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中国的总司令和他失去的国家》（Chiang Kai 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乔纳森·范比（Jonathan Fenby）著，加洛尔和格拉夫出版公司（Carroll & Graf.）2004年1月9日出版，精装本736页，定价30美元。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就象《南华早报》前主编乔纳森·范比的《蒋介石》一书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中国和蒋介石时代如出一辙：同样是列宁主义的一党制政府；同样经济开放而政治封闭；同样在沿海的城市中兴起一支中产阶层队伍，他们过着日益浮华的生活方式；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有裙带关系的人迅速致富并将其子女送往美国学习……。这种似是而非的相象，令人目眩神迷，仿佛时光倒流七十年，历史坠入了轮回。对于这种“轮回”，旁观者或者觉得只是个历史玩笑而已，身处其中者却不免会深感迷茫，甚至绝望：曾经的理想及为之所付出的心血就此随风逝去吗？这种“轮回”也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倘若没有发生中间的那一段波折，而是一直往前发展，历史又将如何？
以上所述的是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中国整体走向怀旧，诸如周作人、张爱玲和胡兰成等一些人受到追捧，蒋时代的旧上海生活方式逐渐被模仿，学界日趋保守，革命开始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此背景下，重温蒋介石其人及其时代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因为这个时候迫切需要的是对历史和现实作谨慎的审视和冷静的判断：它们仅仅是形似，还是神似？
应该说，蒋介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不同的人对之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介，至今仍没有一部对于他的盖棺定论式的权威传记问世。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一书里的一个细节表现得很形象。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罗斯福总统从中国招回两位对蒋最了解的美国人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他想通过他们掌握的情况，制定一个战后的远东战略。陈纳德的回答是，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三位领袖之一；而史迪威对蒋的评介却是“一条贪婪、固执和寡情的响尾蛇”，“朱庇特式的独裁者，世界上最大的不学无术之人”。
范比本人对蒋介石的评介不高，他的这部关于蒋介石的最新传记认为，蒋在中国历史里仅仅起了某种过渡作用。在他的笔下，蒋是一个残暴却目光短浅的领导人，虽然成功地带领中国摆脱了军阀混战并创建了一个统一（至少形式上）民族国家，但面对与共产党的内战和日本的入侵他却束手无策。
对于蒋介石时代的评介也是赞毁参半。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蒋家王朝是一个极端腐败、堕落和缺乏民意支持的政权；即使在今日的台湾，他也主要是作为一种不愉快的，被人竭力想忘却的记忆，他的国民党在几年前被选下台后，至今不能翻身。不过也有人坚持认为，蒋在中国大陆采取的固然是高压手段，但与毛泽东相比，则明显要好得多。在这一点上，范比没有给出他自己的评语，不过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他认为蒋的30年代和当代中国如出一辙，在许多方面都是后者的前驱。
蒋介石同时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本人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信的文字，除了公文外，几乎没有任何随意写就的信件；他的日记也是虚伪的，有着强烈的为发表而写作的痕迹；几部政治着作则局限于学术范畴。另外，蒋的几位近亲，包括宋美龄和蒋经国，都没有发表过什么自传或回忆录。这一切决定了很多有关蒋介石的故事或传记只能是某种野史意义上的作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蒋的印象主要是从这些作品里得来的。
范比试图通过三个方面来突破这种局限。一、他对广泛的历史材料和外交文件进行了梳理，从中筛取出能够反映蒋介石性格的素材。可惜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韦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的《特务头子：戴笠及中国秘密警察》（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一书因为出版的晚没能为范比所用。二、他翻阅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英文和部分中文报刊有关蒋的报道。三、他还研读了大量的在那个多事之秋里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学者、记者和旅行家的见闻和杂记。
不过，这第三点同时也让范比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他所诟病的中国野史模式，虽然那些西方观察家的描述很多都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譬如，书中提到两件小插曲：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告诉宋美龄他不会与她行房事；二战期间宋美龄与来中国访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发生了一段战时浪漫曲，蒋为此带着卫兵四处捉奸等等。显然，这两者都不是非常可信。
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出于可信材料的缺乏以及长期意识形态造成的成见，将很难还原其真实形象；对他的时代而言，情况同样是如此，那种将蒋时代的中国与当前中国等同对待的观点和想法就是不真实的。不能否认，两个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对于蒋时代、对于蒋的遗产也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资借鉴──所谓“台湾是中国的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完全地将二者等同起来却是消极的态度，当前的中国之所以会那样情绪化地想象、并从心理上归依那个时代，除了两者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外，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