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主办的、唯一一家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带入华盛顿决策圈的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安全》（China Security）春季号，推出了“争论中国未来”的专刊。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22位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表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最重要问题的关切。在这些论述中，“中国不确定论”的声音显然盖过以往常见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成为国际学界对华关注的新焦点。本报以客观立场选摘部分学者的论述，以供读者讨论和批判。

盲人与大象

孔哲文Eric Hagt （美国《中国安全》季刊主编）

2005年，我们创办了《中国安全》季刊，宗旨在于评估中国战略发展态势，从草根社会政策到核武器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力等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睁大眼睛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如同一群盲人触摸一头大象的不同部位，大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全面彻底地了解中国巨龙非常困难。除了文化、政治、社会和战略水平方面的复杂因素外，时间紧迫也是一大挑战。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进展太快了。

《中国安全》季刊创办已有3年。虽然中国的情形非常复杂，但我们依然感到是对中国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进行探讨的时候了。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人为能够举办奥运会而激动不已。此时此刻我们想知道，中国是否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又意味着什么？除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中国的发展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吗？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在学者们的论述中，大致可以理出几条主题线索。许多学者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表示关切，中国是敌、是友，还是兼而有之？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努力最终将受制于其国内面临的挑战。“内在矛盾”成为主要的论题，特别是在中国学者中间。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概括未来数十年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何种有价值的世界观。本次讨论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中国的未来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包括中国的发展目标怎样、如何达成目标以及前进道路上对自身、对其他国家会产生何种影响力。

阐述中还包含对“中国崛起”的争论，较之以往，本次讨论在此问题上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大部分学者的论述都暗示到，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已是“既成事实”。5年前，所谓中国崛起还只是一种猜想，现在中国的经济优越感已经达到某种新的高度。即使那些强调中国突出的国内问题将构成中国未来发展重大挑战的学者也深有同感。大家认为，这些国内问题本身是中国飞速进步的产物。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增强的确定性与其如何运用新近取得的进步成果的不确定性并存。本次讨论的重点已经从手段转向意图、从方向转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无可争议，但其发展方向却带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国优势地位确立的第二阶段将更为复杂，也更难以应对。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一切才刚刚开始。

外国人看中国往往带有焦躁不安的情绪，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中肯的看法是，中国人自己对未来走向也无把握。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是它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其存在的社会“矛盾”同样不容乐观，这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民众虽从其物质财富增长中受益匪浅，但他们并非对中国的未来一致看好，他们也没有把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支持自己的政府，但也存在重重困难：在构建有效的司法体系、保障新闻自由、民族自治、维护人权等问题上，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总之，中国的成功大多集中于经济领域，而非价值观、个人自由或如其中一位学者所谓的“社会资本”。

认识到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这个窗口，美国可以对中国施加影响力。正如争论中一位学者所述，这种压力可以来自美国总统针对中国负面问题的一纸决定，也可以来自不把中国当作威胁。其实我们并不愿意将中国视作一个威胁。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施加影响力，不管其大小如何，不能指望单靠对其人权状况和当前政策的说教发挥作用。正确的做法是架起一座联络之桥，以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中国的命运最终将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中国的未来犹如盲人摸象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将来如何达成其目标又何尝不是盲人摸象，令人无可预测。

速度与方向

李成Li Cheng（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在一次跨太平洋飞行中，机长向乘客们宣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比计划飞得快，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没有比这个故事更恰当地比喻当前中国现状了。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中国充当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角色，然而中国发展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地似乎已经迷失方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中国领导人将很快认识到，中国崛起能否保持21世纪的领先地位，最终将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拥有适应世界治理规范的能力，这包括政治多元主义、开放、透明度和法治等。诚然，当前国际社会中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声音中存在双重标准问题，也透露出他们的西方偏见意识，但是，中国这个“中央王国”迫切需要发挥其政治远见并建立一套核心价值体系，以表达其对当今世界的关切。

非常巧合的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当前一代领导成员主要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城市下放到乡村，作为农民参加劳动，随后当高等教育体系重新开放，一部分人又返回学校接受教育。这些经历不仅能够使他们从历史的轨迹当中来认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较之于前一代国家领导人，也预示着他们可能更富有灵活性、能够更大胆地推进政治改革。

未来10年左右，中国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在经历了人生戏剧般的重大变化和“复原”之后，能否为整个国家找到一条民主之路。

开辟一条新道路

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试点、渐进、非正式，中国至今已经为第三世界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西方人称之为“北京共识”，但中国人并不认同。因为要与世界银行保持良好关系，他们也无意与华盛顿共识作比较。相反，他们只是将其发展模式称作是中国模式。然而，不管用什么用语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众，在第三世界中也有某种共识。

中国人将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别区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目标，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稳定和人权，而且三者之间需要保持某种适当的平衡。他们暗示，美国强调保障人权为首要目标，将其他目标置于保障人权之后，为了实现人权保障的优先性宁愿牺牲发展和稳定。中国人对人权的定义要比美国宽泛得多，除了个人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政治和公民权利之外，还包括集体人权。因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民主化单一目标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将之与美国作比较的原因。

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区分涉及到发展战略之争。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是基于试点、紧扣当地条件的结果，远非某种抽象观念的普遍适用。他们提倡一种增量改革方式而非“大爆炸”或是“休克疗法”。这种发展模式以构建一个强有力政府为重要特征，国家致力于发展而非一味打破常规或是完全自由市场化。

区别之三，表现在官方发展援助的限制条款上。中国的发展援助项目往往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提供政策咨询和促进宪政体制改革，更不用说构建公民社会了。中国拒绝那种捆绑要求受援助国实现善治、责任政府和提高环境标准的发展援助理念。相反，中国践行的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援助标准，将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捆绑在一起，这些项目的实施可以增加中国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获取。中国发展模式的这一特性事实上我们也很熟悉：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援助项目以及最近日本所实施的对外援助都是如此。总之，正如争论所揭示的那样，美国竭尽全力设法通过武力来推广其发展模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如此。与之相反，中国则没有用强力推广其模式的意愿。

中国模式看来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美国有条件援助不能容忍、对美国推广民主的做法持拒斥态度、而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抱有羡慕心理的那些国家。但是，这种羡慕心理能够持续多久？这将更多地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良好治理能否持续下去。同时，这也将取决于那些寻求、应用中国模式来发展自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运行状况如何。不管怎样，中国模式已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有力挑战，并且这种竞争还将持续下去。美国模式强调人权、善治、有条件援助和公民社会的培育，但从最终结果看，并不能保证其一定就比中国模式优越。

不可避免的联盟

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P.M.Barnett （曾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员，现任Enterra Solutions 公司高级总裁）

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战略弱点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拥有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和信息的交流与连通，然而中国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发展却与之并不相称。华盛顿在全球的安全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其实享受了“搭便车”的好处，但这使中国领导人感到极为不安，这毫无疑问。所谓用美国人的鲜血以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是站不住脚且不能维持的。

在18世纪晚期，“崛起”中的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境地，美国开始着手扩展其军事力量，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到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介入，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达到顶峰。二战以来，美国一直维持了一支全球的作战力量，以有效应对所发生的国际性危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作战力量的使用空前频繁。然而，这也是美国一个无法承受的战略负担。

美国需要将中国视为全球稳定与和平行动的责任承担者。一个好的消息是，未来10年里，中、美两国都将产生新一代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未来的一代领导人看待中美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将远远不同于两国当代领导人对中美战略联盟的看法。假如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在未来12年左右的时间里和平相处而不致损害当前的良好互动，我完全相信，中美战略联盟终将建立。

之所以作出这种研判，不仅在于其理论上的可能性，更在于我的专业判断：这些年来，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力量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接触。

重大战略转变往往基于领导人对未来某种必然性的认识和理解，21世纪中美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即是这种必然性的最突出表现。

不确定性的崛起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现任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阿曼苏丹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将“很快支配世界”；同时，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一些时评家警告说，与20世界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命运相同，中国会在21世纪之初陷于崩溃。

但是，这些观点实质上夸大了中国的实力。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1/25.假如美国和中国各自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30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超过我们。然而，即使到那时，美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中国的4倍多。

此外，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落后，而且也不具备美国所具有的软实力，比如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好莱坞和诸多世界级大学。中国超越美国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国内的发展前景也不明朗。1990年以来，已经使4亿人口脱贫，还有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内还存在不平等、1.4亿人外出打工、严重环境污染及贪污腐败等问题。其政治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时，采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是明智的。日美两国有必要通过加强同盟关系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同时促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融入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源于双方敌意情绪的不断发酵，毕竟双方都有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指预期或期望的高低好坏会影响结局的高低好坏，即预期成真）的心理倾向。

非西方映像

相蓝欣Xiang Lanxin（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史与国际政治教授）

人们必须明白，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为世界提供一个规范性模型。中国传统所强调的治理模式选取是依历史具体条件而定。之所以称得上是模型，是因为拥有一套普世价值体系，而中国至今并不承认任何形式的“普世”原则。事实上，在汉语中还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语能够与“普世主义”相匹配。

换句话说，西方人相信民主是所有国家的最后归宿，但是按照普世主义原则，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与之相反，传统的中国政治逻辑，强调统治力量的作用，没有哪个王朝能够摆脱这种局面，共产党也是如此。按照传统理解，政治被看成是“水”和“舟”的关系，“水”代表人民，“舟”代表政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而，中国现实政治的合法性并非强调民主而是强调绩效——政治合法性来源于领导人的个人表现好坏。大部分西方观察家都忽略了这一点。

与中国模式有关联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中国突然间崛起而成为几个经济超级大国之一的前提假定。人们担心，中国拥抱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大规模贸易，将会改变当前国际体系的性质，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历史。正如中国人所讲，这不是崛起，而是复兴，是对其历史上全盛时期全球影响力的恢复。

事实上，今天的复兴是中西历史上第三大遭遇战。前两次，一为16世纪的传教之争，一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当前的遭遇战（双方都势均力敌）不仅仅局限在中美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上。没有人能抑制中国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即使中国人自己也难以控制。正是在这些领域，中美两国的冲突才会出现，而且不幸的是，恰恰是在这些领域，中美两国误解丛生。

国内问题影响国际态度

季北慈Bates Gill（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

范例抑或威胁？强国抑或弱国？未来10年，中国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进行战略研判，就必须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方式进行详细考察。这是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不断解决国内诸多挑战中得以塑造的。依据这种分析框架，对中国的战略未来进行研判涉及到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首先，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对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中国处理国内问题的能力将会无情地影响到其与近邻国家以及世界合作伙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验证，中国是否真如其所说，将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处理国际事务。

中国在防范国内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及其全球传播的种种作为表明，中国愿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参与国际体系，而且中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同样，中国采取步骤阻止其敏感武器和技术流向世界其他地区也正是要告诉其近邻国家和世界合作伙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以何种角色出现。中国如何表述其环境恶化问题及其对地区乃至全球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未来的又一指示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中国选取何种方式来应对其国内已经浮现的各种矛盾和挑战，也会对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体系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力。面对治安恶化、贪污腐败、公共物品分配和收入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和环境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所选取的应对方式会表明，中国政府是朝着更多开放、平等、正义、建设性、自信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与之截然相反、麻烦不断的方向发展。同样，未来中国国内政权的性质也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方式选择。

在这方面的认知上，中国领导人及其战略观察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他们试图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其面临的国内挑战，并把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应用到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在获得他国肯定的基础上奠定其大国地位。不管怎样，中国能否获得成功还是未知数，对于生活在中国之外的我们来讲，唯有时刻关注中国的国内发展及其变化，才能在中国将会成为何种全球性大国的问题上有所洞见。

“鸡头”还是“凤尾”

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

中国对美国与西方都采取了非对抗的势态。但是，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行为却让人感觉到了影响力。

激烈的学术讨论在美国已司空见惯，但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却极其有限。然而中国对于未来的讨论则恰恰相反。为促使新观念的提出，中国领导层在学术界发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在中国，学术界和政治界的联结方式非常有趣。

当前的争论集中于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问题。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一定要韬光养晦，不能当头，即使在国力大增之时也须如此。然而，当下的中国因为要举办北京奥运会，其国际活动空前积极，而且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其民族自豪感届时也将达到顶峰。问题突然产生了：中国是一个世界领导者吗？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是，假如这样，中国将承当何种角色？

罗伯特。佐立克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即让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起先，中国对这种讲法迷惑不解，依照他们的研判，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后果。经过内部充分的讨论，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布什政府真诚的提议，表明布什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为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空间。

虽然中国仍然强调其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和种种缺陷，但其对未来也愈加自信。总之，他们相信自己国家的实力。但是，对于国家实力的构成仍然是一个值得充分讨论的问题，目前这种讨论正在接近体制中心的学术界展开。

因而，正如最近一个中国学者的疑虑一样，中国将成为“鸡头”还是“凤尾”？在其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中国会接受那些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吗？假如中国消极接受，那中国只能甘做“凤尾”。相反，中国也许可以先行在亚洲和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中谋求领导者地位，再谋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循此路径中国必将成为“鸡头”。

这意味着，中国还会沿着当前的发展路径前进，通过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增强国家实力。中国不会直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但其会仍然保持挑衅姿态，在亚洲谋求领导者地位，在非洲和南美发挥重大影响力。

中国领导人谨记邓小平的著名论断：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至少要花费100年的时间。邓认为，中国100年发展的起跑点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在未来70年还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提出，100年的时间表开始于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相应地，中国学者及其政治领导人确信，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将会提前30年。

犹豫不决的国际定位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室主任、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中国安全问题专家、中国政策项目主管）

中国自身对其在国际地位的认同上分歧很大。一方面，中国热切期望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他们拥有世界大国所应具备的许多特质。另一方面，中国完全按照世界性大国的标准行事似乎还缺乏自信，特别是在与其他世界性大国的交往中。应该说，在如何参与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及如何成为一个自信的全球领导者的战略抉择上，中国仍犹豫不决。

毫无疑问，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于中国领导层对国内发展不确定性的认知——在空前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面临各种急迫的挑战并深深为之所困扰，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过渡性质，领导层作任何决策都谨小慎微。中国领导人每天醒来起床之后的注意力都主要集中于其国内问题上，而非外部世界问题。中国的不确定性还源于他们对大多数国际性组织所秉承的自由价值理念和准则的认知。中国为了限制美国的霸权倾向，强调构建“民主的国际秩序”，虽然正如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 ）所言，在这种国际体系下，中国确实受益匪浅，而一个民主的国际体系需要以自由作为前提的理念会被逐渐认同。

此外，在未来的国际事务处理上，中国有可能改变其过去的犹豫不决态度。不管怎样，部分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要远远好于一个闲散且无所作为的中国。选取构建多边体系也要好于构建多极体系。

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逐步走向成熟，外国人应当密切关注中国国内关于融入国际体系的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讨论，应当寻求在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无意识的结果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美国密西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工商管理教授、亚瑟。F.瑟诺政治学教授）

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最为可能发生的结果是，其对全球气候变暖所构成的挑战。为维持其持续发展，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上升和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背后的涵义更加耐人寻味。

在2006-2007年度，中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整个德国或是英国的装机容量。但中国到目前为止，煤炭依然是其能源的主要来源。可用水资源缺乏，意味着大部分开发的煤炭资源燃烧不充分。大多新建工厂的预期寿命都在30-40年，因而不可能很快拆除放弃，它们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短期内也不会消失。

中国每年新增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0亿平方米，占到世界新增总量的50％。惊诧的数字反映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每年新增城市人口1500万人左右，这种发展速度预计会持续到2030年。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材、水泥消费国，但其新建建筑的能源利用率却极低下。紧随美国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机动车市场。中国已经进入资源高消耗发展时代。重工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柱作用，而且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为各国加大能源和资源投资注入了催化剂。

总之，中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既不受短期，也不受长期政策变动的影响。相反，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农村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依靠这些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驱动。

这暗示着，中国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形势严峻。北京现在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对中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应该是作出强有力反应的时候了。然而，中国要改变这种发展轨迹就必须与国际社会进行大范围的合作，当然也包括美国。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功，气候变化将有可能成为最为重要、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走在前面”和“融洽相处”的道德区分

查道炯Zha Daojiong（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年前，中国国内就发生过一次争论：中国走何种道路最为明智？全盘西化还是全盘不动？现在清晰可辨的是，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已渐渐平息下来。经验，特别是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本质上都带有中国特性，需要运用中国的智慧来加以应对。这应当被视为中国国内实力的来源所在，中国也应向世人表明其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行为的善意本性。

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国内挑战中，最为深远的可能是缺乏对“走在前面”和“融洽相处”的道德区分。一种生存本能仍然在中国社会当中发挥作用。当生存本能成为社会的主导精神时，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相反，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关系的构建则对和谐社会建设至关重要。然而，信任这种社会品质在中国还很缺乏，在某些地区是严重欠缺。未来的中国公共机构改革应当将个人的安逸感与整个社会的和谐联结起来。

任务之二，在于构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中国政府已正确地认识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应是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为达到这种和谐境地，中国民众就应当减弱对个人财富的片面追求，毕竟个人财富还有其社会层面。不管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想象，中西方生活方式间的差距会构成中国追求成功的积极因素之一。但是，中国毕竟与西方国家不同，鉴于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其要想享受与北美或是西欧国家差不多的生活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

中西之间“融洽相处”也是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旅游、贸易、举办重大国际性活动、因特网以及其他各种通讯手段，中西方民众间的交流增加迅速。在交流当中，外界对中国的利益以及中国会以何种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等焦点问题的认识变得丰富起来，其中许多观点还相互矛盾，而政府的观点也不可能为所有人所认同。因而，由于种种复杂情况的存在，在向外部世界表达中国的关切上，中国的外交政策部门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任务。

中国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不管怎样，中国公共政策的核心在于发掘其内生的积极因素来维系增长和稳定。

民族主义的挑战

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崛起中的国家会发展更为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改善其安全状况，这些力量构成它们重塑国际秩序的实力基础。这通常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进程。崛起中的大国对安全保障的更大需求，必然会挑战当前的世界权力格局。因而，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当然，爆发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而对于政策制订者的挑战，是如何维护中美两国的和平。

中国的实力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东亚地区秩序。美国无力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南韩反对美国对北韩实施强硬政策，美国和南韩更大规模的防卫合作又暗示了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提升。台湾地区最近选举的领导人主张与中国大陆发展更为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拒斥台湾独立的预示者，台湾对中国实力和跨海峡合作也有新的认知。台湾地区和南韩都认识到，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美国已不可能敢冒与中国开战的危险来保护它们，保障自己安全就必须与中国展开合作。

对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影响力的提升，美国显然只能予以接受。自1950年开始，美国对朝鲜半岛和台海冲突的政策基调主要集中于“和平手段”，对美国来说，过程远远比结果重要。由于中国已成功说服南韩和台湾地区接受中国影响力提升的事实，并与之加强合作，美国就可以减少其在东亚大陆的军事存在，这也降低了大国在东亚爆发战事的可能性。东亚的冷战局面、大国间的冲突终将不复存在，这也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美国一旦在东亚大陆和海域缩减军事存在，就相当于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构筑一条“护城河”，得以将中美军事力量分隔开来，这会缓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中国建立强大海军的愿望可能会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军事存在构成挑战。与美国对中国在东亚大陆影响力提升的反应不同，要美国适应崛起的中国恐怕非常困难。二战以来，美国将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视作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方面。准确预料到中国的崛起，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就开始在东亚地区部署武装力量并加强既存的同盟关系。有鉴于此，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仍会持续。

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涌动有可能决定中美安全竞争的结果。纵观历史发展，民族主义会推动崛起国家追求宏大的目标，崛起国家及国际社会都会付出惨重代价。同样，中国的领导层能否经受住这种民族主义的诱惑、为增加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会否进行海外扩张，以及美国能否承受住地区秩序的巨大变动，都是未知数。在这种环境下，虽然美国可以很容易维持其海上优势，但中美两国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因而，中国崛起很容易，但是其最大的挑战可能才刚刚开始。

孔哲文、李成、李侃如等/著，门小军译

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