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瑗
赵启正，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任上海副市长时曾兼任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届主任，被称为“浦东赵”。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通过各种传媒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新闻官”、“公关总领”。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则活跃在公共外交的舞台上。日前，赵启正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表达中国应当注意效果
《南风窗》：6月30日，11家中央部委的新闻发言人亮相中央外宣办的记者见面会，有媒体注意到，见面会的背景板由“国务院新闻办”换成了“中央外宣办”，外宣这个词好像并不被国外媒体看好。
赵启正：宣传这个词对外翻译已经不用Propaganda(字典上不准确的“宣传”翻译)了，Propaganda在西方的语境中确实带有贬义，但是在中国，或是在中文中这个词没有问题。惟在对外交流时，中文的“宣传”，可视语境(上下文和表达场合)译为接近英文“说明”的诸词(explain、show、present、discourse、describe等等)。
《南风窗》：您怎么评价我们外宣的现状？
赵启正：在明显的进步中。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使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由10年前的10：1 逆差缩小到现在的5：1。我们国际广播电台对外网络有60多种语言网页。央视有英语、中文国际、法语和西班牙语频道，海外用户超过1亿户。中国大型海外文化活动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有38种外文报纸、3000多个海外听众俱乐部等，逐步构建起了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新体系。
《南风窗》：您认为应该用怎样的方式传播中国？
赵启正：外国人和中国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也不同，我们常说的一些词汇，他们可能从来就没学过，也就是说他们常用的词汇表和我们常用的或熟悉的的词汇表一部分一样，一部分不一样，并且有些词的内涵也不一样。比如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怎么认识，甚至分歧很大。所以我们在表达中国的时候应当注意效果，不能够用国内的表达习惯去跟外国人交流，对外演说、对外的的文章要明确地意识到是与外国人在沟通——要想象着，你面前的人是外国人。要多讲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话，它相当是维生素C，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那么，与其给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即由外国人听中国故事，由他们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就给他们一个消化和体会的余地，而不要由我们去告诉他们维生素C是什么，有什么好处。更不要把苹果中的维生素，提炼成药片给他们吃，那不好吃，效果也不好。
《南风窗》：那么，在对外传播中在迁就外国人的理解的习惯时，我们怎么选择要表达的内容？
赵启正：因为汉语和外国语言差异很大，首先是跨越语言的困难，不仅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差异，而且词汇的对应有相当大的宽泛性。我们需要在对外表达时在语言表达上要迁就他们思维方式，但在在语言表达的内容上以我为主：要选择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他们又有兴趣的地方开始，这样才能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同时，我们并不要求对方听了我们的演说、读了我们的文章态度马上有转变，只要他说“喔，我知道了，原来如此！”足已。这目标是有限的，也是现实的。
《南风窗》：您在上海给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演讲中提到上海世博园内美国馆用简洁的方式传递了美国价值——多元化、创造性、乐观精神。而在此前，我因为要参加复旦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沙龙，通读了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我发现要记住它们很困难。这是否表明既有的官方话语体系有所不足？
赵启正：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传统的继承和当代的创造的结合。传统的价值观在与时俱进的情况下形成当代价值观，那么，也即价值观的表达在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时间去提炼，那么，谁去提炼呢？人民去提炼。认识任何事情都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练，简练是一种美，提炼是一种过程，现在提炼不出来，过几年就提炼出来了，不必操之过急。
《南风窗》：您认为我们国家的媒体也要报道我们的缺欠的方面吗？
赵启正：我们的国家的媒体，肩负对外表达的任务。应该对外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既要表达中国的建设成就，同时对我们的缺点也不要回避。真实的中国容易被理解，容易被信任，对不足的表达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这些不足的方面或缺点，意味着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了，这又成为我们新的内容的表达。中国一边进步，一边解决不足的方面，就表明中国大有希望。过于完美的报道反而容易失去读者。
《南风窗》：您非常强调表达真实的中国，可我们的媒体在进行批评报道的时候常常会面临阻力。比如对于世博的一些参观者的表现不好的报道，我们可以从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西方媒体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媒体很难刊出，那么如果只有正面报道，可不可能表达全面真实的中国？
赵启正：我知道许多西方报纸报道了世博上少数参观者的行为缺点，如随地抛果皮、废纸，还几次说道世博会有1500张轮椅供残障者使用，但有健康的人冒充了残障者走了绿色通道。考虑到于每天40万参观者，虽然是少数人的表现，杜绝这些现象也难立竿见影。我也看到上海的报纸和电视台对此有所批评了。我看，与其靠在媒体上反复进行批评报道，不如请志愿者现场帮助提醒，旁边的游客也得说话，群众的力量最有效！
《南风窗》：两会新闻发言人制度被认为是向境内外媒体传播中国的很好的制度安排，您作为政协的新闻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一角色对于向世界说明中国所起的作用？
赵启正：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都是现场直播，并且都有英语翻译，所以两会的新闻发布会是强大的传播平台，并且一年才一次，十分被国内外媒体所重视。对发布会，我们极其重视，准备也相对充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会作预测。当然，现场还是会有些问题是没有准备到的，就要靠平日的积累来回答了。我也想强调一点，记者提的问题的质量非常重要，问题鲜明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问题，问得好，引出答得好，就受到普遍欢迎。就是如果问题不够好——不是重要问题，甚至问题不清晰，回答就会很疲软，所以我们很希望记者提出高水平的好的问题。
中国要开发公共外交的力量
《南风窗》：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西方媒体直指中国代表团表现傲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指责最强有力的回应来自2010年3月的温家宝总理两会答记者问。我们到底该建立怎样的传播体系主动传播我们的信息、观点和价值？中国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作用？
赵启正：你不讲故事，别人就会讲故事。别人讲假故事，你再讲真故事，按照“先入为主”的习惯，真故事就未必能战胜假故事。在哥本哈根会议共有4，5000人注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占了三分之二。也就是形成了政府代表团、媒体和非政府机构的混成的外交阵容。当时说这事的主要是传媒，有民间人士通过传媒在帮腔。政府表达是很严肃的事情，需要调查清楚才能表达，而且只字都不能差。而公共外交就相对宽松很多，只是代表公众，而且不是全部公众，仅代表说话人的立场。我们的政府力量很强，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缺乏公共外交的力量，我们缺乏这样的在国际场合说话公众人士。公共外交中媒体的作用很重要，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公共外交的作用和影响就会相对弱小。
《南风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固然有西方媒体的立场、价值、利益所导致，但是，这也跟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出的声音太少、太弱有关，这是否意味着，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符？
赵启正：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与中国的实际的估计地位不符，弱于中国的实际地位，这急需改善。外媒对中国有偏见有很多原因：一、由于原来国际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少，就给了这些媒体失真报道的机会；二、确实有意识形态的隔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作的事情报道特别刻薄；三、就是商业利益，他们比较愿意报道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消息，比较容易获得市场利益，时间长了，甚至培养了对中国有偏见的读者。
《南风窗》：中国应该怎样打造出在全球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
赵启正：加强我们媒体的建设首先是加强人才的建设，要有高水准的、能够驰骋国际舞台的编辑和记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比较短，队伍形成需要时间。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记者不努力，而是成长需要时间，这比经济人才的成长可能还要费力气。
《南风窗》：跟体制也有关系吧？
赵启正：任何事情都跟体制有关系。
《南风窗》：您曾经说过，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来填补早已存在的舆论鸿沟。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出去，首先在于中国人自己的沟通能力。您多次说公共外交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要方式。您怎么看待公共外交在树立国家形象中所起的作用？
赵启正：从当前国际外交的趋势来看，各国不仅重视政府外交，而且重视公众外交，后者也成为了整体外交中的重要力量。公众的对外表达并不能代表政府、国家去谈判，去签订条约；但可以从他们所在的工作领域更加细致地表达中国国情，更加具体地解释他所在领域的对中国的不解，同时倾听和了解外国的较深层的想法和情况。也许人们会发现，中国政府表达和民众表达的观点相当一致，这说明中国政府外交得到民众的支持，让政府外交更有力量。
《南风窗》：上海世博给中国提供了公共外交的最佳舞台。而您也说到公共外交传播更真实的中国。我注意到，最近很火的传播工具——微博，被认为是更具互动性的自媒体，公众的意见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和自由的表达。微博对于世博信息的传播，尤其是一些负面信息的传播也会被过滤，过滤后的信息传播是否还能够充分表达一个真实的世博？
赵启正：你的负面消息的定义我不太清楚。中国的新闻报道应当追求正面效果，正面效果就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消息本身有时不太容易区分正面和负面，比如交通事故和矿难，报道之后却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正面效果，是否是正面效果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报道要追求正面效果，而实事求是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南风窗》：世界新闻传播的不平衡状态使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片面和负面状态中，中国在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中应该有怎样的作为？
赵启正：中国在国际上是以推动和谐社会为宗旨的，当然我们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以不损人利己为前提，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同时对世界和谐有促进。我们就要进一步去做，这样，世界公众就会对中国有越来越正确的认识。国际传播的新秩序的表征之一就是提倡以充分的对话，弱化国家间的动不动就发动“制裁“的潮流，媒体要为国际对话多做贡献
《南风窗》：您一直主张跟不的同文化对话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例如，您跟帕罗的《江边对话》一书，以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增进了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和中国宗教政策的了解；您和奈斯比特夫妇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使得中国读者明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中国应该怎样与世界进行有效的沟通。您为什么如此重视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人的对话？
赵启正：世界有65亿人，在经济全球化、通讯全球化的背景下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既然距离近了，新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只有充分的对话才能充分地避免冲突，对话是避免冲突的最好方式。而有的人认为，不必对话，而是用制裁的方式或者显示实力可以解决冲突，这个做法不好。
世界上有宗教信仰的人有50多亿，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没有信仰，我们有文化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话；在《圣经》中有“要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要如何对待别人”，这是上帝的意思。两种信仰有什么区别？宗教信仰多了一个神。我个人认为，文化信仰比宗教信仰更宽容，更超脱。
要解决这个复杂的社会、这样急剧发展的世界的冲突和问题，唯有对话。中国的年轻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应该学习交流和对话的能力。
《南风窗》：中国的普通公众又可以以怎样的方式与世界沟通？
赵启正：这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首先是要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多元性是指民族，多样性是指形式，如绘画、戏剧、文学作品、诗歌等。文化中的价值观、各民族的差异性很大，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另眼看待，不歧视对方才是最正确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