雪耻示威之含义，我如参加，势必表态。朋友们没有想到，在重要的集会表态已不只是私人言论而近于公众之行动。我虽然不反对他们集会的动机，但是既已牵涉上国民外交，应当瞻前顾后，将所有有关因素提出通盘考虑。我的专长在历史，本来应当就所知提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但是当中的复杂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会当头解释得明白。即是今日濡笔临纸，还怕写得不妥当，徒生误解。
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于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日本官员否定南京屠杀。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当日国际人士的报导，有日本军人自己所摄的照片，无法否认，只有被害人人数尚在争议之中。估计高的超过三十万，估计低的只称十万。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估计为二十万。但即算以最少数计，杀人逾十万，不可能无高级将领指使。所以当日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吊刑。第六师团在城中奸淫放火，有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指证，其师团长谷寿夫则经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其他施虐战犯只能象征式的提出三数人。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级军官二人举行以军刀杀人竞赛，事载东京报纸，战后亦被押在南京枪决。
其他盟国情形亦复如此。例如美军之在菲律宾巴登半岛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军。俘虏偶一离队喝饮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军当场射杀，美俘称为“死亡行军”，其他残虐情形亦不堪胜计，战后只由军法审判，将当中高级将领如本间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于所说日人对发起侵略战争始终无悔过之意，所说不尽确实。我曾在１９４９年，于役中国驻日代表团，据资深同事道及，终战之后不久，可能为１９４６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彼不仅不予协助，反当场怒骂，至此日人不复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 William 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１９４５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份。”文载曼彻斯特（Williain Manchester） 所作《麦帅传》。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１９３５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旧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己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ＶＪＤａｙ〔Victory over Japan 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
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１９４３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即直至１９４４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１９４５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
源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即向蒋委员长提及，战后占领日本，中国应取主动地位。但ＶＪＤａｙ后国军精锐原拟参加占领者已悉数调往东北。结果参加占领者只象征式地派出宪兵一排。（澳洲犹且派兵一师）。所以进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负责。当时日本已经过高度之破坏及损害，不仅占领军及军政府所费不贷，数年间民间食物医药燃料尚赖美方维持。况且冷战之端倪一开，美国政策改变为扶日抗苏，当时美国声称中国业经接收日本在华资产已可视作赔款，公平与否，中国本身尚望获得美国接济亦无法置辩。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９月９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说到这里我也要提及当日日人处境杌陧，国人各个人对他们同情的原因。读者若非身历体会，至难想及国际战争中失败所附带的惩罚无形之中已及于全国全民。有如中日战争，实际主战的职业军人不说，附和的官僚政客不问，即一般工商界、学术界、艺术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业尽付流水。苏联在东北掳出战俘包括南满铁路及各处工业之技术人员，他们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亚，从此与家属隔绝，生死莫卜。即在中国境内凡日人所经营亦皆视作“敌产”，不问其系在华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资。其人员被遣回国之日，每人只许携带随身衣物及值约美金二十元之现金。以后在占领期间，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概受盟总管制。数年之内，日人不得出国旅行，不得购买指定为日本必须出售换取外汇之货品，报纸杂志全受盟总检查，日人不得罢工，集会亦有严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筑甚少不为盟军征用。出入东京横滨之年轻女子大多数为美国军士之游伴。
即在１９４５年末季，日人处境凄惨已经被我们从旁看出。我敢于作见证：此时国军上下对过去敌人同情怜悯的多，始终怀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杀此刻已时过境迁，况且目下为我们指挥下之日军未必即是昔日残虐暴酷之日军。此种心肠出诸文教习惯，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观者英人威尔逊（Dick Wilson） 即根据此时情景，在他书中赞扬中国人之胸襟宽大。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所以提及中日关系必须穿插过不同场面与层次。既已概括整个关系尤无法避免当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处。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 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曾制为电影，一部份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 （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 书中也提到１３７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我之治史归纳重于分析。以上各节已触及宗教问题，也与人类学有关。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但是精神上的长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为实质之长生不死。）“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元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
１８６４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为日第三军指挥官，攻旅顺三度失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要求此人撤职，只因明治天皇袒护不允。以后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静子与之相殉，自此日人视乃木希典为战神。即在抗战期间日军中下级军官亦有在战场零星切腹事例，这样日人已将封建社会习惯延伸而至现代。日本军官以俘虏做训练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违情害理，在他们看来仍继续此好血好勇之传统。纪思道所叙七三一部队之军医，显在夸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战到底不计人命牺牲的精神与战法，在战场上确有成效。硫磺岛之役，日军两万人在美军海军炮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杀伤美军二万六千余人，日军只１０８３人得脱，多系受伤无法行动。缅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军受损５３８３人（包括伤病），内美军１２２７人。当时我们以为守城者至少有日军五千人，及至战后真相大白，才知对方最多不过约三千人，最少时只一千余人，但是因为他们弹不虚发能迟滞我军之进展达七十八日。最后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但所指挥日军仍有数百人能于夜间沿伊洛瓦底江逃脱。滇西松山之役，日军一一三联队居高临下，我军在雨季之中冒险攻坚，但彼方之１２００人竟杀伤我军人数六至七倍。最后日军只有十人逃脱，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军坑道作业以炸药将之震昏。据此中俘虏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残杀自方之伤病者。此种做法为历来军事典范所无，只能视作宗教影响。
写至此处，我也必须提及此种传统业已在二次大战中中断。当我军向缅北进军企图打通中印公路之际，在此方面应付我方之日军将领为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廉也。此人为卢沟桥事变时之联队长。他眼见盟军即将入缅，于是构想一个以攻为守之战略。日军以第十八师团迟滞我军，其他三个师团全部通过森林与丛山，向印度之东北角进犯，以期夺取盟军空军基地，截断我军补给及后方交通。此处人迹罕通，日军又无空军支援，补给供应更成问题，但是牟田口廉有东条英机之支持，力排众议，只望奇袭功成进入印度阿萨姆省平原，可以使整个战局改观。其弹药以牛车载运，运完即宰食牛。军士并曾训练吃草。
不料英印军收缩防线，候日军进至山中基地较开阔处时以空运及空军全力对付，是役盟军之战斗机即飞行２９６６０架次，可能超过地面部队之人力。日军战死三万，伤病四万二千，残余只原额十分之一。其三个师团长两个撤职，一个以抗命自动撤退受军法审判。及至总退却令下时正值雨季高潮，据生还者云，伤病兵眼鼻生蛆。各人称自印度之退路为“靖国街道”（日文“街道”不限于市区，凡重要道路皆可称“街道”），亦即灵位直达神社之捷径。事载林茂所着《太平洋战争》（收入中央公论社所发行《日本攴历史》系列）。可见得天堂与地狱间之区别，日人所见不一定必与我们凡人所见不同。
读者想当闻及，日本空军之称“神风”突击队之有死无生的飞行员与家人诀别时，其离家之际，众人即对之以神灵相视。然则据战后与彼等接近人士所着回忆录，最后期间此等以身殉国之志士，并非每个胸怀朗落，而多数表示沉闷抑郁。
ＶＪＤａｙ后日人心理有重要之转折。一般以狭义之爱国观念为耻。数年之内不见国旗飘摇。旧金山和约签字，日本主权恢复后犹然。民意测验中一般青年表示最钦慕之国家，一为美国，次为瑞士、瑞典。
最近约二十五年日本民族主义复兴，可以视作战后反动之再转折。当中各人动机复杂。三岛由纪夫在１９６９年无端剖腹自杀，希望如此可以激动志气消沉之日本国民，其行动固为狂妄，但我们仍应将此人一生经历环境背景一并加入考虑。又有不少人士以为日本经济地位已在世界举足轻重，其政治军事地位亦应与之相坪。殊不知日本与美国订有安全保障条约，任美军负责其国防，本身将军事费用降低至国民生产总额之百分之一，为经济突飞猛进之一大主因。又有欲为第二次大战期间日军行动洗刷之政客，本身亦为参战之军人，他们希望翻案亦可以增强本人身份履历。亦有人以为战事结束已逾半个世纪，日本对黩武所付代价亦非不沉重，应不再使其全国全民长期永续担当发动战事之罪名；即赴靖国神社参拜仍与支持东条英机等人决策有至远之距离。这种种动机，合适与否，总之即已通过多种复杂因素之运作。
而且在９０年代，日本之出处又更加一重阴影。此即经济不景气，而且迄今尚无打开出路之征象。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工资过高，中国两地三岸及东南亚各国相继工业化后，西方各国投资倾向后者各处，即日本本国资金亦向各该国外流，引起经济指数长期停滞于现阶段，失业人数亦渐增高。且日本工商业亦仍保持传统习惯，即产业亏本，亦不愿解雇劳工或宣告破产，放债者亦不愿向借户催逼，此种作风只有使低沉之处更为低沉，新事业可以使景况复苏者，亦无从着手。西方各国加压，望日本开放国内银行事业，减税以活跃国内消费市场。但日本政府如接受此种办法，短期间内当见破产与失业剧增。加以日本缺乏可以存储价值之事物，剩余资金或购储美国公债，或买置本国地产。长期执政之自由民主党，历来依靠农村选票，过去遍筑铁道桥梁公路，使各处地产不断增值。若干村镇之地产早已超过其使用价值，不少业主邀人耕耘不收佃金，仅使土地不至荒芜而已。日本稻米生产亦如东亚其他各国以小块土地耕耘，精密操作为主，因之农业工资无法增高。近年以来地产已高度贬值，再度减税后，海外农产品进口将增加农村经济困难。最近上院选举自由民主党失势，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继任人选酝酿未定甚久，即表示经济政策无显明出处之彷徨。
经济低沉引起社会不稳，传统上日本之过激分子在此际活动。１９９５年麻原彰晃之奥姆真理教教徒在地铁散放毒气，受害者七百人，已现此迹兆。据官方调查麻原之信从者尚且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有此高度破坏后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只因细菌处理未能如预期未酿事端。有识者当记得１９３０年间日本军人发动侵略战争，最初亦在国内由激进分子主持暗杀暴动，学者亦推究其远因在农村经济萧条。至今美国大学用之标准教科书，尚着重此中关系。
这一串发展，更逼近前已提及之问题：中国人应如何表态？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的建议：我们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传统胁迫全国遽尔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价，继续空口辩论无益。而且今日局势，与１９３０年间相较又有了绝大之区别。原子弹的威胁已使大规模战争无法取胜。而且以今日交通通信发达，国际间接触频繁，各国经济亦至难再彼此隔绝。
即算今日日人以“保安”及“自卫”名义成立有限制之军队，至少在名义上仍未放弃１９４６年永不参战之宪法，一般民众仍对核武器有极端的反感，美军驻日在１９４５年开始曾未间断，至今如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并未引起普遍同情。麻原彰晃与七三一部队匿名的军医并未被人视作大众英雄。至于日人是否应恢复其好勇好血之传统已近于宗教问题，应由日人自身决定。我们相信彼邦自有有识之士，旁人置喙亦甚鲜成效。数年之前东京发行畅销小说，内中叙述美日大战，日军大获全胜，占领美国西部海岸，各发售数万册至数十万册。美国报纸虽有报导，但未闻有官方抗议或民间示威反对情事。
我作此文的目的当然不是提倡逆来顺受，合理合法之要求亦不应提出。我只是建议：中国人应增强自信。中国无发动攻击性的战争向外拓土的能力，但是仍有极坚实之防御能力，而以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尤然。
我在各处发表的文字，曾未掩饰中国之弱点。前述西方孩童认为中国军民怯弱，从单独发生的事件看出，必系实情。南京之被屠杀几十万，即是实证。穷究之则是中国无组织结构。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民智未开抵挡不住一个装备齐全，纪律完整，结构扎实和士气旺盛的新式军事体制。这样才有八年抗战，被日人杀进堂奥，几乎倾覆。
但是我们将八年抗战所有的经历，前后联缀，上下贯通，则所见又不同了。１９３７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他的想法则是中国地广人多，被侵略而自卫必得道多助。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几十年之后使我们惊讶的是：他这方针早已一字一句在战前写出公布，其中尚有一句：“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嘱盼日人注意。八年抗战期间，他的情绪确有不定的时期，但是他的决心曾未放弃，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可见当日他顶当危局任劳任怨比一死报国还要困难。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可是他也在１９４３年写出：“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出之处。”前面说及日军在云南松山和缅北密支那杀伤国军数倍，但是读者不要忘记，最后他们的阵地仍被我军突破。即像１９４０年广西九塘之役和１９４４年湖南衡阳之役，日人均在阵地前称“勇敢之重庆军。”
夸扬战功，也不是我在此作文之目的。在此千言万语，我只着重以３０年代及１９４０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度过危机。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录，不可能再失去自信。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已在ＶＪＤａｙ表态明白。
前面说过：这套想法，不容易在情绪激昂时叙述得明白。至此只有在畅论“关系”时再简切地说出：好勇不必好血，因为我们文教传统里，早已有“大勇”的名目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