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公共食堂，退出权，饥荒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刘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刘愿，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E-mail：hope428@163.com.
“大跃进”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其成因逐渐得到较深入的研究，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和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饥荒的三大主要成因。《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以下简称《退堂权》）一文从农民自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对饥荒的爆发、加重和结束的影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在大饥荒成因中的关键性作用。《退堂权》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之余，如果农民口粮得到有效消费，而不是强制性地集体化，大饥荒是否可避免？该文指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做法，彻底破坏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机制，使在口粮紧缺情况下传统的公共及家庭层面的赈灾机制失效，从而导致一系列后果，包括粮食首先遭到过度消费，进而遭到干部的贪污和侵蚀，食堂本身的低效和它所代表的基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理念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农民丧失任何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这也揭示了为何“大跃进”饥荒竟然绵延三年，直至农民被允许退出食堂，饥荒才在农民人均粮食消费跌至最低点的时候竟又迅速停止。因此，《退堂权》一文在肯定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及其解散是“大跃进”饥荒触发和结束的最重要的成因。
杨涛和范子英对《退堂权》一文提出了若干评论意见。杨涛认为，集权体制、计划严重失误与政治行为三因素相互作用，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继而导致饥馑荐臻的最主要原因。作为一般的原则，杨涛提出的这些导致饥荒的因素自然是有道理的。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想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的假说虽有道理，但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饥荒，饥荒成因研究需再往前推进。所以，《退堂权》一文强调，离开强制性的食堂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笼统地讲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都无法解释如下的问题，即中国的路线在20世纪60年代后至改革开放前变得越来越“左”，领导的方式也越来越集权，中央计划的失误也因“文革”的原因而越来越严重，但大饥荒在1958—196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显然，杨涛提出的三大原因如果不进一步往前推，其解释力是不够的。
杨涛提出饥荒的爆发及结束可能存在一些公共食堂以外的因素，如1958年部分地区粮食大量外调及高强度劳动，饥荒后期合理的粮食调配帮助中国走出低谷。
范子英认为1958年粮食丰收是不可信的，公共食堂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且公共食堂制度并未一贯彻底执行。他再次强调了“大跃进”饥荒的缺粮区偏向和达尔文效应。本文沿着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线索再次厘清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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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
在肯定“大跃进”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退堂权》一文突出强调了三位一体的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在饥荒爆发、加剧和结束中的关键性作用，这可看做是对杨涛提出的集权、计划严重失误及政治行为是大饥荒的三大成因的向前推进和具体化。中国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激进主义政策和集权加剧的过程。但在种种政治激进主义政策中，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激进，只要没有强制性公共食堂作为这种激进主义的主要内容，饥荒就没有发生。公共食堂将集权体制发挥到极致，农民因此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吃饭权。这在饥荒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中国“大跃进”饥荒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口损失的根本原因。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实质是，国家和集体为实现赶超目标剥夺了农民个体的自由选择权，致使农民陷入一种制度绝境；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在于，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安排口粮和来自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副食品，排除了国家和集体对家庭消费的非正义的剥夺。
饥荒，是人类社会中人际间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部分人可能在粮食产量未显著减少甚至粮食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因“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38而死亡。因此，避免饥荒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要赋予所有个体平等的自由选择权。这或许是上至洛克、休谟、斯密，下至哈耶克、森等一系列政治哲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阐述自由之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