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叶敬忠等对当代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的研究为基础，阐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功能失调和弱化的变迁困境，认为“留守”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困局，即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主导、以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自由流动的全球体制所导致的中国城乡发展困境、乡村总体性社会衰败等问题。最后，作者呼唤以农村留守群体为本位的留守学术的出现，其使命是顺应后工业时代，关注中国农村及其群体的困境与出路；形成乡村研究、中国研究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研究系列；积极进行相关社会科学实验，为形成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关键词】留守群体 家庭 现代化 留守学术

叶敬忠教授的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叶团队）自2004年起陆续进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研究。通过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五个省份，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省的农村社区里的调查研究，叶团队于2008年出版了三部学术成果：《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组成广大农村的基本留守群体，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社会实在；而留守学术，却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留守群体及其地域社会所做的研究性努力。中国是一个人多资源少、非西方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未来中长期，从战略角度看，需要对作为社会实在性的农村留守群体及其地域社会的变迁困境和出路，进行系统性的学术关照和研究。

一、留守群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的变迁困境

（一）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一般规律

在现代化进程中，基础群体与现代组织相对应。基础群体是由于婚姻及血缘关系本身被赋予生活的基础意义而结成的群体，家庭是基础群体的核心和根本。家庭以共同生活为特点，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共产关系。而现代组织作为现代产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履行特定的社会目的和利益的组织制度，其典型表现是逐利型的市场性企业，其成员间的关系被称为利益关系。

现代产业社会的分化过程，是不断地通过结构分化把基础群体的部分功能产业化或企业化的过程。家庭的功能尽管在减少，但存留功能的重要性却正在提高，如夫妻之间的性欲满足；家庭成员的紧张解除和一体化情感；共同完成消费家计；生育、孩子的社会化和人格形成；等等。这些功能的特定化使家庭中存在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共产关系”，家庭的人格功能（实现情绪满足和共鸣、相互主观性和生活世界形成的价值）被提高和内化，家庭的性质被纯化了。由于家庭和企业的分离以及连接二者的市场的形成，家庭成了现代产业社会中唯一的共同社会的载体。作为共同社会的最后、唯一阵地，家庭阻止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关系渗透到家庭之中。舍尔斯基把这种作为制度的家庭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称为“现代家庭的稳定性规律”[i]。

如果说，在现代产业社会中，家庭这个基础群体对满足人的基本生活、生命需求和人格形成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家庭作为制度具有结构核心化和功能纯化的趋势；那么，这种普适的基本结论及其所持价值均成为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之共识。可见，即使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也从来没有把人之家庭人、情感人、生活人等角色担当的不完善当成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

（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特殊现象

叶团队对当代中国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的研究却发现：在当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之中，在广大农村地域，以家庭为核心的基础群体，其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残缺和破损；留在家庭里的功能不但未得到强化，反而遭到瓦解和剥蚀。

关于留守妇女：“……因为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留守妇女独自承担起了农业生产、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因而面临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同时加重的困境。此外，夫妻长期的空间分离不仅使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也使他们的婚姻稳定面临诸多挑战。”[ii] 叶团队列举了留守妇女的三大生活现状：1．家庭经济方面：大部分留守妇女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中面临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技术、生产资料购买困难等难题。 2．家庭亲子关系方面：留守妇女的子女抚育任务非常繁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管不住子女、没有人帮忙照顾子女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3．家庭婚姻方面：长期分居、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导致留守妇女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加，出现孤独感、“低性满足”、烦躁等问题，常常以哭泣渲泄痛苦和忧伤；留守妇女在农村社区也面临性骚扰等威胁，安全感较低[iii]。

关于留守老人：“子女外出务工，必然导致留守农村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子女角色的缺位，从而动摇家庭养老的功能。很多农村留守老人不但基本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需要承受繁重的劳动负担和教养孙辈所带来的各种压力，需要自己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由此引发了留守老人经济贫困、照料缺失、精神孤独、安全隐患大、劳动负担重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则由于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结构性断裂变得更加弱势”[iv]。叶团队归纳了留守老人的几个特点：1．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明显改善，生活只能简单维持温饱，部分留守老人陷入贫困。2．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出现严重的生活照料问题，特别是疾病照料的缺失甚至危机。留守老人的精神需求和一些权益得不到保障。3．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留守老人隔代监护和农业老龄化现象大量涌现，留守老人问题呈现多元性。4．空巢、女性和丧偶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更为艰难[v]。

关于留守儿童：“由于家庭劳动力的减少，留守儿童不仅无法得到细致的照料，反而要过早分担家庭的生计压力，因此面临着成长风险和安全隐患。父母的远离和家庭教育的断裂引发了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关爱缺失，学习无助以及内心孤独等问题，并进一步对其人格养成产生深层影响”[vi]。研究成果表明：1．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照料有所保证，家庭关爱的缺失使其内心情感需求难以满足；留守女童承担着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易成为留守儿童中的脆弱群体；2．留守儿童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容易产生偏差和混乱；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易陷入心理压力和不利的舆论氛围中。作者认为，留守儿童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vii]。

作者以巨大篇幅详细地证实了庞大数量的中国农村妇女、老人和儿童将长时段地接受不利的别样人生境况。社会学认为家庭在未来中长期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生产和消费功能，尤其是后者）、生育、性生活、赡养、休息和娱乐，等等多种功能。而以上种种表明：至少相当部分的农村家庭结构是不完备的，功能是残缺的，甚至出现了重大必要功能的严重残缺。与前述的“结构核心化、家庭功能的纯化和重要性的加强”一般化结论相比，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的部分基础群体变迁特点为：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功能失调和弱化。这就是中国基础群体变迁所不同于西方国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的现实困境。

二、“留守”问题的本质：中国现代化之结构性困局

叶团队用大量的数据、材料及篇幅，证实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无数的人们背井离乡而造成的家庭分离，造成的由老人、妇女、儿童承受到的基础群体残缺性代价。然而，使农村关于个人或家庭的故事得到力量的社会脉络在哪里？“留守”及其另一面——“离土”的制约性或决定性变量又是什么？本节试图从关系的角度，分析留守的乡村、城乡、中国等作为地域社会的结构性发展困局。

（一）留守诸问题的产生，反映了乡村总体性社会的衰败

地域社会是“通过在一定范围的地区中人的生活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积聚而形成的”[viii]。乡村地域社会作为其成员社会关系的累积体，基础形态为村落，次级形态为乡镇[ix]，是一个复杂完备的总体性社会，累积着乡村成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丰富关系。乡村总体性社会，从村落这个有着明确界限和共属情感的基础单元开始，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呈现了衰败的趋势。

叶团队研究证明：乡村作为总体性社会的生活是衰败的，体现为三大留守群体的“别样”、“独舞”和“静寞”。这是研究成果的主题式结论。其实乡村生活的衰败还表现在村庄的“空壳”化，乡村重大节日的乏味化，乡土文化的流失，等等，这些作者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涉及到。

乡村作为总体性社会的生产是衰败的，体现为：“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女性化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而且会长期存在。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困难是劳动力不足、农业技术掌握和生产资料购买的困难。”[x]“目前80．6%的留守老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较低或劳动能力下降、耕地面积相对较小、多数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产出往往只能自给自足，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求也难以满足”[xi]。其实，作为生产的衰败主要是指由于劳动力的女性化、老龄化和缺乏，中国农耕的精耕细作方法难以可持续性实现。

此外，乡村作为总体性社会的生态也是衰败的，体现为：能种两茬的种一茬；能套种间作的不作了，能多样化的单一了。农村土地贫瘠化突出，化石农业生产方式加剧盛行，农药化肥单产用量增加，农业成为高污染的产业。农业生产的女性化，是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农业永续能力难以持续、农业污染增加的多个因素中一大重要因素。这个严重后果，叶团队并没有深入挖掘。

精壮男性成员本来是作为乡村社会关系可持续的一个成员角色而存在的，在乡村总体性社会里面，他们并不只是被赋予单一的经济要素——劳动力的含义。他们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参与到乡村生产的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是完整家庭结构的一份子，是家庭人，生活人，社区成员人，他们具有综合的人生价值。当他们被从乡村总体性社会抽离出去，不只是造成了乡村基础单元家庭解体为“留守”与“离土”，而且同时出现了乡村地域社会总体上（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等方面）的衰败。这种衰败，与李昌平于2000年的陈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xii]的判断一致。

（二）中国的城乡发展困境：一个结构性问题

叶团队聚焦于“留守”叙事，其实是揭示了现代化话语下的“离土”叙事的另一面。离土现象被称为“民工潮”或者农村劳动力流动。关于“离土”的叙说，总的判断认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必然现象，对其讨论也大都限于“离乡离土”的利弊相较上。叶团队也是以此为基本研究命题，指出了“离乡离土”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严重的“留（乡）守（土）”问题上。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城乡流动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和留守家庭生计维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外出对留守人口家庭支持体系的破坏和扰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xiii]。但是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如下试延伸之：

普遍而言，农村劳动力去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增收有限，其所得只能用以维持农村家庭生计，不能在城里满足其自身的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化生产之需求。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迅速转入城市，而且难以提高收入。当前乃至未来50年，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是农业，一是外出务工经商。由9亿农民为4亿市民生产农产品，再由于加入WTO所造成的开放的农副产品价格，农民必然落入生产越多亏得越大的陷阱。当农民很难从农业中增加收入时，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以寻求增收的渠道；但是面对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可以提供的就业空间增加有限，甚至随着经济波动还可能会萎缩。因此，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越多，他们就越是难以在城市赚钱养家糊口，就越是需要依靠家庭的留守农村来维持家庭生计和发展。而农业兼业（以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大宗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农业劳动为典型）的情况也将长期存在。

根据贺雪峰的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大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迁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9亿的高位，期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而迅速将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xiv]。

当乡村的地域成员和家庭成员，成为利益型组织所需要的三大要素之一——产业化劳动力，被从乡村抽离出去，跨越一定的地理空间，以经济人的单一身份到城市和发达地区被产业组合的时候，我们无奈地得出结论：尽管有不少劳动力输入地通过种种政策办法为外来劳动力本人、家庭和子女教育等提供一定的保险保障业务和条件，也确有很多人受惠其中；但是，就全局和本质来看，留守现象将是长期的。以这种工业化的路径和成果来减缓或解决留守家庭的破损和留守乡村的总体性衰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中国城乡困局。

“……今天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是相互塑造的，我们无法离开乡村去理解城市，也无法离开城市去理解乡村。但是悖论在于，当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也恰恰是城市和乡村的断裂越来越剧烈的时候。”[xv] 城市和乡村的断裂已然形成，而现代化产业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却要在断裂的城乡鸿沟间无限期地艰难穿连。与“留守”群体相比，在繁华浮世的城市地域，他们也是多么地“别样”、“独舞”和“静寞”[xvi]！

（三）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体系格局的关系

就全球经济中的中国位置来看：中国农村精壮劳动力从乡村的“被抽离”，是中国作为一个对资本开放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被卷入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始的第三轮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史周期之中的必然表现。劳动力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其实是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对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进行组合雇佣的表现。

祝东力曾把中国改革开放放在全球的世界史周期的宏观背景来理解：在这个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为追求超额利润在全球自由流动和扩张。其实质是美国以军事霸权为后盾，以金融资本主义攫取全球财富。全球的分工体系是：“在1990年代，逐步形成以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为主导，以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制造业，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为辅翼，以中东、拉美、俄罗斯等国家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为基础的世界产业格局。”在这样的全球体系之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以后，以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为主导，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逐步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前的1978年的10%，上升到2007年的66．2%，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xvii]。然而中国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它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中国被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以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自由流动的全球体制当中。与全球一体化并存的，是资本所到之处的全球分裂——社会分化、贫富对立、生态破坏和基础群体的破损。

从中国既有现代化发展及其与世界关联的实质来看：在资本昌盛的时代，进入产业中的人被异化为单一的劳动力，无法在工业化的工作地域完成家庭和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功能，而是把它留于落后的资源型农业地区。叶团队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遭遇发展，对资本、商品及其生产模式为追求超额利润在中国的负外部性，进行了沉甸甸的反思。它真切地说明：中国和世界是相互塑造的；从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被世界塑造着，今天的乡村被城市塑造着，今天的留守被离土塑造着。

三、留守学术的时代使命和综合发展

（一）留守学术的时代使命

值得肯定的是，“留守”三部曲，坚守了学术研究的时效性和应用性——

首先，作者能以留守群体为研究对象，而且尽量从留守价值本位的角度来研究，这是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其次，作者还很注重研究的对策性价值，每一本书均有很大篇幅作为“社会支持”研究部分，均有中肯建议——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留守人口问题，政府、社区和社会都不应回避，……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关爱和支持举措，从而构建起完善的留守人口社会支持体系和关系网络。……还需要配套建立留守人口生产、照料和安全联防等互助组织，发展农村志愿服务，确定村委会在解决留守人口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等，从而推动形成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应对留守问题的环境和条件”[xviii]。再如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作者提出：留守儿童生活环境系统中的各个群体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包括外出父母、监护人、学校和老师、村两委等社区层次的多方面的社会支持作用，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温馨的成长氛围[xix]。虽然任何组织均不可能代替基础性群体所起到的对人的情感和表意完结性的支持；但是，如果说政策的制订有时是个次优选择，是在现存大局不变下的稍许改良和完善；那么，作者的建议是中肯的，在现实条件上是可操作的。

然而，叶团队研究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对当前乡村地域社会及基础群体的微观研究，缺乏中观或者宏观层次上深厚的本质关联性分析。二是作者所注重的“对策说”研究，忽视了更大背景下的战略性举措的分析，缺乏彻底性。

由于并不存在实现欧美日那种富裕发达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中华民族的消费水平，大概要终结在一个“丰衣足食”的水平上，中国九亿农民顺利进入城市并且获得高的有保障收入的前途，几乎没有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指导与标准，如何以人本身价值的实现和满足，而不是一种虚假的目标来确定中国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央政府自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2007年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战略，便不失为后工业时代的大国政治智慧抉择。

留守学术若果真是留守本位的学术，是一种留守人群话语权的系统表达，那么，其使命则是顺应后工业时代中国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与西式发展有根本性不同路径的、建构性的学术开创。这样的研究首先是一个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比如：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人、生态人和家庭人等多元表现呢？还是工业人、经济人的单一表现呢？显然，叶团队对此进行了实证性的拷问。其拷问，往小的说，是对一路狂飙的旧式工业化道路的负面进行了揭露，往大的说，则牵联到对旧式工业化路径本身的反思：难道我们要这样重创中国基础群体、导致中国农村总体性社会衰败的工业化吗？我们到底要什么[xx]？

（二）留守学术的综合发展

时代呼唤留守学术的综合发展。在未来中长期，从战略角度看，需要以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重新确立为起点，对作为社会实在的农村留守群体及其地域社会的变迁困境及其出路，进行严肃、深刻、系统的学术关照和研究，以此形成新的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

一是形成乡村研究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研究系列。从根本上而言，留守乡土的价值有三重：第一重是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基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重是作为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乡村治理和社会稳定；第三重是作为乡村地域社会的成员要自尊和体面地活着。围绕这三重留守价值，以乡村总体性社会以及新乡土主义的兴起为实践目标，全面理解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规律，理解当前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文化生活和环境方面的共性和特性的状况，需要大量的学术清理和研究工作。

二是形成中国研究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研究系列。鉴于乡村留守问题的根源从来都在乡村留守之外，需要系统反思当前宏观政策、法律和制度尤其是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及建立于其中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研究成果，检讨构成当前政策、法律和制度尤其是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实践的意识形态前提；需要对风靡全球、全国的“发展主义”进行全方位、多学科的反思；对中国发展的宏观规律和环境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三是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建设的社会科学实验，以此加强对前两步研究成果的深入理解和大力推动。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社会进步方向能够日趋明晰，有赖于理论、政策、实验等方面的深切互动。多类型的农民合作实验，区域性城乡互助合作、一体化发展实验，多样化生态农业实验、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实验，等等；以及一切政府主导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医疗、保障等等方面，都是可以实验的内容。这些实验将为留守什么，如何留守、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提供新的可能性，包括其所需的外在条件及内在基础，路径和方向。

留守学术的时代使命和综合发展，作为总结中国经验的宝贵探索，必将指向为中国事业的未来服务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将为中国“民族的、民生的、民权的”美好前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i] 参见【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严立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189～191页。

[ii] 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语。

[iii] 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第95～163页。

[iv] 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语。

[v] 参见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第2～9页。

[vi] 叶敬忠、潘璐：《别样童年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语。

[vii] 参见叶敬忠、潘璐：《别样童年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第2～14页。类似观点众多，比如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于2010年5月26日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数百万留守儿童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5．1%的留守儿童心理孤单，三成以上的孩子出现心理卫生问题（转引自2010年5月26日《京华时报》A06版）。

[viii] 【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第198页。

[ix] 中国从周朝开始以乡作为农村地方最高行政组织，其依据主要是地缘共同体。秦末汉初，农村实行乡亭制度，即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规定一区（乡镇）至少辖20个村或里，村里以下5户为邻、5邻为闾。从乡村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可体会到中国乡村地域社会的范围。

[x] 叶敬忠、吴惠芳：《阡陌独舞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第362页。

[xi] 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第410页。

[xii] 2000年3月8日，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含泪上书朱熔基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时朱熔基总理两次批复，派工作组下乡调查。杜润生认为李昌平是第一个以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以事实和数据系统提出三农问题、并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人。

[xiii] 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第458页。

[xiv] 如上观点和数据参见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xv] 吕新雨：《“爱”要怎么说？——看深圳卫视〈大爱无疆〉》，载新雨：《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xvi] 截止2010年5月26日，全球500强企业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发生本年以来的第12起跳楼事件，跳楼者中10人死亡2人重伤。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离土离乡劳动力恶劣的生存现状。

[xvii] 此两处引自祝东力：《60年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史周期》，载《绿叶》2009年9期，第20页。

[xviii] 叶敬忠、贺聪志：《静寞夕阳 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第458页。

[xix] 参见叶敬忠、潘璐：《别样童年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第230～232页。

[xx] 温铁军曾以“我们到底要什么”为书名，对全球化下的中国产业资本化的实质和外部性进行了粗略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作为一本带有反思性质的国内外经济问题论文集，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重新解释我国在近现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内在规律，把批判矛头指向90年代以来横扫神州的史无前例的“赶超”。参见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