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克兰市白人交警约翰尼斯·梅塞勒在执行公务时开枪打死一名叫格兰特的黑人，梅塞勒的审判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7月8日由陪审团判定为过失杀人罪，虽然引起许多人的抗议，认为定罪过轻，但陪审团裁决的权威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

在美国的审判制度中，陪审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陪审团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组成，决定嫌犯是否有罪。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在具体案件中能否担任，却必须经过严格筛选。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关联的人不得入选。而且有观点倾向的候选人也会被筛除。这是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之见而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也是为了保证常识判断的客观中立。

梅塞勒一案中，检方提出，案发时梅塞勒“完全失去控制”，向格兰特开枪是主观故意行为，理由是认为格兰特拒捕，应该以二级谋杀罪名起诉梅塞勒。但是，辩方提出了不同的立场：枪击案是一起事故，梅塞勒并非有意枪杀格兰特。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不仅是警官梅塞勒的“行为”，而且更是他的“动机”。陪审员不能把梅塞勒的脑子剖开来，把现成的“动机”取出来，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录像、旁证等)把“动机”推理出来。这样推理出来的证据只是“可能是真”的动机，也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是真的”，它虽然不是确实无疑的真实，但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所能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真实了。

那么，梅案的陪审团是如何来决定“动机”的呢？陪审团并不认为梅开枪是因为他不尊重格的生命，故意要把他打死(二级谋杀)，陪审团也不相信，梅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一时理智不清地开了枪(故意杀人)。他们认为，梅执行警务中有过失，但并不是恶意伤害，因此是非故意杀人。在讨论此案前，法官已经先排除了“一级谋杀“(有预谋地故意杀人)，所以陪审团只有三个选择：二级谋杀、故意杀人和非故意杀人。陪审团选择了第三种可能，将此确定为梅犯罪行为的“罪行”。

在确定梅罪行性质的时候，陪审团依赖的是他们的常识。常识是可以用直观把握的那一部分经验，也就是基本事实。在梅案中，基本事实是，梅动枪了，格死了。无论怎么辩，都改变不了“杀人”的事实。常识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排除法”逻辑。梅只可能犯下上述三种罪行中的一种，确定是哪一种就可以了，至于那个名称是否百分之百切合梅的行为，那就留给以后写法律条文的人去操心吧，这不关陪审团什么事。“排除法”的原则很简单，是A就不能是B，在A、B、C这三种选择中，不是A或B，就一定是C，是C就不可能是A或B。

对梅案的陪审团来说，运用常识来判断案情，是他们能够胜任的。这个案子是7月2日(星期五)交给陪审团的，周末不工作，周一又是7月4日独立日调休，所以星期二才开始讨论，可是偏偏那天有一位陪审员病了，讨论推迟到星期三，又出了状况，是另一位陪审员事先已经跟法院说过，星期三要去度假，不能来，于是又要马上找一个替补他的，而换来替补，还得从头开始做全体讨论。就是这样，事情也不顺利，星期三的全体讨论时间不得不缩短，因为又有一位陪审员那天与医生预约，得去看病。因此，一直到星期四，全体陪审员才算坐在一起做了全天讨论，花了大约6小时，得出了梅警官非故意杀人的定罪决议。

美国的陪审团常常被看成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最弱的一环，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文化程度不等，各行各业都有，唯独没有法律界的(直接亲属是法官的，会被筛除出去)。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法律门外汉来担任“法官之上的法官”呢？这是因为，只要法律足够明确，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那么，任何普通人都能独立思想，做出理性判断。陪审员独立于政府、司法系统和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因此也是值得相信的。难怪杰弗逊会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