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推动城市化(中国最近称之为城镇化)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声音又一次响亮起来。这其中隐含着两个现实的因素，即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缓慢，无法立竿见影起到增加内需的拉动作用；而产能过剩问题随着房地产调控的加深而凸显，尤其是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面临巨大压力。因此，选择吸引更多农民进城的城镇化，似乎成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行手段。

问题在于，借推进城市化拉动经济易造成一种幻觉，其危害极大。首先，从官方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实际上这一数字被大大高估，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也就是说，中国过去每年消耗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现的城镇化率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超出了当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能力，并不是由工业化来推动的，而是由政府工程以及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造成的，无法体现在就业的增长，仅仅为农民工提供了周期性很强的基建项目岗位。

虚假的城市化就像一片漂亮但又脆弱的人工园林，而非具有森林的生命力。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各级政府的GDP主义，以大拆大建推动GDP总量增长，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提供更多就业、增进人民福祉。若以侵占农民耕地以及野蛮拆迁促成城市化，会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农民变为流民。因此，在转型期内想要继续以推进城市化来维持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稳定，如果不改变这种野蛮的城市化的做法，可能得到的是更加的社会不稳定，得到的只是钢筋水泥的丛林以及“伟哥式”的GDP增长，遗留更多的伤病。

实际上，目前的城市化建设相对于城市人口已经大大超前，因此，盲目加快城市化建设借以拉动经济增长将会制造更多的“城市过剩”，并可能制造金融灾难。在相当一部人印象当中，中国过去的城市化仅仅是东部的一线城市的城市化，因此，西部和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建设空间还很大，这是彻头彻尾的幻觉。2000年以后，在全国性的招商引资热炒当中，几乎全国各地都卷入其中，为了提高城市环境的吸引力，也几乎所有城市都开始了城市化改造的热潮，各地政府、职能部门、垄断性公共部门等都建设了豪华超前的办公大楼，广场、公路、剧场等全部翻新。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单位自建房屋还是商品住宅，大规模地林立在各级城市当中，甚至在基层城市，由于土地的廉价与政府部门的自建特权，很多具有公务员背景的家庭都有多套住宅，显示出过剩迹象。

这一政治周期性很强的城市化建设在2008年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推出四万亿财政投资方案并督促银行部门提供了超过10万亿的信贷融资支持，上一周期的烂尾工程以及新的建设周期又开始启动。

当前的城市化正是在“城市化过剩”的基础上推进的，因此面临风险：首先，这些工程的效用可能是很低的，甚至是浪费的；其次，天量的政府贷款投入其中将带来政府地方性债务违约风险，而工程的过低效用增加了这种金融风险。所以说，幻想通过盲目加快城市化建设拉动增长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目前各地的城市化改革增加了迷惑性，即以解决农民城市户籍问题来推进城市化。本质上是以土地换身份，即农民交出农地和宅基地，换取城市户籍。这一方案不仅有失公正，且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这种交换隐含的前提之一是，以土地换取城市户籍附加的公共福利，这本身就是谬误，因为中国所有公民本来应该享有同等福利待遇，这种交换显然承认了农民地位的低下，而不愿承担政府的失职责任。让农民能用土地换取本来应该有的国民待遇，这是一种再次剥夺。

事实上，与计划经济时代早已不同，目前城市户籍本身也无什么福利可言，甚至还不如土地保障，尤其是过高的住房价格本身就是巨大的负担。因此，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而且如果农民进城之后，得不到较为稳定的工作，这将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