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工具性的，即产生和维护秩序，以提高效率。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个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目的性的，也就是满足人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生活是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社会的工具性功能，即建立秩序以提高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

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个人服从军事和暴力的权威，这就是奴隶社会;个人服从政治的权威，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这是集权专制社会;或者，个人服从精神的权威，例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即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秩序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不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的权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教皇的权威，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人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在这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是个人的权利。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中。

　　公民社会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只有这样的权威才不致违反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个人权利至上。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而传统社会中的服从是没有选择的或者被迫的。

公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至上，讲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和世俗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和神圣的“人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和他人的不同，个人利益因此不可能集结成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个人之间当然也有共同利益，例如国防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但这些共同利益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观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观念。

传统社会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奴贱主贵，臣贱君贵，民贱官贵。即使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公平的根源就是这个框架本身。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中，权威只能产生于所有人的共同赋予。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公民社会中的政府是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

公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学术界称为“社会契约论”。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地，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反对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反对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反对，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这套机制的第一条是依法行政，将政府的行动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立即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显然不能有立法权，否则“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话和笑话。

第二条是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换人是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因此是对违约倾向的有效威慑。代理人若执行契约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换代理人。

第三条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媒体，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在忠实地执行社会契约，公民需要信息。这就如同证券市场，股民需要信息，以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世界上的证券市场都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这里。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张报纸于1456年诞生在西欧，与文艺复兴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滥觞大致同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价值观、社会契约以及契约执行机制，这些都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讲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转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本报记者宇瀚根据作者2010年8月26日的讲话整理，经本人审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