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体制外壳，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其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在宪政方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

关键词: 构成要件/实行方案/路径选择

1906年，在清末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推动以及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政府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宣布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方针， [1]从此，“宪政”这个词汇开始走向中国政治改革的前台。从清政府的宪政诏书可以看出，宪法与宪政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宪法是确立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价值顺序的法规范体系，颁布宪法以及召开国会，是宪政的标志性事件，是宪政的内在构成要件。而颁布宪法以及召开国会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必须上有完备之法度，下知应尽之义务，方可宣布立宪”，特别是受“国民程度”的制约。[2]因此，宪政的进程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经过若干年的精心筹备，使宪政的条件日趋成熟，并根据国民能力的开化程度，决定宪政进程的速度。

预备立宪的诏书发布了，然而，当时的社会朝野却不知道宪政为何物。正如梁启超所说：“三四年来，朝野上下，洋洋盈盈，皆曰宪政、宪政，然试叩以宪政果为何物，恐能对者什不得一二也。”[3]为了向国民普及宪政常识，明确筹备立宪的重点，指导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舆论骄子梁启超又拿起他那战斗的笔，一连发表了《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数十篇论文，论述了宪政的含义、宪政的实行重点等问题。

一、宪政的构成要件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是相对于非立宪的政治而言的。他说：“宪政也者，立宪的政治也者。立宪的政治也者，对于非立宪的政治而得名也。”[4]立宪政治的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因此可以说立宪政治就是“控权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自己的体制外壳，因此可以说立宪政治是“议会政治”；立宪政治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因此可以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和“舆论政治”。

(一)控制政府权力是立宪政治的精神特质

首先，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君主还是民主，而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有没有限制。梁启超说：“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限制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限制者，谓之立宪政体。”君主国实行专制政体的最多，中国数千年来实行的即是专制政体。但民主国也并非不存在专制，“若仅有一国会而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皆自此出焉，则其国会虽由人民选举而成者，亦谓之专制”，如欧洲古代的斯巴达、罗马的元老院。或者“虽有行政首长与国会两者并立，而国会毫无权力，徒为行政首长之奴隶者，则亦谓之专制”，如罗马凯撒、屋大维时代的政体等。立宪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国体为君主或民主，而在于“国权行使之有无限制”。[5]

在立宪政治下，不仅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国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也都是有限的。他说：“立宪政治，一言以蔽之，则权力有限而已。以议院限制政府，固政府之权力有限；以政府限制议院，则议院之权力有限。若夫所总揽国家之统治权，本来无限者也。而当其行使立法权，苟非自设限而使议院于其限内以行协赞，则议院无权以对待政府，而政府之权且过重；当其行使行政权，苟非自设限而使政府于其限内负责任，则政府无权以对待议院，而议院之权亦且过重。夫惟君权有限，然后政府议院之权乃各得发生，各得充实，各得保障。[6]

其次，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控制权力。梁启超认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才能使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受到控制。他认为，立宪国的特色有三：其一为民选议会。立宪国必有国会，其议员或全部由人民选举，或大部分由人民选举。国会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职权有两项，一为议决法律，二是监督财政。国会的作用就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使之不能滥用。所以，无国会不能成为立宪，有国会而非由民选，不能成为立宪，由民选国会而两项权力不圆满具足，也不能称为立宪。其二为大臣副属。立宪国君主所发布的诏书，必须有大臣署名才能发生效力。署名是要定责任所归，对于违宪失政之举，由大臣负其责任，君主不负责任。对于违宪失政的诏令，大臣应该据理力争，争之不得，应该辞职。如果大臣的署名只是“奉令承教”，动辄诿过君上，不能称为立宪。其三为司法独立。立宪国皆有独立的审判厅以行使司法权，所谓司法，就是“遵法律以听狱讼”，所谓独立，就是“审判官于法律范围之内，能自行其意志，而不为行政官所束缚”。只有这样，才能有公平的审判，人民的权利才能获得保障。“此三条件，规定于宪法中，而不许妄动，谓之立宪。”[7]

梁启超还提出用民权限制政府权力的观点。他说：“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那么，为什么要用民权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呢？出于对统治者的不信任，因为统治者的理性和良知是靠不住的，他们不可能都像禹、汤一样“仁慈睿智”。如果“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恒、灵者出，旁落大权，奸庸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如果没有民权，即使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统治者中圣人少而中材多，所以他们从善难从恶宜。掌权者“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欲使监督机制产生预期的效果，就必须把监督政府的权力交给人民，因为人民作为被统治者，既是权力正当行使的受益者，又是权力滥用时的受害人。他说：“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且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所得之也。”[8]

(二)议会制度是立宪政治的体制外壳

梁启超认为，在立宪政治下，民选国会的产生及其对于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政府权的行使，是立宪政体区别于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所以“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责任内阁也是立宪政治的一大特质，但责任内阁是以其对国会负责任而成立，并不是对君主负责任，所以无国会即无责任内阁。如果对于君主负责任就可称为责任内阁，那么，专制国的大臣哪一个不对君主负责？ 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的不同，就在于内阁对国会负责任。对于宪政而言，“舍国会以外，凡百庶政可以无需筹办也”。他批评当时的清政府非但不筹办国会，反而阻挠国会，舍宪政不办，却把宪政以外的事指为宪政，把与宪政不相关的事指为宪政。每添一局所，颁布一章程，任用一官，皆纳入筹备宪政的范围之中，“绝不能许现政府以冒筹备宪政之名”。他认为，在清廷所列的筹备立宪清单中，资政院和咨议局、户口调查、编纂法典、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官制和官规、清理财政、国民简易识字课本、变通旗制、行政审判院、宪法、议院法和选举法等十四项内容，只有议院法和选举法与筹备国会有关。他斥责清政府把宪政与普通政治混为一谈，把一般政治事务尽托于宪政之名。[9]

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议会不过是“舆论总汇”之地，只希望其发挥“博采群言”的有限功能，至多把它看成是“参与立法”的机关。梁启超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阐述了他对于国会地位和职权的观点。他说，各国议院的职权大小，千差万别，有的以议院为单独的大权机关，其权力不但在政府之上，而且在君主之上；有的与其他机关共同组成大权机关；有的兼为司法机关。各国议院共同的职权有：参与改正宪法之权；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事后承诺之权；质问政府之权；上奏弹劾之权；受理请愿之权。这七项职权，“苟缺其一，即不成为国会”。所以，清政府把议院单纯视为参与立法的机关，把其它的职权全部削去，与立宪国的法理是相抵触的。议院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特别是防止政府立法上的专横，使立法顺从人民的要求。除了参与立法之外，议院监督政府还有一项重要权力，那就是主持财政，协赞预算。预算案是政治方针的具体表现，议院有了协赞预算权，政府的施政措施就不得不通过预算而受到国民的公断。预算权与参与立法权相辅相成，才能完全发挥议院的功能。[10]

(三)国民支持是立宪政治的坚强后援

1907年，梁启超在他起草的《政闻社宣言书》中指出：要改造政府，反对专制，只有求助于立宪政治。立宪政治是什么呢？ “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良好的政府，“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改造政府的任务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和君主，政府决不可能自我改造，只有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才能改造之，改造政府的重任只能由国民来承担。他说：“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腐败不进步的政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久存，必定是国民甘于、安于腐败不进步的政治，专制政治的实行，必以国民的默认为后援。如果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为反对的意思表示，那么，专制的根基必定动摇；有多数人为反对的意思表示，就会永绝专制之迹。要使国民政治成为现实，其原动力不可不求助于国民自身，这需要国民具备三种素质：其一，国民参政的积极性，国民不能漠视政治，应该以政治为己任；其二，具备基本的政治常识，国民对于政治是否适当，具有判断的常识；其三，国民具备政治上的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国民具备上述三种资格，立宪政治才能成功。

在国会请愿运动期间，梁启超运用他的“国民政治”理论指导请愿运动。他说：“立宪政治者，国民政治也。欲宪政之成立，必须令国民中间之一阶级知政治之利害切己而思参预之，然后其精神有以维持于不敝。”欧美各国多以工商阶层为国民的中坚，而我国则以农民为国民的中坚，所以开发农民的政治思想，是今日中国的第一急务。国会起源于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原理，而中国的现行租税，其十分之九由农民负担。各国的租税立有系统，按照财政原则力求公平，而我国却偏于一方，集中在农民身上。农民已到了极端贫困的边沿，政府却还在增加税率、新设税目，其负担尽归于农民，使得“农民除转死沟壑外，更无他途”。他认为，设立国会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若有国会，则与政府财政计画，必当严为监督，租税系统，不容不斟酌至善，万不许如今日之毫无纲纪，偏枯一至其极”。但是，农民还不知道无国会的危害，“苟其知之，吾敢信其未有不呼天吁地以期其成者。而大陈其意以唤醒农民，则士君子之责也”。他号召各省的请愿同志会应该致力唤醒农民的政治意识。[11]

二、宪政的实行方案

在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中，从郑观应到康有为和孙中山，中国的有识之士主张以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为蓝本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中国宪政改革可以参照的宪政方案却有不同的版本，既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有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君主立宪方案，以及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代表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方案。这三种方案都在中国找到了主张者，革命派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后，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立宪派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即国民协赞宪法、虚位君主、民选国会、责任内阁以及地方自治；而清政府所推行的则是钦定宪法和大权政治模式。

1905年至1907年，围绕宪政的实行方案和路径选择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梁启超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种政体在甲国行之有效，在乙国就可能行之有害，或不能实行；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一个国家实行何种形式的政治体制，不是由该国的政治家决定的，而是由该国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梁启超倾向于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但是，他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这种体制的条件。

(一) 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

早在1902年，梁启超读了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两博士的文章，又考察了美国、瑞士、法国共和政体的由来，了解了共和政体的优点和缺点以后，思想发生急剧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禁冷水浇背”，惶惶然不知所从。因为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主治权与奉行权是分离的，主治权属于多数的国民，奉行权则被委托给少数的官吏。在权力制衡体制下，国家权力不能被滥用，所以才能使多数国民受到庇护，这是共和政体的长处。但共和政体也有短处，那就是国权微弱，再加上多数国民的意向变动非常，导致国家的基础不稳固。所以，这种体制对于国民的素质有极高的要求，要求国民具备共和的品德，受过良好的教育。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浸染了颓废的习俗，专务私益而不顾公益，教育缺乏，那么，实行这种体制就会未睹其利而先受其害，甚至蜕变为暴民政治。

共和政体也不是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只有在一种具有“特别结构”的国家，才可以行之而无弊，那就是奉行同一宗教，集合同一民族，社会上的各种利害关系不甚冲突，尤其重要的是国境狭小，如瑞士、美国独立以前的各州。不然，如果“种种阶级，互相悬殊，贵族与平民阋，资本家与劳动家阋，而甲族与乙族阋，甲省与乙省阋”，在这样的国家，要想实行共和以图安宁，无异于“蒸沙求饭”。

以共和的要求为标准考察中国的民情，他看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习性，适于其成反比例”。他说：“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其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但是考察历史，“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他说：我爱共和，更爱祖国，更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吾与汝长别矣! ”梁启超认为共和立宪不可行，那么君主立宪是否可行呢？也行不通。他说：“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思想的退步，不可思议。[12]

(二)国民不具备共和政治的素质

梁启超认为，专制传统和习惯使中国人养成许多人格缺陷：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的目的。这些弱点决定了中国人没有能力运用共和政体，因此，共和、多数政体不适宜当时的中国。[13]

三、宪政的路径选择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不仅不同意革命派的宪政实行方案，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与革命派也存在根本分歧，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把流血的政治革命作为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手段。梁启超说：“欲行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共和；欲行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14]他们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革命党要师法美国的民主共和政治，而美国的共和政治是以长久的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他们特别担心，社会动乱更加削弱国力，招致外国干涉，加速中国的灭亡。

(一)暴力革命的后果不可能是共和，而只能是“武人专制”

梁启超说：“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以革命力量一扫自古相传的风俗和习惯，把国家的最高目的放置在人民的肩上。但经过大暴动之后，出现的是激烈的党争和四分五裂的人民，不可能保持社会势力的平衡。这时，势力最猖獗的，即是鼓吹革命率先破坏的团体，而这个党派大部分属于无资产的下等社会，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不利于上层。其力量无所限制，必然日趋极端，遂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阶级之间连绵不绝的争夺。最后的胜利者，是从梦中惊醒的富豪阶级。他们出无量的代价购求和平，虽然取得胜利但却厌倦政权。这时的社会纷乱疲敝达到极点，非有更加强大的权力不能奠定秩序，于是君主专制思想复活。但君主专制政体已不可能再生，取而代之的则是民主专制政体，这就是法兰西大革命的教训。民主专制政体的兴起，开始必有一非常豪杰，假军队的力量掌握国家的实权。但是，新的统治者单靠军事力量总觉得根底浅薄，于是不得不追求法律上的合法性，举行国民的投票选举。“篡夺者”已经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必然尽全力以求当选。而这时的社会也渴望和平，于是万众的视线集中于这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常常以惊人的大多数欢迎他，把自己用血泪换来的自由委诸其手。这个篡夺者，无论称大统领还是帝王，其实行的必然是专制。该体制下的议院，也远在立宪君主国的议院之下。因为君主立宪国的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君主违背议院就是违背民意。而这种体制下的议院与强权者，同受权于民，议院与其相对抗的资本只是宪法的明文规定。但篡夺者以国民的骄子自居，可以随时提出宪法修正案，或者不经过议会直接举行国民投票，其权力伸缩自由。所以，民主专制政体的议院是“伴食议院”。[15]

(二)美国共和政治的实现路径是地方自治，而不是暴力革命

梁启超把美国的共和政体比喻为一栋建筑物，它的形成过程是“先有无数之小房，其营造不同时，其结构不同式，最后乃于此小房之上，为一层堂皇轮奂之大楼以冀蔽之。而小房之实体，毫无所毁灭，毫无所损伤。盖小房非恃大楼而始存立，大楼实恃小房始存立者也。设忽遇事变而大楼忽亡，则彼诸小房者，犹依然不破坏，稍加缮葺，复足以避风雨而有余”。美国的各州政府譬如小房，联邦政府譬如大楼，“各省政府之发生，远在联邦政府之前，虽联邦政府亡，而各省还其本来面目，夫为多数之小独立自治共和国，而可以自存”。也就是说，美国的共和政体并非成立于合众国，而是成立于组成国家的各省；并非成立于各省，而是成立于组织一省的各市。美国人的自由并不是独立战争后才开始发生，而是独立后得到巩固。世界上没有突然发生的事物，假如美国人以前没有自由，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战争就得到完全无上的自由。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却变为暴民政治，随后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历八十年还没有达到美国的程度。再如南美各国以革命求自由，六七十年来，每四年发生一次暴动，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16]

梁启超考察了美国宪法发生、发展的历史。美国未有共和宪法之前，已经久行共和立宪制度，举办地方自治，富于政治经验。合众国宪法颁布以后，其母国良好的政治习惯，即两大政党的习惯，又在该地发生。所以，英国宪法是自然发生的，而美国宪法则发源于殖民地成立之时，以殖民地时期长久的地方自治为基础，而不是一场独立战争所能造就的。[17]

(三)暴力革命招致外国干涉，加速国家的灭亡

梁启超认为，种族复仇“必出于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必至于亡国”。[18]他断定：“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19]立宪与亡国相比较，宁肯含垢忍痛，不愿做亡国的罪人。

首先，暴力革命必然含有排外的性质，并且是革命军无力控制的。从我国历史上看，凡一支革命军兴起，稍具势力之后，必然有其他的革命军与之响应，在政治家的煽动下，那些毫无秩序意识的国民加入进来，其危险和混乱状态不可想像。就拿日俄和议时日本国民的暴动事件来说吧，提倡者最初的动机是愤怒于政府的外交失败，而要求停止签订条约，决不含有排外的性质。但是，后来事态失控，发展到向俄国、法国教会和居民施加强暴，幸好日本的警察力量强大，暴动的时间又短，才没有酿成其他的事变。日本人久受教育，已经渐渐地具备法治国国民的资格，但是，其一旦成为感情的奴隶，也能生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乱象，何况是我国国民的暴动？我国的暴动革命所波及的面积更广，经历的时日更长，参加的人数更多，并且我国的国民受几千年来的遗传习性的影响，本来就有排外的思想，再加上近年来各国与我国积怨很深，国民早就跃跃欲试，准备一雪耻辱，一旦揭竿而起，必然是万里响应。

其次，暴动必然给社会造成破坏，而破坏之后并不能建设。共和政体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人民具备若干资格之后方能实行，不然，如果强行效仿，只能徒增扰乱。法国以及中美南美各国的实践，都是前车之鉴。这些国家因为总统选举，动辄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每三年或四年就要发生一次暴动，其原因都是因为不适于共和而强行共和所致。我国的国民程度还不如上述国家，如果在暴动之后贸然建设共和政体，因为攘夺政权而发生的悲剧会更加惨烈。尤其危险的是，当新破坏而未能建设之时，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时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灾之后，人民生计艰难，加上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发生，而政府的军队有限，于是秩序一破，不可恢复。[20]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宪政之路是渐进式的，通过教育和启蒙养成有秩序的国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政治进步可以采用的唯一手段是“要求”，而不是“暴动”，“要求”是实行政治革命的唯一手段，政治上的正当要求，也是救国的唯一手段，中国是否有救，要看人民是否“能为要求”和“肯为要求”。但是，如果统治者顽固不化，不顺从人民的要求，该怎么办呢？梁启超说：“要求不得而继以暴动，君主惮暴动而遂应其要求也。”所以“种族革命，适以助政治革命之成功也，质言之，则排满者适足以助立宪者之成功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并非绝对的反对暴力，但暴力只是一种济变的手段，是最后的武器，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不可滥用，“用之必在要求而不见应之后，且所施者限于反抗此要求之人”。[21]

注释:

[1]《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佚名辑《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立宪应如何预备施行准各条举以闻谕》，佚名辑《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3]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上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36页。

[4]梁启超：《宪政浅说》，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7页。

[5]梁启超：《宪政浅说》，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8页。

[6]梁启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5页。

[7]梁启超：《宪政浅说》，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7 - 958页。

[8]梁启超：《立宪法议》，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0 - 923页。

[9]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上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36 - 646页。

[10]梁启超：《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856 - 859页。

[11]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 - 1072页。

[1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 - 461页。

[13]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88 - 791页。

[14]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0页。

[15]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 - 167页。

[16]梁启超：《美国政治略评》，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92 - 796页。

[17]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6- 248页。

[18]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37页。

[19]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5页。

[20]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0 - 294页。

[21]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33 - 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