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杜光利）“胡海，你去北京把你母亲找回来，咱们把事情处理好了就好了。”

7月25日晚8时，横山县煤检站的合同制工人胡海被警方刑事拘留25天后被取保候审。此后，他用酒精一直麻醉着自己，但他忘不掉一个月前，县政法委书记张建平找他时说的原话。

自4月20日以来，陕西衡山县殿市镇胡楼房村前店组发生3宗村民集体赴京上访风潮，他们投诉反映：村子附近的雷阳畔煤矿和西塔沟煤矿，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政府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导致村庄成了采空区，出现山体塌陷，水源枯竭，人畜饮水困难。

6月19日，赴京上访的11位村民，其中10人刚返回到当地，就因“非正常上访”被行政拘留。但“拼了命的上访”并未阻止，两天后，胡海的母亲刘丕莲，连同村里另外8人又进京上访，一直未归。

胡楼房村附近的雷阳畔、西塔沟、大石畔和小河沟4家小煤矿已被陕西省明令要求关闭，但他们依然不断偷采。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众多官员股份渗透其中。而村民无法掌握自己和家园的命运，村庄成了采空区，出现山体塌陷。去年10月，最重要的资源—水源断流，这个胡姓家族的村庄，正在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环境。

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几个小煤矿，更是普遍存在的“官煤勾结”所形成的强大的力量。

一个小煤矿的“官股化”

清晨6时，59岁的胡建栋起床，开始给院子里的菜园浇水，水来自200米外的河里，是从煤矿里排出的，已被污染。因此，菜地里的菜长势蔫蔫的，有5棵茄子苗已经枯死。“总比旱死强。”胡建栋很无奈。因为附近煤矿都停产了，胡楼房村显得异常宁静。

胡建栋是最早的煤矿老板，只是他没有因煤而富。

1985年，胡建栋与3人花千余元，添置了抽水机、钻机，靠人工取土，在村旁仅挖了90米长的斜巷就见煤层。将其称为沟底煤矿，靠自配的火药取煤。当年的煤价每吨仅10元钱，“近乎地里的土块一样不值钱”，1995年，因为亏损，胡建栋3人将亲手打造的煤矿转卖了。

3年后，胡建栋无事可做，与人花2.8万元从当地一位叫雷胜军的电焊工手里买下西塔沟煤矿。“那时的煤矿出于微利，煤炭开采证只要20元钱，还没人要。”

“当时的小煤矿，没人看在眼里，哪有领导干部理睬你？”胡建栋说，如果矿上死一个人给赔3万元，还要停产3个月，那全年就亏大了。

2002年2月，煤价升至每吨50元，西塔沟煤矿每月的净利润达10万元，胡建栋5人将煤矿以48万元转让给了雷胜军。命运诡异地嘲弄了他，此后，煤矿价值随煤价节节攀升。2004年2月，县农发行办公室主任王耀斌出资400万元拿下了西塔沟煤矿。此后的几年，煤矿的价值几天就翻几番，最高达到1.2亿元。而“煤炭开采证花5000万元也拿不到”。

即使煤矿是制造暴富神话的孵化器，其经营者仍要面临艰难和风险。一般情况下，最好的小煤矿，一年里生产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因为，它时不时就遇到上级检查、村民阻拦、安全事故等“麻烦事”的滋扰。

其时，煤矿老板急于寻找强硬靠山，为相关领导奉送“好汉股”，即干部股。7月27日，雷阳畔煤矿原股东李金（化名）对时代周报记者称，在横山，干部股兴起于2003年，后来愈演愈烈。每个煤矿给相关职能部门分配股额，是个规矩，也是一件明事。他称，公检法的都入了股，不入股的很少。

“有的领导投资入股的手法堪称一绝。”李金通过打比方形象地透露，若10个煤矿各给10万元的股份，一般，他给第一个煤矿拿出5万元，再写5万元欠条，10万元的股就拿到了；办理第二个煤矿时，就从第一个借出那5万元，交给后，再写5万元欠条，又一个10万元的股拿到了，以此类推，最终，他只投入5万元，却办成了100万元的股。

疯狂集资炒煤矿

2004年，因煤而暴富的人，在横山县已成为许多人的榜样，看着别人摆阔，没过多久，又知道有人在西安买了别墅，那些一直想着发家的人也在发誓要跟着大干一场。

煤炭激起了社会各方利益群体从未有过的欲望。

不久，社会上蹿出了一股集资炒卖煤矿之风，按政策，矿产资源不能倒卖，但私下，在疯狂的资本驱使下，虽然法人代表没变动，但实际上煤矿已经易人。每次的倒卖过程，就是流失的国有资产被各种社会力量瓜分的过程。

在民间，经常会有三个人挑头，集资一个3000万元或更高的股份，这种消息就会通过手机短信传播开来。这时，县里的一些银行，人们蜂拥而上，纷纷给三人的账号里打款。“那时，每个银行是乱哄哄的。大股东也不完全知道他“锅子”里股东到底有谁，交了二三十万元集资款的都是些什么人。”一位市民回忆说。

最红火时，只要说是搞煤矿集资，一个人的银行卡里凭空就能搞来几千万元，其实有的大股东连一毛钱都没有，“疯狂集资成就了好多落魄的人。”有时，这种风险投资项目在横山有好几家。

李金参与的那次集资，为了防止意外，他选择了一位干部身份的大股东，交了钱，还特意让对方打了条子。而不少人并不怀疑其中有诈，因为大家都这样给陌生人打钱，且不要和对方见面、给自己开具凭证。李金的一位亲戚更有点不合乎常理，他在大街上听到有人念着卡号，就凑上去记下来，然后取钱打进那张卡里，数月后，他找到大股东，对方爽快兑现了他的投资和收益。

从一万元到千万元，各路资金杀入炒矿行列，像全民炒股一样热闹。据知情者说，那时，横山县的各大银行贷款告缺，大多贷给了那些投资入股煤矿的有势的人。干部参股煤矿从此相当普遍。

2007年，300万元的“风险股”也仅仅算个“虾米”，“虾米”不知道自己参股的煤矿在哪里，也不知道其中盈利情况，煤矿不公开财务，所有信息大股东说了算。

“其实钱都让大股东挣走了。”熟悉内幕的人士称，股东和小股东最后得到的仅是蝇头小利。有的小股东挣的钱只是存款的利息。

横山集资炒煤矿之风，不仅盛行当地，且其范围延伸至内蒙和新疆等地。

令人担心的事出现了：疯狂的集资给骗子提供了施展的空间，有人将钱卷跑了，有人去西安等炒卖地产亏了本。让一些人血本无归。而2008年初，经过一个持续多年的暴涨，煤矿的价值开始随煤价的下跌出现缩水，那些在高位接手煤矿的人，短期内难以有最佳的盈利。

据称，2007年，调任横山县委书记的阎宏颜，看到当地社会生态的乱象，欲革除、查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痼疾，并准备处理一些人，但这位任职仅半年的年轻县委书记被调至铜川。去职之日，当地群众在7公里的沿途上自发为他送行。

艰难的整肃

“横山任何一个煤矿，没挖出100名干部，就证明没挖完。”一位知情者称，参股煤矿让好些干部大富大贵，他们可以不干公务员，他们根本不怕被开除。

横山县的部分干部入股煤矿，让省政府明令要求关闭的煤矿仍非法开采，此事经媒体曝光后，7月20日，榆林市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国土、煤炭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到达横山县展开调查。横山县正开展一次对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入股煤矿问题的清理自纠工作。

7月24日，横山县建设局副局长曹培明、矿管办副主任张秉团、煤炭局副局长冯瑜等7人被停职。此前，媒体调查发现，曹、张在二石磕煤矿各参股100万元和300万元。

而这则消息并未能鼓舞公众。因为等待数日后，人们未见曹培明和张秉团本人承认入股煤矿问题：曹培明称股金是妹夫所有，张秉团说是亲戚的。

有人评价：在一个积弊深重的地方，“自查”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横山的煤矿，大股东给干部开只有一联的条子，而80%的都是暗股。有的是在别人名下买的股，即使查看煤矿账务，干部入股煤炭经营的事实也难以确认。

据称，早在2002年，横山县有的干部就开始官煤勾结，有的动用国有资金并纠集数名领导干部开始炒作煤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低买高卖，有人在横山殿市镇200万元买来的煤矿，转手2000万元卖出，从中得到暴利。有的从县内到县外、从内蒙到山西，一直没停止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据知情者透露，有的干部每笔生意都居为大股东，少则三千万，多则五千万。

官煤勾结“明火执仗”，让国家法规成一纸空文，令政府监管全线失守。而且，有的小煤矿已变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四个特征都具备。

“如果国家仍然允许私人开煤矿，那么官煤勾结就肯定会存在，矿群矛盾就避免不了。当下要治理成功，是不现实的。”当地一位官员私下说。

近日，殿市镇店房台村的村民代表也“有备而来”，揭露店房台煤矿为“干部矿”，在他们的举报控告书里，包括原县领导、公安、法院系统以及其他县局机关的13名干部赫然在列，并详细揭发了每个人的持股数量和股种。

从一开始起，这注定是一个纷繁复杂、令人神伤的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