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中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资水平能够切实提高，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

最近，关于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增加农民工工资的报道屡见报端。这些报道难免引起人们的担忧或预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我个人希望中国作为低工资生产商的比较优势早日消失，越早越好。作为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我为什么会盼望中国比较优势以劳动力成本升高的方式削弱呢?毕竟，当一个国家仍然缺少像较高的教育程度、有效的市场和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等真实优势时，维持低工资以保证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便宜的劳动力是过去三十年中高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收入不均，这几年更是愈演愈烈。而持久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会危机从而拖累增长、破坏竞争力。中国必须避免发生这一情形，而如果工资水平能够切实提高，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迈上了发展的新台阶，收入不均将逐步消除。

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尚未迈出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也不会。超过30%的中国劳动力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美国只有2%，韩国只有6%。另有30%的劳动力属于农民工不干农活，而是在工业和服务部门打工，他们的收入已经翻了一番。

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只有1500美元，但已比农业劳动力高得多。收入差距已成为农业劳动力寻找收入更高的非农工作的有力动力。不难理解，如此竞争压低了非农工作的工资：在过去15年中，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大约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真实工资的年增幅只有4%-6%。结果，低端劳动力和专业人士及投资者的收入越拉越大。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任重道远。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到劳动人口总量的10%以下(从其他地区的历史经验看，10%是使中国达到农-工工资均衡的比例)，中国必须创造1.5亿个新非农工作岗位。

即使中国经济保持每年8%的增速，也需要20—30年时间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再配置并达到“充分就业”。这意味着每年要创造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500万个提供给离开农村的农民工。

在中国漫长的工业化进程中，工资将逐渐增长，但增速很难赶上劳动生产率。这对于消除收入不平等是个坏消息，因为资本收益和高端工资增速将快得多。但对于竞争力来说，这倒是件好事，因为中国人的工资将维持相对“有效工资”较低的水平。

事实上，近几年工资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公司的基础成本结构。高盛的分析表明，尽管真实工资有所增长，但劳动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重一直未高于2001年的水平。这一趋势在2010年上半年亦未改变。

为避免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所介入，强迫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加大低收入者社会保障网的投入。在某些省份，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了30%以上。但最低工资通常要远低于有效工资，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不匹配的状况。

用政府强制政策人为提高工资可能减缓劳动力再配置过程，造成“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在市场均衡工资上升到足以令劳动需求方开出诱人薪水之前，收入不均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那么，在中国设厂的公司——不管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国本土企业——会离开中国前往越南、孟加拉国或莫桑比克吗?有可能。但这只有在其他国家的工资相对更有效率(即那里的生产率比中国高得多)才会发生。光是中国名义工资的增长还不足以导致企业的迁移。就目前而言，总体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中国的工资效率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较高水平，证据是在过去12个月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工资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仍加速增长。比如，7月份FDI同比增长率达29.2%，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造成中国FDI强劲的因素有很多，但这的确意味着工资增长本身可能并未影响投资者最担心的资本收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工资问题都要比想象当中复杂得多。名义工资或许会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停滞不前。即便真实工资在某些沿海城市有所增长，“劳动力过剩”也会将全国平均水平拖在一个较低的数字上。再退一步，即使全国真实工资有所增长，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速更快，中国的竞争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结论似乎是，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的竞争力都不会因工资增长而受到威胁。由于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再配置过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