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户籍的控制，户籍制度的建设，不单纯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做了18年的农民，我讲的都是从我的经验来的。我在做农民的时候，跟我一块儿上学的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他们的差别非常的大。城市的孩子在我老家是叫吃居民粮的，吃国家粮的，这个社会无论是发生饥荒，还是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固定的口粮。农民是没有的，你生产，首先要交了公粮.就像我们家一样，每年养一头猪，但这个猪都是要交给国家的，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你自己不能吃肉，你自己要吃肉，除非你有能耐，再养一头猪。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你不能不遭它的压制，无论你要去什么地方，你要想从事什么行业。就像我爷爷一样，他是一个很勤劳的人，每天半夜打草鞋，我们家挨着贵州，他要拿着草鞋去卖。拿这个草鞋去卖的时候，他就会遭到路上的拦劫，深更半夜有人在路上拦劫。因为这叫投机倒把，抓住了还好像是犯罪了一样，你偷偷地做黑市交易。
这种状态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计，发挥自己的能量，利用自己的特长，却被作为一种犯罪、作为一种打击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会饿死那么多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不能够利用你房前屋后的土地去种一点玉米啊、红薯等庄稼，这都是不允许的，你家里面连锅都没有，因为你的锅已经被砸掉了，你就在食堂吃饭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泽东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那个时代是一个那么光明的时代。不是那样子，那时候的腐败可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个官可能贪污上千万、上亿；那时候食堂掌握勺子的那个人，他那个勺子挖的深一点，那就意味着你这个手里面有干货，如果他这个碗上面飘上一勺来，那意味着你喝的是水，这种腐败对你来说可能就意味着生死。而你自己是不能够掌控你自己命运的，因为集体生产多少，都在集体手里，集体所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
我一个朋友，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教授，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他说毛泽东时代挺好。他说那要饭，还能够开张证明，也证明那时候的农民地位比现在农民的地位要高。理由就是那时候要饭的时候，还给开证明。可我不是这么想，因为开证明意味着你的生死、你人生的自由、你人生的安全完全控制在权力手里，他如果不让你去要饭你根本不能去要饭，你会被盲流遣送，各个地方都会抓你。城市每一个人都有预定的口粮，那么你到了亲戚家，亲戚也没有东西给你，也没有工作可以提供。整个就是让你无逃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制度。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这不对。即使在今天，相对开放的中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它是一个天罗地网。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去，他面临着与我湖南乡下老家一个农民到北京一样的状态，他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什么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还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隔阂、乡村和乡村之间的隔阂。这种户口的控制就是一种人生的控制，这种人生的控制，每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是湖南的，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机会调动，或者说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地方，那么你一辈子你就受制于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固定在一个点上，他不能够说相互之间交换，交换一下，我是北京人，你是上海人，咱们俩交换一下，不能进行交易。你只能够让权利来摆布你的人生、你的自由，而这种人生的自由又跟你的孩子的上学、你的福利、你的政治的权力等等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大学毕业生一毕业的时候，会想留在大城市，在大城市的人会想留在北京、留在上海。因为在一纸户口背后，有着这样那样的特权和这样那样的利益，而政府恰恰是利用这种东西，说我们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一流动的话，就会天下大乱。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人生非常强有力的控制机制，会诬蔑自己的国民，说我们的人民是那么的愚昧，而我们每天会忍受他诬蔑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素质很低。一方面对全世界来说，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然后告诉我们自己的人民说你们是愚昧的。我们不能够有迁徙自由，我们不能够有政治自由。那么行，我们人民是愚昧的，我们的老百姓都是愚昧，那城里面当官的或者我们的教授先开始流动行不行？不行。在我们国家，就像我的母校，人民大学的一个女教师，她可以公然的说用素质等等的方式限制人口的流动，说北京人太多了等等。可是她自己不想想什么叫素质，人的素质可是多种多样的，勤劳是一种素质，诚实是一种素质，智慧也是一种素质，素质是方方面面的。
那么人才，人才也是方方面面的，这个人会杀猪，杀猪杀得好；那个人可以织布，那个人织布得好；那个人开个小饭馆开得很好。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标准，那比尔？盖茨哈佛还没毕业的时候，比尔？盖茨肯定不是人才，因为他不符合人才的标准。
这样一个社会，一方面他能够给一部分人特权，而大部分的人不能够提供自由的时候，一定要让人民和人民之间、公民和公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保持一种互不信任，然后还要投放每个人的精神，让我们瞧不起我们的同胞，让我们同胞瞧不起同胞。因为只有这样，你会觉得你所享受的是心安理得的，即使你没有享受到，你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合理的。我们会为一种想象的恐惧所控制，我们会想如果说迁徙自由了，每个人都会到北京来，那北京就乱套了。如果迁徙自由了，每个人都往上海跑，那上海就乱套了。国民党的时候就是迁徙自由，乱套了。上海没有挤迫，今天的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了，他们十个有九个至少在50年前或者60年前是外地人。
这样一种想象的恐惧，或者变成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会阻碍这个社会的建设，每个人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时候，他都会对别人人生的自由、政治的权利、他的生活的艰辛缺乏一种同情，缺乏一种理解，甚至对他们的要求漠视甚至一种鄙视。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人一旦会流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发生动乱。这时候我们可能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可能是一个教授，因为我们没有面临着要迁移或者要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的问题。可是我们想想，过去我们说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安苦种迁，人不愿意搬走，老是在一个地方呆着，这是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可是你想想，我们的户籍制度差一点就要求每一个人呆在他的地方，他的权利或者赋予你的一张小纸片要你呆在什么地方就呆在什么地方，否则你将失去中国公民所拥有的就业的自由、政策的自由等等，你的权利会少了一大节，无形当中发现少了一大节，你没法正常行使你的选举权，尽管这个选举权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会发现你的社会保障、你孩子的考试，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不愿意流动，呆在一个地方，没有竞争。好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说我想贡献一下，我是北师大博士毕业的，到西北去教两年小学去。那么假设你要去教小学，可你怎么从那个地方回来？你找谁呀？那个大山沟里你找谁去？或者你在一个小镇上教书，你会发现你择偶的对象，可选的少之又少。我们反对人口流动的时候，很少会想这些细枝末节的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琐事，而这些琐事恰恰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因为我们彼此很少会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们作出选择。我们的生活无法选择，我们的孩子要上学，我们希望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大家说某个地方有一个不错的岗位适合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能量，我可以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孩子、为我的父母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基础。那么好了，这个制度就会扼杀你，扼杀你的能量，或者说托住你的后腿，让你前瞻后顾。
因为这样以来，在这种制度之下，比如说我是一个农民，或者说我是一个怀化人，我要到上海去打工的话，我的孩子不能在上海入学，就要留在老家。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留守儿童”，我们的学者都充满了智慧，他们能够让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温馨。可是留守儿童率就会少了吗？他的孩子不能在这个地方正常的上学，不能够满足他基本教育的需要。所谓的留守，就是意味着妻离子散。我们没想到留的背后是妻离子散，因为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呆自己的身边，因为这个制度尽管GDP20年、30年后赶超美国，但他忽视了身边很小的事情。当我们的教育学家说我们要满足十二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太少了。这些学者们，在为这个国家在贴金，在为这个政权在贴金。但是我想，如果能让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在什么地方能够接受六年教育，就不错了。让所有的孩子都不要让他们上无聊的课就不错了，这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不需要小康，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他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发挥他自己的才能，无论这种才能是做生意的、是教课的，还是刺绣的本事，无论他的什么本事，能够尽其所能的发挥他的能量，而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会有留守儿童，会有“农民工”这个词，尤其是中国学者，不惮使用了对我们的智慧、对我们的权利的一种侮辱性质的词。什么叫“农民工”？意味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说你离开了你的户籍所在地，比如说你是广州人，你跑到了哈尔滨去工作，你不会认为你是农民工，但如果仔细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广州人到了哈尔滨，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你的权利和建筑工有什么不同？你的孩子要上学，你的老婆要生孩子，你的老婆要体检，生孩子要体检，等等等等。你觉得你的老婆跟农民的老婆有什么不同？但是这样一个概念会给你一种虚幻的感觉，你不是社会的底层，而那些人是社会的底层，跟你不是一类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你的命运。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那么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已经自由的不能再自由了，你可以嫖娼，你可以包二奶，你可以用钱打击这个事情。你的孩子上学也不是问题，你可以掏钱，可以进最好的学校，无论他是公立还是私立。那么这个民众、这个人民自然而然的就对这种概念分化，你觉得跟他们不是同样的命运，而实际上你跟所谓的农民工一样，你就是一粒芝麻籽，就是一粒油菜籽，政权在压榨你。因为你没有权利，所以就要付出代价。你的孩子上学，你得交赞助费，你的老婆怀孕还得体检，别人不用交钱，你要交钱。别人的孩子可以参加高考，可以在北京、可以在哈尔滨高考，你的孩子不行，你得回广州去高考。那么你就要面对一系列的难题、一系列生活的窘境，而这一系列的所谓的问题都是这个制度带来的。也许你是一个老板，你可以让秘书去办，但是这些问题一样的存在。
对于农民工这个问题我们就麻木一些，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这个词，无论学者，还是官方，都不停地使用，说要保护农民工的权利，那是胡扯。我是学法律的，对每一个公民来讲，权利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城市人都没有的权利，他怎么会有？难道有个农民工权利保护法？那不是很荒唐吗？但我们的学者会这样呼吁，甚至一些政协委员会这样子呼吁。
我们可以说在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了我是城里人的概念，到了18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国家干部，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农民。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对我来说，我是占便宜的一块。我是个长沙人，我这个长沙人想到湘潭去，不行，你得迁移户口，我这个长沙人到了湘潭就是外地人，湘潭人如果到了上海，也是外地人，上海到了北京也是外地人。这个天罗地网，在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这种描述之下，你就忽视了这个罗网的危害，这个罗网对你的束缚，它就像一个迷药一样，它就是一种政治忽悠。让每一个人安分守己，不要去想你的权利，不要想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在这个地方纳了税，只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地方所谓的户口，那么我的孩子要交更多的钱，我的老婆要交更多的钱，我的孩子不能在这个地方参加高考，而只能到他所谓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尽管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说那个地方的话。
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对人的伤害，对人的刁难，在我们中国的发展这个非常宏大的趋势之中被掩盖。当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说60年要大庆，大庆可以显示我们的军力。那个坦克是给中国人看的，不是给美国人看的，因为坦克不是打美国的，让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你的这个坦克。美国的坦克从来不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阅兵，为什么？因为美国国民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手中，阅兵给谁看？这就是差异。
于丹教授讲过叫“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这个话讲得很好，什么叫和而不同？也就是说我发表了一个证件，政府不能拿这个东西说我黄钟犯了罪，这就叫不同，根本不同，但是，把你关监狱就叫不和。
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做“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问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朋友要出差，到外地去了，把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了或者受冻了，咋办？在这个地方撤他的职。这个国家没有治理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齐宣王还要含羞感。这就很了不起，这就是什么叫责任，你把国家治理没治理好你咋办？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推论下去，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官。而我们现在是不能这样推论，不能从生活的细节去追问我们的制度，包括后续在内所有的制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学者们抽象的议论，这个抽象的议论没意义，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我想无论系美国人还是德国人，没有人喜欢抽象的民主，他们十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九个人或者八个人甚至五个人就是海德格尔。但是如果说有一份很自由的报纸或者很多自由的报纸，能够把我们每天所感受到的事故，比如说户籍对我们孩子的上学、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就业、对我们的生计等等的影响，通过一个故事，通过一个生动的事例，能够深入的剖析，那么我想，无论叫宪政也好，叫法制也好，还是叫其他所谓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抽象概念，它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也许你说这个教授讲得非常抽象，那行，你从这个教授的抽象里得到智慧，你可能是一位小学老师，你会用这种观念，跟小学生接触的方式教的孩子们。如果你是一个乡村政治家，你是一个实业政治家，你会用你的对象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讲给他听，就没有抽象了，就没有所谓符不符合国情。
我们不会说我们要迁徙自由，这是抽象的西方价值观，因为无论是建筑工还是大学教授，都能够体会到你所讲的问题。而现在不得了，我们讲的都非常抽象，而且我们语言能抽象，教授们写的文章越来越晦涩，这个晦涩也许教授们也许能拐弯抹角的给你讲明白，但大部分人不会听，大部分人会觉得你表面的东西离我们非常遥远。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说要迁徙自由、要法制等等等等，普通人会觉得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西方文化，对我们根本就行不通。我们会讲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不一样，我们不能全盘西化。
我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智慧是一样的，难道智慧有东方和西方之别？比如说我的观念不一样，大家有言论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一个技术手段，和迁徙自由一样，解决我们俩之间的分歧，就是一个技术手段，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或者抽象的价值观。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智慧，它是来自于别国的经验，来自于别国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可以通用的。我想，我们的智慧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有和制度相背的地方，否则的话不需要这个制度，要制度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被掩盖了，所以才会设计这样的立法来拦截。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中国不适于搞联邦制。可是从户籍制度从户籍的这个角度来说，联邦制国家绝对找不多那样一个先例，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这样做。我们没有自由，不能从这个州留到那个州，这个省到那个省你没有权利，而美国的州可以这样，你可以去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不能到香港去，尽管我们说很自豪，香港回归，可是我们不能成为香港人，香港人也不能成为大陆人，而且我们甚至不能随便去香港，有武警站岗的。这是谁的错？我们在为谁高兴？而这个制度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设防，这样那样的提防，可我们对于这个制度却缺乏提防，缺乏反思，缺乏从细节的角度去反思它，反思它对我们的活力、对我们的自由、对我们安全的控制打压。
而这个户籍从这几年来我们认为的同一个户籍制度，有这方面的改变吗？比如说有些城市不分农村户口。可是这个户籍背后所暗含的权利难道能够通用吗？它不能，这才是它真实的写照。那么我们说好了，这个制度会慢慢的变革，怎么变？能不能变？我们用什么手段可以使它变？我们不能够因为经济的发展，就认为其他的东西都会健康，没有这回事，恰恰相反，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的户籍管制里面所没有的地方它产生了，比方说用讹诈的方式。
在座的各位如果哪天发了财，你的户口改进，比如说你想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是中国的一个金融中心，比如你是搞证券或者银行业，你觉得那个地方可以更好，那行，你到那里去发展。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你是一个外地人，但跟政府有关系的房地产商说说，你买了我们的房产，230万一套，你就可以解决户口。这时候，户籍管制就变成一种敲诈、勒索的手段，因为你一旦接受之后，你会有相应的好处，你的孩子上学、你的养老等等等等，就会有好处。反过来，这个好处要用实际的利益去维护。而对政府来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奖赏人、来惩罚人。当这个事件从孙志刚死了之后，紧接着废除了遣送条例，很多学者在半空，没有人再追究下去。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的看看地方的规定，你会发现北京市的规定有一个叫“限期离京”，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听说这个事儿没有，放走，我们没有放走刑，我们也没有流放刑。如果在座的有法院的话，知道我们没有流放权，我们法院规定，如果你劳改期满，叫留场就业。什么叫留场就业？如果我是一个百姓的话，跑到新疆去，按照中国的法律，在哪里劳教是没有规定的，我可能就在新疆的戈壁滩上的一个农场里，这不叫流放叫什么？就是流放。服刑期满还是劳教期满，曾经都有这样的规定。
“限期离京”它就是一种放走，让你离开这里，因为你这个人不安全。也许是刑事犯罪，也许是政治犯罪，也许是其他原因，你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可以放走你，这种放走就是一种流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刑事处罚，但是我们没有给予关注。孙志刚死了，换来一个进步。这些很有力量的细节逃走了。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制度有矛盾，看看我们能够从现行的制度里用什么方式能够改变它？我们写文章，我们呼吁，新闻出版署不能管理，中央不能管理，有法律依据吗？没有。新闻出版署有法律依据吗？没有。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而言论自由变成公民的基本权利，全国人大从来没有立法什么叫言论自由，什么叫言论不自由，没有这样的新闻出版署。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不能管，作为一个党务机构更不能管，就像教育协会的公关部一样来管我们，这个话能说那个话不能说。他凭啥？
我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北大的一个朋友，很洋气，说一句话里面夹几个英文单词。我说这个新闻不自由，他说美国新闻也不自由，你看美国也有很多限制。我说那挺好，你不是不喜欢美国吗？他说美国天天说假话，天天忽悠他们自己，把自己忽悠完蛋了不好吗？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看假新闻，你喜不喜欢看假新闻。美国有关我们什么事儿？我们想我们自己的。可是我们就被这个理论给灌输了，从小学开始灌输，从报纸开始灌输，从中央电视台给你灌输，不知不觉的被悠住，你不自觉的转移了话题、转移了矛头、转移了问题。当黄钟说这个警察制度应该改革，他告诉我说美国警察也打人，黑人不也挨打嘛。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也好，辩证唯物主义也好，什么科学发展观也好，等等这观那观忽悠过。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击我们的同胞，反过来也漠视我们同胞的处境，漠视我们身边的整个处境，漠视他们的艰难。
当我再说的时候，他说黄钟你不要那么艰辛，不要以为你挨警察打，就是中国的警察制度有问题。下次我不挨打你挨打的时候我也说，你这点小事犯得着嘛，美国不也有警察打人吗？社会主义一步一步变化，哪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冷漠，每一个面孔都是那么的面生，你得不到温暖，从你的亲人那儿，从你的同学那儿，从你不认识的那些同胞那儿，你感受不到社会的温暖。社会用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割裂了，这样就好控制了，每个人就很容易被控制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最真实的就是我们切身的感受。无论说我们那么爱国也好，还是说我们那么喜欢中国文化也好，一旦到面临具体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非常具体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非常具体，这些大概念在那个时刻都会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
一个成功的社会控制，让你的感受就会不真实了，因为你的感受是个体的，是个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感受都不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那么有人说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我们利益啥呀？猜？难道我们的部长、我们的总理、我们的书记们都是猜谜专家，能够猜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自由发出声音的人他们的利益是什么？猜不出来。就像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乡村干部，在我们那里乡干部里边，对农民来说，他们是上层阶级，但他相对于县城的局长们，相对于县城的县长们，他又是下层阶级，他们没有想到调到县城去，因为县城的教育比我们乡村要好。尽管他的处境比农民要好。这都是每一个人真实的感受，可是这样的感受几十年从来没有充分的表达，大家都用抽象的语言，这个国家要稳定，迁徙能自由吗？可能每一个人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县城的人想调到市里，市里人想调到省城，省城的人想调到北京来。那么好了，对于这种观念来说，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他是北京的一个司长、一个局长，当然不存在孩子要上学的问题，也不存在老婆要体检的问题，等等问题他都不存在，因为他不需要转换工作。可是对于绝大部分不是这样背景的人，他就不一样了。而决策者恰恰在不需要体验这个制度的冷暖的地方，而越有决策权的人离这个制度越近，所以离这个制度的真实的力量越遥远。对于这些有决策能力的人来说，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任何障碍。
我们有谁能够约束它呢？好了，我们说有选举权，我们的人权规划纲要说我们有选举权，我们的自由比别人都高，我们人权非常迅速。那是什么权利？怎么能让你的意志真实的传递到代表那儿？而代表又敢把你的真实的感受在议会上表达出来，这需要什么？第一需要有言论的自由，每个公民、每一个选民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代表才可能知道他的选民有什么想法。即使这个人被选上了，他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那行，他在议会发言，他说我们的户籍制度要改革，这太唐突了。对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成百万的留守儿童来说，不能跟自己的父母在一块儿，成千上万的父母不能跟自己的孩子们在一块，这样的制度非常不人道，这是对人基本的人生自由和生存权利的威胁，应该改革。那好了，中宣部告诉所有的报纸，这样的言论不能发表，谁发表贬谁的职，报纸都是党的报，电台都是党的电台，电视台都是党的电视台，谁敢出声换掉他。你还敢说，你到大街上去说，甚至你要去签名。我们老师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村的代表签名可以提议案，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开玩笑说，那可不是找明星签。
所以，这20年来，30年来，6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份真正的议案，我们的代表每次开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发现很多很荒唐的提案，这个荒唐的提案会成为新闻。因为就像我老师说的那样，那不是让明星签的名，因为你签上名，要承担政治责任，既然我们的法律规定了，依然有豁免的权利，可你真用的时候，你试一试，你没有豁免的权利。这是一环套一环，当深入到细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制度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事论事能解决问题的。而我们的社会往往被训练为要就事论事，不要扯的太远了，而问题就是那么点。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议员发表的言论非常荒谬…
比如说人民大学那个教授说素质低，那如果我们看到很愤怒，我们都是人民大学毕业的，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比你差？那警察会找我，那就扰乱公共秩序。如果说我们要好好翻翻中国的警察制度，警察方面的法律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几十种手段能够限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自由。也许我们平时不去想这个问题，那好，如果你要去较真，你要觉得你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如果你觉得你的能量不能发挥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原因，那这个制度这时候，那些你从来没有关注的法律、从来没有关注的机构会对你发生作用。你不扯远他扯得很远，你也许觉得就事论事，他会动用整个制度的力量来扼杀他不喜欢的东西。
再说上访，上访是一个对人的权利侵犯的词，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什么要有上访这个词？上访这个词就是让你忘却你的权利，忘却你有游行的自由，有言论自由，有出版的自由。上访的权利就是，你所有的权利被压缩了，本来我们可以出版作品，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我们可以搞个签名给他。这就是公民正常的权利，为什么要上访呢？上访规定不能超过五个人一起，那为什么我行使我的权利还人多了不行呢？难道我要黑社会人多了才行？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表面上看来，跟我们很遥远，但如果你深入这些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制度跟我们非常接近，它就在你身边，只要需要，它就会运作起来。
所以，法律宪法上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权利，与其说它是告诉你权利，不如说在警告你，你小子用你试试。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不仅要争取你迁徙的自由，还要争取你就业平等的权利。不能有就业歧视，也不能我是北京的你是上海的，我在上海你干的工作我就不能干，就业有歧视有限制，我们都是中国公民，我们又不是搞联邦制，更不是搞邦联，更不是上海国到北京国呀。那好，人家一句话回你，你想干吗干吗去，不理你又怎么了？法院告他去？
好了，我们的议会最高的领导告诉我们三权分立不适合于中国。那咋办？上海的法院就是上海。两审终审制，那就意味着即使法院受理了也没办法。好了，那就异地审判。现在很多人喜欢“异地审判”，陈良宇在津审的，天津一个官搞到上海去审，我们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惩治贪污腐败。恰恰相反，现在不光贪官个人的权利给剥夺了，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被剥夺了。我们不去追究这个司法体制有什么毛病，觉得异地审判一下司法就公正了。为什么上海的法院不能够在上海进行公正呢？不能公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要使就业平等的权利，我要使我的孩子有平等就学的权利，我为什么就不能在上海的法院让上海的法官来审判呢？
那好，如果说这要异地，那要异地。那我们怎么去选总理？我们怎么去选最高法院院长？我们怎么去选监察法？因为总得要一个地方的人。司法的体制不足以制裁我们。就像裁判，这个裁判能够让我们心服口服的，也许这个结果我们并不满意，但他的过程我们觉得没有玩阴的。司法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结果是否满意，而在于它的过程我们感到它是公正的。也正因为这样，最高法院九个法官可能有五个法官是这个意见，四个法官是那个意见，但并不影响人民接受那个法庭，因为他相信那五个法官不会拿别人的钱，不会因为总统发了一个话，按照总统判决。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偏离我们能够寻求的可用的平和的方式来救济我们的权利，因为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觉得“五四”是激进了，法国革命是激进了，革命要不得等等。
那好了，我们都是平民，我们都有家有小，我们都要生活，我们都不是亡命之徒，我们用平和的方式，怎么能够使我们的权益得到保护？我们怎么能够救济自己？如果说那个警察不给我办户口我怎么办？如果说那个市长、市委书记无故的刁难我，我怎么办？事实上，我们现在许多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偏离法制的方向，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寻求到一种中立的力量来做这个社会的裁判。这个中立的裁判，是一个社会和平变革的最起码的条件，我们要改善我们就业的权利等等，要改变过去的户籍制度对我们的侵害，那么我们可以寻求司法，司法是一种最平和的方式。前面说到了，我们要到人大，这个方式很难行得通，而司法一样的很难行得通，而且司法的权利越来越弱化，他的责任跟他权利是远远不相等的。
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我们一方面说要变成法制国家的时候，中纪委的权利越来越大。贪官、腐败分子落马，尽管他们是因为权力斗争的失败，尽管他们不值得同情，但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恰恰证明我们一个法制的机制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个党务机构可以拘人。当我们每次看到某一个贪官在《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消息说，某某某被移交司法机关，移交是什么概念？移交意味着中纪委同时拥有公检法的权利，他不移交你就不能审他，不能起诉，那就意味着中纪委同时行使了对这个人进去的审判、侦查。这个人不用起诉，好了，不用起诉，因为不用移交所以就不用起诉了，所以就起了检察院的权利。他不用移交，那他没有犯罪，也不需要法院的审判，因为他已经裁决他了。
这样一种机制使得官员们一定效忠的是权力，即使这个官员是我们选举产生的，这样一个官员他也很难以做到（用官方的话来说）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使没有这样的机构，在公检法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政法委，公安局长能够管住了法院院长，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你怎么样寻求一种和平的、平和的、渐进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说三权分立不适合于中国，好了，那什么适合我们中国？我们不妨就从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案例，或者说是非常管用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儿子被一个大老板的儿子揍了一顿，打掉了几颗牙齿，如果要去打官司的话，你说我的胜算有多大？我们不要被这些抽象的大道理所忽悠，而是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身边能感受到的事情去体验他这个制度的力量、这个制度的伟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法院在可见的未来，我们见不到可能是公正的，是一种可以认为平和的、和平的救济我们权利的机构。无论现在谁建议他搞一个巡回法院也好，还是什么方式也好，如果说这种权利的结构不改变，那么无论他用什么方式，他都会走形，都会变样。
前段时间有人说浙江和新疆搞关联财产公开，这个好呀，我们就觉得搞财产公开那官员不是更多受约束吗？官员是比较公正的，公正的执政了吗？如果说广东省长、副省长的财政是公开的，那么广东的报纸能够去说他的财产公开是有问题吗？敢说吗？恰恰相反，这个财产公开会变成权力控制的另外一种有效手段，因为只有中纪委、只有组织部能够去决定查他还是不查他，也就是说财产公开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他会变成一种强化权力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就是一种原本不受法制约束的权力、不受民众意识约束的权力变得更加不受约束。可是普通人不会想到，也不会有评论员在报纸上告诉你这种方式能够把这个官员除掉，你会在这种高境界中忘记了约束的政治权利。
从中国的官员制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处境能够更有力的改善。我们的人大委员长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议会，恰恰表现中国代表不会愤怒，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就不应该有，他们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实话而已，换个国家肯定打爆了。我们也不会跟他一起，因为他没有实话。我们所有的行政长官都是他们选举产生的，都是由他们来选的。这种间接的方式，从纯粹的法律的角度来说，不足以使这样的行政长官能够为民意负责。再说了，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行政长官制度一直是实行流官制度，什么叫流官制度？就是异地为官。你在一个地方不能呆多长，按照我们党务机构的规定，地方行政长官不能在一个地方连任两届，这个规定违法的，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地方行长官能够连任几届。而他能够做出这样的规定，他能够让一个湖北的人到湖南去当省长，让湖南的人到广西当自治区主席，尽管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干过什么，他能够让一个人们并不熟悉、并不知情的人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意味着这个制度有股强大的漠视法律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不受约束的。他给你一个省长就给你一个省长，他给你一个县长就给你一个县长。
这种体制之下，我们要期望于出现一个清官，这个清官能够像海瑞皇帝那样，不怕掉脑袋为人民服务他能做到吗？他即使想做，明天就给撤回来。所以说，这个制度从方方面面都难以使我们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以一种非常平和的、法制的允许的方式，或者说一些学者们鼓吹的那种改良的方式来使我们少受一点磨难、少受一点委屈。我们的力量非常渺小，我们的法律制度就设计成了你被权利的高度迂腐。
如果说我去派出所办户口，如果那个警察要刁难我的话，我跟他去打官司，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能得到国家多少的赔偿吗？即使你赢了官司也输了钱。如果说我们在街上买到一包假烟，买到一瓶假酒，你怎么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果说这个权利不给予公正，你就不能说他公正。
所以这样一来，这个制度是在方方面面的，你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难度非常之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杨佳会刺死警察的非常直观的例子。我跟同事们聊天就说，如果说那些人没有穿着一身警服，他在大街上敢随便打人吗？即使是一个拳击冠军，他能打过两个人，打过三个人，我一个人打不过，我叫十个人行吗？那个人还敢这么横吗？正入杨佳所说的，这些警察什么都能干，是因为他有整个制度的力量。这个制度并不是帮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受了冤屈，或者你受了不公，法律支持你，但现实有时候恰恰相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户籍控制这一个点，涉及到国家所有的方面，没有问题是孤立的。我们有的学者说不能泛政治化，什么叫泛政治化？不要过多的谈政治，什么叫不要过多的谈政治？我们文革的时候，不是叫泛政治化，那是强迫政治化。只要自主自愿，为什么不可以呢？过去之所以泛政治化，泛政治化实际上是一种强迫，你不想表达也得表达。人家说换了新的领导人，1+1=3不对，1+1=5，那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学习新的理论，1+1=5。这不叫泛政治化，这叫强迫政治化，就是“强奸”民意，不是谈政治多了或少了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生活里，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自由，维护自己的一些基本生存方面的权利，非常的艰难。
下面我想说点关于土地的问题，包括李昌平、温铁军这些人强烈的反对土地私有化。我在19岁还是农民的时候，和村子里的很多人一样都非常希望这个土地是我自己的。人对土地的感情我小时候感受非常深。每次我跟我奶奶赶集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指着田头说哪块哪块地是我们家的。但我们所谓的农村改革问题专家却称，土地联产承包制如何如何大的功劳，不对的。相对过去也许是有所改善，但是它所代表的并不是民意，它代表了一种压制了民意至上的官方表达。我当农民的时候，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放暑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偷砍林木。为什么要偷砍林木？按照中国的《森林法》，或者按照我上高中、上大学时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可以砍伐。那棵树明明是我家栽的，我自己都不能砍伐，那我保护它干什么？我就没有积极性去保护它，我即使要保护它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可能我邻居的村子里，他们没有木材，他们的木头很少，所以他要偷砍我的。那我要保护我们家的林场，只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跟他打架，我们村子里的小伙子多，身强力壮，不怕死，敢用扁担干，敢用刀砍，对方可能就不能砍你的山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去告他。可我一个木头、我一担柴你去告谁会理你？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个制度的不可实用性，有人老说我们要有本土自由，不对的。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法学家，也没有哪个鼓吹中国要改革的人、要变革的人说，我要把我们实际情况一概漠视，没有这样的人。问题在于，我们的选举制度有问题，我们的议会制度有问题，我们的言论制度有问题，等等。而不是说漠视本土自由。如果说有一种自由的言论，谁敢发表意见说亩产3万斤、10万斤、30万斤，谁敢？他还在大学当教授吗？钱学森同志他要是在美国说，亩产多少多少万斤是可能的，他能够在大学里呆下去吗？不可能。而在我们这他能呆下去，他能够成为德高望重的人。
我小时候的每个生活细节中都能够体会到这种制度的压抑性，制度的力量，制度让人无助。因为土地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用地权利属于高度抑制状态。种什么不种什么你没有权利。我是农民，但不能选择种什么庄稼是我的自由。我们的学者说粮食安全很重要，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想过这些粮食那么重要，那你为什么不去种粮。他们没想，也许我们也不会想，种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种粮无法让自己的老婆、孩子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种粮无法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因为他钱不够。种粮能多少钱？李昌平说了，粮是农民的保命钱。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一篇课文叫多收了三五斗，多收了三五斗是什么概念？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丰收了，你就破产了，怎么会成保命钱呢？那不瞎扯吗？更何况，人们破产的方式，人的生活窘境的方式多种多样。他可能好赌博，他可能经营不善，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种地，等等。应该说我们需不需要土地私有化，当然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理论问题，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政治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以省为单位还是以全国为单位，没有这个。通过投票，通过其他的技术来决定，90%的农民，或者说90%的中国国民认为，或者50%的选民认为土地不应该私有化，没有这种定义。所以只能由学者们发出声音，然后精英们，包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是最力量的，因为我们能够有条有理的写出文章，我们能够在电视、在报纸、在电台上发出声音。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农民，他根本发不出声音，没有地方让他们发声音。
所以过去我们说有理不在声高，没声高就没有理，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有什么理，如果你没有声高，你就不存在，问题就不存在，因为人不可能想象出问题。而土地私有化，有人说那会造成土地集中，它为什么会集中？我黄钟的地为什么你就敢占呢？为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要讲他们都是傻子，我把地卖了，然后给了他钱就乱花。以此推论，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应该由国家来管理，因为女生可能拿这些钱去买首饰去，老买化妆品，那男生喝酒去了，他自己花钱的话可能会破产。这个推论的最后结论是，一定需要国家来发，有个统一的机构来把他们的钱攒起来，这样才不会造成浪费，不会乱花钱。土地也是一样的，他们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土地不私有化，国家才能使有权者与有钱者相互勾结起来，慢慢地蚕食农民的土地。如果说我们还在集体的时候，粮食都是集体的，我们不会因为公社把粮仓的粮拉走了而跟他拼命，因为粮不是我一个人的。而当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自由了，紧接着就是当官员拿这钱那钱的时候，收这费那费的时候，农民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非常有力的问题，凭什么让我交钱？你给我干了什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疑问，凭什么收我的钱呢？你给我干啥了？这个地不是我自己种的吗？凭什么你要拿走钱呢？同样，如果这个土地在自己手里，你要把土地从他的手里拿走，他的切肤之痛就远远超过现在。这个土地是在集体手里，因为集体能够感觉到他的土地始终属于权力，属于国家。
现在好了，国土部门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乡村都有国土所，你盖这个房子，你拆这个房子重新再盖的时候都得他批准，都得给他交钱，他成为最大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在城市的话，我们买一套房子我们只有70年的使用权，意味着什么？我们依附于他，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还得依附于他。而我们剩下的可能就是几张纸币，纸币是什么？多印几张钞票它就变废纸，而土地我们没有。
我考到武汉大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土地就被剥夺了，我不再是农民。可我是城里人吗？是国家干部吗？从此之后，我上无天碗，下无寸土。说你考大学了，从此你吃国家粮了，但我想到，从此我这个权利属于高度依附状态，发生了饥荒，我没有自己的地可种，我如果不听领导的话，我要失了业没有地方去工作。如果说黄钟这个人乱说话，这个单位不敢接收，那个单位不敢接收，没有哪个单位敢接收我，意味着我只有死。
在这样一种框架下，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土地不私有化，那就意味着农民的权益更难以保障。我们都知道“圈地运动”，可是从来不会发生自己的父亲是省长，自己的父亲是法院院长而把我的地强行占有，从来没有这样的“圈地运动”。
从17世纪，也就是从培根开始之后，几百年间，英国基本上就没有法官因为贪污受贿而蹲监狱，没有，这是一个奇迹。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能够和平变革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那个时代，常常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培根说我吃了原告吃被告并不影响我判案公正，因为我恰恰拿了被告的钱又同时拿了原告的钱，才体现了公正，因为我不受这些钱的影响。他腐败有层次之分。
我们再看看《权利法案》，我们都说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是亲王的炮舰打出来的，之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大动荡、大流血，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想流血，并不是他们害怕流血，要不然他带着一万四千大军干什么？还里通外国呢，他把亲王的儿子勾结过来，把詹姆斯赶走。《权利法案》明明就规定的很清楚，就要有持枪的权利，持枪干吗？持枪对付政府。所以这种日常的抵抗能力、日常的自我救济能力的强大，使得政府难以做到可以通吃。如果我黄钟是一个收税的人，到了在座的各位家里，即使我黄钟满身的武艺，你家里有枪，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哪个会发横。如果说我无视法律，乱收费，哪怕说是局长来收，也没办法，他不会理你的。而我们就可以这样，我们还觉得这个事很好，因为他是奉上级指令。你到了法院，法院会判你。而英国不是这样子，他们就抗税，他们抗税为了多少钱？对他来讲简直是九牛一毛，但他抗税。而且1628年的英国议会通过的其中一项决议就是不经过国会的同意征税违法。也就是说，纳税可耻，如果说谁建议国王这么做，这个人也可耻。我们说纳税光荣，不纳税可耻，错了。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我们交了钱，等于说养了一只跳蚤在我们头上蹦来蹦去，我们还不能捉这个跳蚤。强化了它讹诈我们的能力，然后通吃。
英国之所以能够演变，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他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他没有一个乖乖听话按照他旨意运作的法院，他没有一个可以指定的橡皮图章的议会，所以他才可能一步一步和平的变革，因为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少，干嘛要做亡命之徒？我们想想，我们的制度又提供了什么？我们说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去看看大宪章，那差了将近一千年。如果我们去看看《权利法案》，那么我们差了三百多年。我们可以拒绝缴纳不经过我们民意代表的同意，没有通过法律的税？不能。当年刘晓庆不交税的时候，大家都在骂她，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税不交也可以。我们不去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政府非常聪明，把西方的理论结合过来了，你看美国人都以纳税为荣，美国人要不纳税的话，那你的制度上就有污点了。美国也有宏观调控，行，我们也应该搞宏观调控。一样吗？不一样。尽管经济发展，在我们关键性的权利上面，并没有多少的进步，有些方面甚至是退了。而且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等等这些年跟二十年、三十年前不一样了，但并不代表这个社会就一定会良性的发展。
我们很多人说迁徙自由也好，言论自由也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社会的混乱。那么不自由就不会动荡了吗？中国的两千多年的王朝时代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迁徙自由，不照样最后完蛋吗？为什么王朝时代的动荡会非常的残酷？除了经济方面、其他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其中有一点就是你平时没有救济自己的机制。中国有句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我是一个小商贩，无缘无故的被城管把东西耧走了，那我怎么办？我只能忍着。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杨佳那么胆子大的小伙子，我被警察踹了一脚我怎么办？我忍了。如果我没有钉子户那么敢坚持，警察炸了我的房子，房地产商站在背后哈哈笑，我忍了。那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就像《双城记》里面，那个白发的老太太织毛线衣，她恶狠狠的说又一个上去了，因为她在积累仇恨，她记住了仇恨，让仇恨带到报复，过去的罪孽有一天能够得到追究。如果说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没有一个言论的相对自由，也不是说完全的自由，即使是相对的自由都没有的话，等于是在累积矛盾，累积仇恨，累积邪恶。那么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走英美道路，要告别革命。不对，我们要告别专制，告别不受约束的权力。我们没有选票没有关系，首先要有受限制的权力，权力之间必须分权制衡，无论是几权制衡。只有权力能够约束权力。因为每一个制度背后，代表了众多的民意，他把民意凝聚成了权力，也就是说他是一种象征，只有他才能对抗。而仅仅是选票不能发挥作用。
如果说我们从小时候经常听的四个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那么德国的第二帝国时代，科技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远远比我们高，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大学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当德国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七八个诺贝尔得主。而我们是什么样的？但即使是这样，有了普遍的选举权，有了非常好的、非常宽松的言论自由，可以骂首相，甚至可以批评皇帝，有了多党制，有了普遍的选举，男子有了普选权，有了非常激烈的多党竞选，而且有了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那又怎样？议会就是一个昂贵的摆设，因为你说了白说，议会无权，议会无权真正有效的约束预算，议会无权命令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就是说，钱袋子不在手里，枪杆子不在手里，议会没有军权、没有财权。而且议会也不要成为代议制的英国式的议会，王权连他自己对军政也没有太多话语权。这样一个制度，恰恰德国非常强大，非常繁荣，而且也没有革命。
这里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德国当年非常流行伯克的《法国革命论》。法国革命太糟糕了，把法国搞的一团糟。觉得英国的道路太对了，要保守，要搞保守主义，不能搞激进，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而同样的，大日本帝国又把德国的东西捡过来加以改良，甚至推陈出新，使得议会没有对军权、没有对财权的控制，没有对首相的控制，没有对政府的控制。他的整套权力是独立的，他的财政权力也是独立的。就像我们，我们也许没有注意，今天我们的法律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如果说这个预算今年没有通过，比照上一年的预算执行。也就是说议会同意不同意、通过不通过预算无所谓，这个政府照常运转。
我们过去说法律不能朝议夕改，恰恰相反，在预算、财政方面的法律，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是一时一法，而且必须有时间限制。一年期、两年期，甚至六个月、五个月、三个月。而不是一个法律，像我们所谓的《农业税条例》一搞就几十年，甚至很多暂行条例能够用50年。
德国的这种制度，日本学去了，包括总参谋部，军权不受约束，决策权的动力等等的。他有了新闻的自由，有了多党制，有了办报的自由，有了竞选，有了议会，而且是竞选产生的议会，而且这个议会是不受操纵的，竞选是非常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也可以上台，党内也可以当议员，而且议会发言非常激烈。但是他没有权力，那又怎么样？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尽管经济富裕了，对国家大事照样没有发言权，他决定不了钱怎么花，更不要说普通百姓对权力怎么利用了。
正因为这种制度，威廉二世在他见新兵的时候才会说，有一天如果我命令你们向你们的父老乡亲开枪，向你们的兄弟开枪，向你们父母开枪，你们得服从命令。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么一支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对于国民来说也意味着威胁，军队越强大，威胁越大。而且这个国家越繁荣，就意味着民众，意味着社会控制权力的意愿越微弱。好在日本和德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导致了国家灭亡，没有看到他这种制度最后自然而然的走向了灭亡。
中国历史上，就是靠一种自我不断的耗竭，最后耗竭走不下去，那能不乱吗？平时不让大家想办法。所以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氛围，是一个社会难以和平变革的非常重要的阻力。当我们看到有人说三权分立不适合于中国，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抽象的观念，我们想我们的权力怎么去约束他，如果不能约束，你凭什么说这种权力会按照你的意志去转化？会按照你的良好的意志？说黄钟你这个人心里太阴了，你怎么能把政府想的那么坏呢？可你反过来说，你凭什么把他想的那么好呢？难道权力在你自己手中吗？即使在你自己手中，你也不能保持一种稳定的方式使用。就像一个人一样，有时候会发怒，有时候会丧失理智，有时候会保持冷静。
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控制，户籍制度的建设，不单纯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追究为政治问题的。它必须有一个法制下的权力受约制的解决机制，我们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无论表达什么样的意愿，如果说我们认为它要上升为法律或者上升为政策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政治解决机制，而不是你的理论的正确与否，也不论你是不是深入调查了，是不是深入农村了，我们不要这么简单的去看待我们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想象。我们说有的人到黄河边去生活了几个月，这个人值得钦佩。有的人到农村呆了很久，值得钦佩。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强调调查研究的和执行调查研究的人，就像土匪一样，土匪也会踩点，土匪的踩点不比我们的学者、不比我们的官员下去调研更不讲究从实际出发，土匪和强盗一定会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定是所有的强盗和窃贼的基本原则，如果他要是一个成功的强盗和窃贼的话。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应该在关注具体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是否存在使这个问题能够妥善解决的政治机制，如果没有妥善的政治解决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什么让这个机制间接的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如果说这样的机制别人在说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如果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顾虑的人，那我又能做什么？我们在改善我们的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都能够做出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事情。但我也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当另一个朋友、另一个同学、另一个教授他说出了真话，我们可以不说，如果没有人强迫我们的话，我们不需要去交待说这个人是一个二百五，我们不必要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敢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只是如果我们内心认同的话，我们不要在他的背上踩上一脚。
如果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这句话也许不是伏尔泰的原话，也许根本是别人的总结——但我还要给他说话的权利。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里可能都有某种错误的思想，在别人看来，有错误的行为，有异端的行为，有激进的行为，同样别人在我们眼里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被抽象的真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忽悠住了，那么我们就会上当，我们会不直觉的上当，因为我们会帮助别人封上他人的嘴，尽管我们不是用暴力，而是用社会舆论。
谢谢大家！
回答提问：
学生：目前这个户籍制度之下，如何让我们个人通过何种渠道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黄钟：因人而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性格、兴趣、胆量、处境，有的人是个人的，你就写一篇文章，也许你不吱声，都是在做。比如说，人家要让北大贺卫方教授下课，如果你是一个党员的话可以不表态没有人威胁你。你也可以不说，人家要你说，如果说不影响你的声誉的话，也可以不说。这就是一种为中国争取更好环境、更好空间的方式。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过去说要自由主义，说要三种主义，那不是胡扯嘛。
学生：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很多改革其实都是一批先驱者，现在能不能概括的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黄钟：我们的法律规定、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好了，这是一个排他性的。宪法里又讲了，要党的领导，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为什么又要领导呢？党权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或者作为改革的把关师，他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都没有的话，都不能谈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不符合民意的，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合理性，因为他没有追求民意，到处不能自由发表声音，选民不能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无论从哪个角度，从合理性还是合法性的角度，都存在这个问题。
学生：司法当中，政法委其实是底下的参谋。
黄钟：对。
学生：那您对这个机制怎样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机构？
黄钟：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就这么简单。
学生：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在国民党时期没有严厉的户籍制度，他们自由迁徙了，但也没有出现动乱的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黄钟：因为人都要正常的生活。所以在大城市里，我们都说人流到大城市大城市会动乱，恰恰相反。中国的历朝历代，没有哪个大城市出现动荡或者造反，有的就是军事叛乱，很少有民众，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即使几个学生上街，那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你看上海就没有说上海动乱，所以才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学生：黄老师您好！我接着刚才提到的贺卫方教授，我自己觉得挺疑惑的，贺卫方教授这样的人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黄钟：我跟你讲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你跟同学们原来都是同班同学，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你和他永远不接触，没有需要的话，没有更多的跟同学联系，因为很多事情跟你同学有相互关联的时候才会经常跟你同学打交道。同样政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军费，如果不给你军费的话，那这样就意味着能够讨价还价。如果他不需要你，他凭什么改变呢？凭什么放弃自己的权力呢？所以权力为什么是要相互制衡的。而权力是他自身需要，所以作出让步。就像英国一样，英国之所以会是那样，是因为议会不断的用财权、军权来遏制王权。如果他不妥协，你照样跟他玩命，造反就行，所以老百姓有枪。
而日本和德国就恰恰相反，你看福泽谕吉的文章，他把西方的理论搬过来，说政府和公民之间是一个相互需要，是一个交易学说，你政府提供服务，钱给政府。以后会有国会的，所以我们应该先把钱给了。给了之后，人家干嘛还需要你呢？政府慢慢地羽翼更丰满了，警察更强大了，现在警察制度也有了，电报电话都有了，这时候你讨价还价的权力变得不是更弱了吗？
政府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要用“稳定”这样的词，用其他种种的词，转移你的视线，并且让你感到自己理亏。是，如果说议会不给政府钱的话，那我们的军费谁来开支？我们的政府如何运转？法院如何开庭？没有钱怎么办？所以议会是罪魁祸首，给钱的是罪魁祸首。这次谁逃过了责难？政府，想获取不受约束权力的人，所以他要稳定。可是政府你需要人家给钱，需要老百姓掏钱。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对这个财产作出一点发言权呢？或者你觉得我们这些人素质低，那你让教授以上的，或者博士学位的人，或者让所有有教授头衔的人有投票权，行吗？那就搞贵族式的。我们说素质太差了，教育程度太低了，不足以搞自由政府，会乱来，那行，你让素质高的来，那没有。你要讨价还价，一定是手里有牌，交易、妥协一定是手里有牌。
学生：您希望走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中国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改革，还是说通过民间自立自强？和民主宪政之间是不是有融合？
黄钟：有的人就说很羡慕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觉得德国的方式多好，又能够有保障等等。但那是怎么来的？即使我们要搞那种社会主义，像西欧的那种福利国家似的，每个人都有保障。这种保障绝对从来没有在一党制国家实现的，尤其是大国。因为大国太大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从行政制度角度来说，一定存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问题，天高皇帝远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字汇，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叫信息不对称。你怎么管呢？一个皇帝再圣明，总书记再伟大，他能管得过几十个省长、几千个县长？管不过来。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国家之下，所谓的亲民脚下，一定是表演性的戏剧性的，从技术手段不可操作，只能是自下而上相互制约，否则的话就是骗人，演戏，掉几个猫毛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的价值不在于哭。不管是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一定之规。
学生：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刚通过人权纲要白皮书的计划，这个你怎么看待。第二个问题，我们好像总是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您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黄钟：讲前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纲要计划是有新闻办弄出来的。新闻办干吗的？宣传，宣传什么？忽悠。宣传这个词是不大好的词。新闻办有什么权力吗？啥权力都没有，所以打心眼里头，没有怎么做的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事情不要看他说什么，从自己生活的体验去理解，从他是否可操作。人权纲要行动计划里的话是很大很空洞的，给外国人看的。就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很多权利，比美国的宪法还多呢，但你用一用试试，明天就会被拿掉学籍了。
第二个问题，正因为这样，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阿玛蒂亚？森讲饥荒，饥荒为什么民主国家没那么严重？集中力量是能办大事，不假，这也是我们为过去计划经济的合法性，为共产党搞统购统销之后的道路的合法性辩护的非常重要的理由。如果在座的有经济博士或者专家的话，大家就会知道，筹钱的方式不至于把大家的钱用强制行政手段拿过来，可以用股票市场，政府可以完善司法机构，让司法机构使商人们必须保持信用，一个有信用的商人他就能从别人那儿拿来钱。政府亲自不修铁路，也能修铁路。商人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股票市场，一个合理的宪政机制，就是能够把别人的钱拿到我的腰包里，而我又能够负责任的抛这个钱。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其一。
其二，凡事有利就有弊，市场体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和平时期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大饥荒，能够让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如果各位记住了那个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死了3500万，不管这个数字是真是假，打了8年的仗，从77卢沟桥事变起到1945年死了3500万，这是战争状态之下，是两国交兵，兵荒马乱。那么在社会非常稳定，既没有革命也没有动荡的情况下，三年里，让中国人死了数千万人，这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就有弊。所以为什么事情不要走极端，中国人要讲个中庸之道，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你不要只想着这个事情的好处，一闻到好处就会上当，人家告诉你这个事一定好，有百利无一弊，那肯定是在骗你。同样的说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事情真有好处，那一定会吃亏，而且吃亏就是吃大亏，因为所有权力都在他手里。中国一向就开仓放粮，但是三年饥荒的时候，很少有官员开仓放粮，因为没人敢开仓放粮。
学生：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在哪里？是不是要改变二元制的结构？
黄钟：是方方面面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公民，起码要有迁徙自由，要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每个人拥有的最基本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身体，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就业的自由、平等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你最基本的资源你不能拿它去变成钱，变成保障自己安全或者保障自己生计的一个工具，等于剥夺了你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严厉的户籍管制，剥夺了你过好生活的权利。甚至像三年饥荒那样，严重的情况下，剥夺了你基本的生存权，危害了你的生存权。而要变革，方方面面的，就是牵扯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学生：第二个问题，谈一下中国的户籍改革方向在哪里，或者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自身建设方向。
黄钟：我不大关注这个问题，那是他的家务事，我不关注这个事儿，因为我没有能力影响他，因为他告诉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我讲这么多话都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他的家务事。我的愿望是权力一定要受制约，不受制约就很麻烦。而且这个架构是五权宪法也好，还是三权分立也好，不管怎么着，司法一定要独立，司法要是公正的。权力之间一定要相互制衡，议会一定要有军权和财权，无论怎么个制衡法不管他。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因为马克思列宁说了，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器，这个暴力机器不在你的手里，军队、监狱、警察都不在你手里，你凭什么你说了算？
学生：北京是实行一种户籍下放的制度，跟上海市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对两种不同的方法做一个简单的讲述？
黄钟：不管怎么样，都是权力说了算。
学生：但是他们两个大城市之间都有各自的制度。
黄钟：为什么他们两个地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权力都很大，上海市的政治上在发言权非常大，所以他某些方面可以自行其是，但是整个还是在原来的框架之下。比如说人才引进什么标准，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权力说了算，而不意味着你有迁徙的自由，也不意味着你有就业的平等权利。所以我们的社会是以权为本、以钱为本的社会，你是知识分子还不行，你一定是官方认可的知识分子。你是老板还不行，你一定是官方认可的老板才行。比尔？盖茨成为今天的比尔？盖茨之前，他不可能被当作人才。这就是这个社会，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在这里体现的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